今風細雨話經濟（四）

今風細雨話經濟 (7) 畢業生

現在中國大學生就業和工資問題是由於供給過多（嬰兒潮和高教擴張）以及技術訓練和需求的不匹配。

我們基本上取得了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大學生就業和工資是取決於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

隨後，我引用了David Card和Thomas Lemieux2001年的一篇文章，他們發現美英加的嬰兒潮（尤其是大學生）沒出現這種供給上升，就業和工資下降的現象。

他們（還有俺）給出的解釋是：

（1）人家沒搞教育大躍進，所以大學生供給不僅沒增加，而且是相對的少了；

（2）50年代嬰兒潮這代人在美英加引發了新技術革命。信息通訊技術席捲全球，使得他們成為經濟全球化下的超級明星。美英加的這代人是新技術（也就是高生產力）的象徵，市場對他們的需求相對的高了。

所以，美英加的嬰兒潮大學生最終沒變成社會棄兒，而中國的嬰兒潮大學生卻在邊緣化。其原因就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和嬰兒潮的自主創新機制不同的結果，簡單的說就是時也，運也，命也（群和時代）！

那麼，當代大學生如何破解這個局呢？

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增加個體的人力資本的途徑有三：教育，工作訓練和移民。

先說教育，99年後的大學生在教育上是吃了大虧（技能訓練的矯正時間太少）。牆內損失牆外補，既然套牢了,就在學校多待一點時間，以時間換空間。學校待的時間長一點，得到指導的可能就更大些，技術等級可以提高一些，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高等教育擴張後，研究生教育也立刻擴張。

90年代我在中國讀研究生時，全校不到100名研究生，博士也就3，5個。50多個教授一人帶一兩個學生，每個星期除了上課，就是和導師坐而論道，和英國的導師制差不多。前兩年回去，全校將近2000名研究生，一兩百博士生。以前的老教授卻已經死了一半，年青的沒有一個能提得起來的。我想，其他院校也大致如此，理工科院校可能好點。

所以，搞高等繼續教育是換湯不換藥，慢性自殺罷了。

再說企業培訓. 企業家不是傻子，能夠理性預期到這幾屆的畢業生生產力比較低。他們會縮小自己的需求。這種情況在經濟衰退時更加嚴重，大學生不如熟練工好鑒別。所以，有沒有機會得到企業培訓都是成問題的。

另外一點就是，人力資本分兩種：一般性人力資本和特殊性人力資本（Gary S. Becker ）。前者包括語言，計算和原理等通用知識和技能，在什麼單位都用得上的。這種人力資本主要由教育提供；而後者就只能在特定的單位用的上。企業培訓會側重只和本企業有關的特殊性人力資本。因為，如果企業送員工去讀大學。員工在畢業以後，一般性人力資本上升，可以跳槽到其他公司。所以，企業培訓只會注重特殊性人力資本，替代不了教育的作用。

最後說移民，其實中國近年愈演愈烈的出國潮也是嬰兒潮尋求人力資本不衰退的結果。到發達國家留學乃至移民是保證個人技術水準的，尤其是一般性人力資本的方法。能出國當然好，對自己對國家都有利。可是，出國費用就是這個方法的壁壘。

現在國內的有些官員認為大學生不要就盯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到邊遠地區去鍛煉。這是和當年解決中國50年代嬰兒潮的辦法一樣，上山下鄉，也是一種移民吧。

且不說，要你受了四年大學教育，還沒有回報父母，就去邊遠地區你願不願意？本來人力資本就少，去了以後就直接清零了，這就是DIS-SKILLING的問題。在6070年代叫返盲現象，就是受過教育的人重新變成文盲。現在，只是程度不同。

好了，傳統的三種辦法都在國內用著，但是都行不通，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又有一些御用文人跳出來，你看，美英加通過創新解決了嬰兒潮就業問題，我們也要搞創新。

