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學派」和「鹹水學派」之爭

——辯題：財政刺激能否解決經濟危機
 
作者：于曉華 來源：中國經濟導報

     在全球政府制定抵抗經濟危機政策的時候，出現了經濟政策一邊倒的情況：以大規模的財政刺激為政策主軸。可是國際上，經濟學學術界又在爭論著一個已經爭論了快100年的命題：財政刺激政策是否有效？如果財政刺激政策沒有用，該怎麼辦？因為各國的利息已經降到了無法再降的地步，所以在貨幣政策方面並沒有很大的爭論。
　　 這次學術爭論雙方的主角還是「鹹水學派（Saltwater School）」和「淡水學派（Freshwater School）」。
　　 「鹹水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布賴德·德龍（Brad DeLong）。這一學派在政治上屬於自由主義，在經濟上信仰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危機或者大蕭條，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只有增加貨幣供給和政府用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才能幫助經濟脫離不景氣。這一學派的主要擁躉為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等美國東西海岸地區的大學裡的經濟學教授。因為靠近海邊，所以被稱為「鹹水學派」。又因為他們信仰凱恩斯主義，所以又被稱為「凱恩斯主義學派」。
　　 與「鹹水學派」持相反觀點的就是所謂的「淡水學派」，認為經濟危機只是一個經濟週期的必然現象；經濟危機是好的，可以幫助市場出清，和幫助經濟「破壞性重建」。他們同時認為財政刺激會擠出私人部門的消費和投資，所以對經濟刺激效果非常小，而且還是要很長時間的才能顯示出很小的經濟效果。他們反對經濟的大規模刺激，主張減稅，認為要讓老百姓來決定花錢。他們主要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支持市場中心主義，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主張小政府。主要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學的法瑪教授（Eugene Fama）、科赫然教授（John Cochrane）以及貝克爾教授（Gary Becker）。因為芝加哥大學坐落在五大湖邊，所以這個學派就被稱為「淡水學派」或者「甜水學派」。他們的觀點來源是古典的「李嘉圖均衡」和「薩伊定律」，所以這個學派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派」。
　　
　　凱恩斯主義的輝煌時代
　　
　　 經濟成長和僱傭增加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核心。以大衛·李嘉圖和薩伊為代表的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在19世紀開始就篤信「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和產出的總價值和國民收入在會計上應該是恆等的，所以在市場上可以通過價格調整而產生足夠的需求，從而使社會處於完全僱傭的狀態。他們認為發生大蕭條是因為生產的動力不足；大規模的失業是由於很高並且剛性的工資，不能自由調整。他們認為要增加就業就必須取消工會，取消長期就業合同，取消最低工資等，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使市場能夠充分調節。
　　 在宏觀經濟政策措施上，古典派相信所謂的李嘉圖恆等關係（Ricardian Equivalence）和財政觀點（Treasure View）。李嘉圖認為政府發行債務和增加稅收在效果上是相同的。比如說，在利息一定的情況下，國家為了融資1000塊，可以一次性收稅1000塊，或者國家發行債券，然後每年支付利息，在經濟效果上是相同的。這樣，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就不能起到刺激經濟的效果。
　　 財政觀點由20世紀20年代英國財政部官員提出。他們認為國家沒有辦法增加就業，增加支出和減稅都不能達到目標。因為從總額上講，國民收入在一定時間內是一定的，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支出一定需要一定的資金，這必然會是從別的私人部門轉借而來。同時，正如費希爾（Irving Fisher）在1933年所講，經濟週期和鐘擺一樣是必然現象，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認為政府干預是無效的，所以不需要政府對經濟週期進行干預。
　　 但是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大蕭條，使得凱恩斯想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來理解利息、消費、投資和生產，從而改變宏觀經濟學，這就是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他認為薩伊定律只有在「社會總投資等於個人儲蓄總和」的時候才成立。社會的總需求和總供給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僱用和產出。如果社會上存在過量的儲蓄，而有效總需求不足，這會導致經濟蕭條。
　　 凱恩斯認為社會上存在所謂的「摩擦性失業」。社會不可能處於完全就業狀態。如果發生經濟危機，要增加就業必須降低實際工資水平，但是這樣又會降低社會的總需求水平，會導致經濟的進一步萎縮。這存在一個死循環。而凱恩施認為要脫離經濟危機的苦海，必須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的赤字支出，通過增加有效總需求來刺激經濟，而不至於讓市場的力量在長期內調整，正如凱恩斯所說：「長期內，我們都會死去。」在政策上，政府的財政支出在理論上講還應該有乘數效應。這類似我們的「破窗」理論。政府增加支出，會增加就業，就會增加消費，就會進一步增加就業……。
　　 這樣的思想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中，很快得到了傳播和實施，使得凱恩斯主義成為20世紀對各國經濟政府影響最大的思想。
　　 在政策實踐上，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必須要平衡財政預算；所以，在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後，美國總統胡佛為了平衡預算在1932年增加了稅收。很多學者，包括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惡化了經濟。凱恩斯的思想在1937年很快影響了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羅斯福的新政就是基於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自誕生後，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雖然在學術上不斷地受到「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的挑戰，但是各國政府還是奉之為圭臬。以凱恩斯主義為藍本，結合一些其他的思想，美國實現了戰後持續20多年的低失業和高增長。通過實踐，凱恩斯主義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他們發現了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
　　通過經驗分析，他們認為輕微的通貨膨脹會降低失業率。這樣，連凱恩斯主義的最大挑戰者佛裡德曼在20世紀60年代也不得不承認說：「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
　　
　　危機觸發兩派合作的破裂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凱恩斯主義受到的挑戰還只是在學術界。主要的挑戰者有三個學派。