於是，什麼大學生創業大賽，大學生創業孵化器，大學生輟學辦公司等等風起雲湧，恨不得再造一百個BILLS　GATES。

這恐怕是癡心妄想！

這個帖夠長的了，下一帖就講創新和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的關係。

今風細雨話經濟（8）老大靠邊閃

國人討論問題先要定義概念，然後用概念去套現實，一旦現實不符合既有的概念演繹就或爭論不休，或尋求權威解釋。

這本來就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特徵之一。

相反，英美法系重歸納，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英美法系中基本上沒有大陸法系中的法典，也不推崇成文法中的概念。

作為一個純粹的歷史經驗主義者，我不會貿然地給出一個關於民主的概念（因為它太豐富了太重要了），然後要全部人同意我的概念，然後再單方面宣佈自己的勝利。

我還不至於淺薄到這個程度，也沒有狂妄到這個程度。

不過，後面我會舉例子來描述它。舉的例子多了，它的特徵就描述出來了。自哈佛商學院以案例分析為主要教學方法後，這是一種普遍接受的方式。

我們討論民主和創新這個問題的目的主要是看中國這一代的年青人有沒有可能在這方面突破，擺脫嬰兒潮和教育大躍進的困局，就像美英加的嬰兒潮一樣，為個人創造出巨大財富，同時把整個中國社會帶到一個新的高度。簡單的說就是1963-95出生的中國人的歷史地位問題。國內一直在關注了這個問題，但是隔靴搔癢避重就輕的居多。我會揭示這些現象後面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

好了，解釋了一下方法論，我們繼續：

說起那個金剛圈，去年我在陳家村認識了一位陳鐵匠，他手工精美、價錢又公道、童叟無欺......竄詞了

說起這個創新問題，已經成為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金剛圈。

熟悉中國歷史尤其是科技史的朋友都清楚，在人類有記錄的歷史中，尤其是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中國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是這個星球最大最強的國家。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規模最大，人均收入最高，還表現在中國是世界科技發明的領跑者。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5世紀，中國在人均產出（也就是人均生產力，或人均效率，或科技水平）上突然被歐洲超過了。

但是，由於中國人口的龐大，中國仍然維持了世界經濟總量第一的頭銜。

在1820年，中國還佔有全球GDP的32.4%（ECONOMIST，2008，　MADDISON'S　ESTIMATE），但是科技已經完全落後於歐洲。隨後在1839-1842，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戰敗，被迫割讓香港。

回顧這段歷史，是想說明科技創新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引出一段著名的公案：李約瑟之秘（The Needham Puzzle），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

（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CH, FRS, FBA December 9, 1900–March 24, 1995，英國生化學家，中國科技史學家，中文名李約瑟.）

李約瑟自己，還有黃仁宇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

有一些學者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是因為中國人口多到不需要技術發明的程度（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而歐洲地廣人稀需要科技發明來替代勞動。

依我看這些解釋都欠妥當，連李約瑟自己都承認在中國技術創新速度在15世紀並沒有下降。而且，在整個1500-1900期間，中國的發明創造的速度和以前幾乎是一樣的。

我1997年去參觀江西省一個科技館，他們收集的歷史資料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明清兩朝的農業科技發明並不比前幾朝少。而且所有的科技發明都在節餘勞力而不是要求更多的勞力，所以有人說中國的科技發明是勞動力密集型的，這也是沒有證據的。

所以說，不是我們不行了，而是人家太行了。不能怪弟兄們不努力，是共軍的火力太強大了。

中國的經濟問題還是由中國經濟學家來解釋好。

隆重推出本系列目前為止的第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

（Justin Yifu Lin）

我在國內的時候，他從芝加哥大學回來,帶來了很多好東西。其中就有1995年發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這篇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我就不給他唱什麼讚美詩了，讓我們來想想什麼是創新。

我想大家基本上會同意，創新無非就是通過做試驗來找到一種更有效率的方法，也就是林毅夫所說的試錯（Trial and error）。

我們假設做一件事（比如說為金字塔運石頭）的各種方法在效率上符合正態分佈，出現效率高的結果很小，出現效率低的結果也很小。大多數人做這件事的效率就反映了整個社會的技術水平。

如果有人發現了效率高的方法（比如說輪子），並且把它推廣到整個社會，這個做事的正態分佈的均值就在向高效率移動。整個社會的技術水平就上升了。

好了，發現高效率的方法就去決於這個社會有多少次試錯。社會上試錯的次數越多，發現高效率方法的可能性就越大。

社會總試錯次數取決於社會的人口和每個人的平均試錯次數。

答案就出來了：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國或是西方世界，新技術的發明一般來自於直接從事生產的工匠或是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偶然的偏離常規方式的試錯的結果而發現。

林毅夫總結說：

在工業革命前以工匠和農民的經驗為主要來源的技術發明，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而非發明者有意識的、具有經濟動機的活動的結果，其創新主要依據經驗對現有技術作小修正而產生（Musson，1972）。從概率的意義上，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各類發明者「試錯和改錯」的實踐經驗越多，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1986）。中國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並不是最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東低，太平洋季風帶來的雨水集中在光熱條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國的土地在適合的工具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種植可以供養人口數量較多的高產糧食作物（Temple，1986），因此，中國的人口總量自古以來一直遠高於歐洲，這種人口數量使得中國在技術發明上具有優勢。但是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發明方式，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技術發明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終將趨於停滯。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92669 《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也就是說，自秦統一六國以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一直保存一個大一統的格局。在國家安全得到保證的情況下下，自然地理條件使我國的人口高於歐洲。而人口多，產生高效率試錯的可能性就越大，科技發明就越多，人均的產出就越高，國力就越強。國力越強，人口就越多，發明就更多，人均的產出就更高。這樣一個良性循環是古代中國可以稱霸世界的根本原因！

比如說：

漢朝（公元前220-公元後220年）的人口是大概4-6千萬，而當時的歐洲人口大概是不到3千萬。

唐朝（公元618-907年）的人口是大概5-7千萬，而當時的歐洲人口還是3千萬左右。

宋朝（公元960-1279年）的人口是大概1個億，而當時的歐洲人口大概是不到6千萬。

元明清朝（公元1279-1911年）的人口是從1億漲到5億，可是歐洲人口在這段時間突飛猛進居然也上升到了將近5億。

(DATA　SOURCE：A.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eritage of China, ed. PaulS. Rop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 227).

所以，中國的人口優勢在明清朝已經消失。更為重要的轉變是技術創新的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歐洲出現了以作試驗搞發明為生的職業科學家團體！

還是看林的總結：

歐洲在前現代社會由於人口規模相對中國為小，工匠和農民的數量和相伴隨的生產實踐的經驗也相對較少，因而在前現代社會的經驗型技術創新中處於劣勢。但是在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後，實驗方法被廣泛運用（Mathias，1972），「試錯和改錯」的次數不再局限於具體的生產實踐，因而大大增加。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科學和技術的結合日益緊密，特別到19世紀中葉，科學已在技術發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9），使得技術發明遭遇到瓶頸時，能夠經由基礎科學研究的努力，增加對自然界的認識，打破技術發明的瓶頸，擴展新技術發明的空間，而使得技術創新的不斷加速成為可能（Kuznets，1966）。

到了18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漸轉變為「為發明而發明」。這種有針對性的實驗活動，代價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經濟考慮，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商業利益的制度可能確有利於這種實驗型的技術創新活動。《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所以，古代中國靠人口不自覺試錯而獲得的，以經驗為主的技術創新方式，已經無法和歐洲職業科學團體建立在科學革命的基礎上的，以實驗為主的技術創新方式相抗衡。

中國的衰退始於此，當代國人的困境始於此。

老大從此靠邊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