　　 以芝加哥大學佛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形成。其代表人物佛裡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是由貨幣供給決定的，而不是由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關係決定的，加之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對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擠出」效應，所以應該加強貨幣政策的作用。
　　 以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凱恩斯主義理論只有在微觀經濟主體很笨並且短視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微觀主體一般會有對政策效果產生預期，即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會抵消政策的作用。
　　 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認為加強政府的作用，會使政府的集權行為合理化，使個人失去選擇的自由，從而使得社會通往「奴役之路」。當時哈耶克也在芝加哥大學教書，所以這三派最後合流，形成了所謂挑戰凱恩斯主義的「淡水學派」。
　　 長期的積極性財政和擴張性貨幣政策實施之後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了嚴重的「滯脹」現象：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共存。這導致了純粹凱恩斯主義的破產。到了裡根總統和老布什總統上任的時候，政府開始轉向於「淡水學派」的思想，他們開始相信市場的作用，開始減少稅收和減少政府的支出，試圖建立一個小政府。這在經濟上獲得了成功。不過凱恩斯主義思想在美國東西海岸的大學裡面，即所謂的「鹹水學派」還是大行其道，並且在美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上時而佔據上風，比如在克林頓總統任內，凱恩斯主義的代表薩默斯就擔任財政部長。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中間主義佔據了主流。「淡水學派」和「鹹水學派」的思想相互融合。為了使預算能夠在國會通過，基本上是預算既包含赤字，也包含減稅。
　　 這種相互的寬容終於在本次經濟危機爆發後終結，「淡水學派」和「鹹水學派」對政策不同意見的爭吵又開始白熱化。
　　
　　口水戰有待實證支持
　　
　　 遺憾的是「淡水學派」和「鹹水學派」的學術思想還只是停留在理論層次的爭論，並沒有很多的實證支持。唯一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實證分析是，哈佛大學的巴羅教授（Robert Barro）以二戰期間美國的軍事預算急劇增加作為政府預算影響經濟的一個例子，來計算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他發現這個數字大概是0.8。這是戰時的政府，如果對於和平時期的政府，這個數字可能要小很多。總之政府預算的乘數效應並不如我們想像得那麼大。即使這樣，很多人不相信這樣一個數字，所以雙方的口水戰還在繼續。
　　 或許，這兩派各有道理，但可能各自只說出了經濟危機的一個方面。由於雙方都沒有很強的證據支持，這場爭論已經持續了80年，「淡水學派」和「鹹水學派」還可能繼續爭論下去。怪不得，克魯格曼最近在紐約時報的博客上發表文章說，「這是一個宏觀經濟的黑暗時代。」
　　 其實，經濟是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的，供給和需求形成了一個循環。「鹹水學派」主張的政府積極性財政政策也好，「淡水學派」主張的減稅都好，都是為了打破市場的那個死循環。增加消費，使得市場能夠循環；增加生產，從而讓企業增加僱用，減少失業。從某種角度來講，他們都是受了凱恩斯的影響。
　　 但是，「淡水學派」之所以強力反對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原因是認為政府的財政支出不夠透明，很容易造成浪費，並且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果很長時間才能顯示。如果通過減稅，讓消費者自己來決定消費，這對經濟的刺激可能非常迅速。但是「鹹水學派」卻堅持，一般而言，政府的公共支出一般會在基礎建設方面，會對經濟的長久繁榮起非常重要作用。
　　 此外，在1933年，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提出了經濟危機的另外一個解釋。他認為經濟危機是由於對經濟的過度自信導致的過度借貸造成的，由過度借貸導致債務的流動性，使得還貸成為問題，這時人人在市場上惜貸，市場上貨幣的流動性下降，導致通貨緊縮。這會導致債務的流動出現更大的問題，導致更嚴重的緊縮。他認為，要解決經濟危機，必須增加貨幣的供給。他的擁躉，現在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曾經想用美聯儲直接購入美國國債，以增加貨幣的供給。但是反對者認為這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美國國會通過的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也不得不同時包含減稅和刺激計劃。怪不得，克魯格曼指責這樣的計劃是中間主義，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會大打折扣。
　　
　　對我國的啟示：關注民生
　　
　　 所以，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是唯一的手段，還包括減稅和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效果如何，並沒有很好的實證經驗數據支持。很多學者認為，美國從1929年經濟危機中脫離出來並且在二戰後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很長時間，並不是因為羅斯福新政，而是戰爭。
　　 或許這次經濟危機將是我國在市場經濟探索道路上到目前為止遇到的最大一次挑戰。在1990年代的後半期，我們也經歷了經濟的不景氣，當時的總理朱鎔基通過增加政府赤字支出，發行國債，擴大基礎建設，使我們的經濟很快恢復過來，並且為2000年後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這也為我們對付這次經濟危機積累了經驗。
　　 不過10年過去了，事情也不斷在發生變化。最近的由Chamon和Prasad為IMF做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的增加，我國居民的儲蓄率從1995年到2005年卻在不斷的上升，從17.4%上升到24.3%。年齡分佈的特點是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儲蓄率很高，反而中年人的儲蓄率比較低。
　　 首先，凱恩斯認為過高的儲蓄率並不是一件好事，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同時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儲蓄率比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由於教育、住房、醫療和社會保障等不完善造成的，這使得人們不敢花錢。而從長遠的經濟發展來看，教育、醫療這些關係到人力資源積累的部門更為重要。只有完善了這些民生部門，老百姓的消費才沒有後顧之憂，才能像美國人一樣大膽花錢。這樣刺激經濟的效果才能更加顯著。
　　 基於這樣的經濟背景，在我們增加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時候，是否應該多注重一下這些民生問題。考慮到我們在這些領域長期的欠缺，特別是對農民保障的欠缺，這些領域刺激效果的邊際效應將會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