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绝地潮商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黄秋丽
即便没有黄光裕案牵出的这次政商大地震，在企业运营、产业选择、区域经济层面，潮汕商帮的失语与失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身陷囹圄近500天之后，黄光裕将于近日走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某间审判庭。与之前关于其罪名的种种猜测不同，这位原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00493.HK)董事局主席，在今年2月12日北京市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中，被诉的仅有三宗罪：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
在黄落马前后，包括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一批少壮派潮汕籍精英也相继事发。关于该案所有可能的细枝末节，在过去的15个月间，也已被人们从各个角度及渠道挖掘至深。
过去十年对黄光裕来说，可谓明暗交织。头五年，人们惊诧于国美模式纵横捭阖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冲击波，天津、成都、沈阳、北京、济南……惊鸿无数、藩篱丛生，黄光裕携国美一路涉险走过，并最终改写了中国家电行业规则。后五年，准确地说，从2006年黄氏遭遇调查(后蒙“照应”过关)开始，他逐渐诱发另一场涉及更深、范围更广的风暴，并最终落脚于遭遇官商勾结、贪腐潜规则的口诛笔伐，乃至法律审判。该次庭审几可被定格于一场“世纪大审判”，这或许是对现行体制及商业规则的一次拷问。
而在千里之外的潮汕平原，黄光裕之轰然倒下，更像是那个本土商业群体一道心理防线的坍塌。
先于黄光裕事发，潮汕商帮群体早开始经历“失去的十年”。进入新千年后，与走私、骗税、假货猖獗相伴，潮汕信用危机的爆发，非但令潮汕企业名声扫地，还被曾与潮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温州商人(两者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迎头赶超。黄光裕为首的一派潮商的异军突起，曾令潮商群体为之一振，未曾想，此位“精神领袖”竟以更为剧烈震荡之方式落幕。
非但如此，黄的陨落，还在潮商中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除其兄长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京文唱片董事长许钟民、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深圳茂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黄茂如、香港赌业巨头连超等潮汕籍商界大佬都相继被卷入丑闻与非议，唯程度轻重不同。及至2月1日，深圳市金光华集团公司董事长李亚鹤(生于汕头市潮南区)亦因“涉嫌行贿”而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
与黄光裕17岁远走他乡闯世界并最终成就“国美帝国”相类，李亚鹤也是17岁即辍学前往深圳建筑工地打工，后来，身为包工头的李，得遇某高干子弟并成功揽下深圳某个路桥建设项目，由此改写命运、变身大佬。
事实上，十几岁外出闯荡，由小商小贩变身亿万身家的商贾大户，堪称潮商的标签之一，李嘉诚、朱孟依等皆是如此。你不能不折服于这一群体对于商业拜物教式的执着，以及为此不惜代价的努力。“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正是这种对商业无孔不入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可敌国的巨贾。其间，潮商所爆发出的霸气、魄力、胆量、想象空间，自然令人震撼，但也搀杂了唯利是图、漠视法律、不择手段、任人唯亲等的复杂因素。
过人的商业天赋和敢“捅破天”的强悍风格叠加，既为黄光裕等人成功之根本，亦是其失去自由的祸源。
这已不是象征着潮商初兴的“红头船”年代(1684年清政府终结海禁，潮州船头被涂为红色)，亦非百余年前远赴南洋的垦荒时代，潮商乃至中国所有商帮如今面临的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躁动期而试图搭建起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现实，日臻成熟的法治建设，日渐完备的资本市场，被信息碾平的世界……凭借数百年绵延积累成就名号的潮商，如果还照老一套行走商业世界，未免时空错位。
事实上，潮商的问题集中爆发并非巧合。即便没有黄光裕案牵出的这次政商大地震，无论是在企业运营、产业选择还是区域经济层面，潮商的失语与失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底线的官商勾结
黄光裕头上的“第一只鞋子”，是在2006年国庆前夕掉下来的。
彼时，已退休的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因牵涉他案而被捕，并供出其与黄光裕、黄俊钦勾结骗贷数亿一事，黄氏兄弟被带走调查。尽管受到庇护且调查最终不了了之(2007年1月16日公安部撤销对黄光裕的协助调查)，但据说此后黄氏兄弟一直为缺乏高层背景而惴惴，自此，他开始了一场令其陷入深渊的自我救赎。
此后的2年时间里，这位首富迅速苦心经营起了一个级别甚高、涉及至广的官商关系网(第一次被调查之前，黄即与部分官员有勾结)，直至2008年11月17日夜间，他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这一次，是真的。9天后，其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000931.SZ)董事长许钟民亦因同案被查。
在黄光裕案发前后，众多高级别官员也相继“落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济犯罪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以及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牵连之广至为罕见，甚至让当年上海社保案的主角张荣坤也为之逊色。
黄光裕利益链条深入政界之深之广，符合黄一贯的凌厉、迅捷手法。一位潮汕商人对本刊讲述了潮汕人送礼的特点：“潮商敢赌。即便不怎么熟悉，也敢上门送钱。而且把钱放下就走，不要任何字据。即便人家没有帮上忙，也不会去告发。在这点上，潮汕人已经有口碑了。”
以郭京毅(2008年8月13日被“双规”)为例，在某次酒会上，黄光裕酒后吐真言，称送给了郭巨额的真金白银(有报道称郭“两次收取人民币共110万元”)。郭自然也乐得为黄效力，在国美电器借壳上市过程中，郭甚至修改了法律规定，使困扰黄的外资占股限制被放开。
被黄光裕成功收买的郑少东，则在黄第一次遭遇调查后的2006年12月23日，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会议上表示，应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当然，这被认为是对黄光裕案的“特殊关照”。郑也不是“说说而已”，他还授意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黄“消灾”，令黄氏兄弟逃过一劫。
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人情世故比法律高得多，“只要把人搞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上述潮汕商人表示。
在地产界，合生创展走“高层路线”已不是什么秘密。“朱孟依交往的圈子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在朱孟依身边工作过数年的一位重要幕僚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意味着，朱个人的社会资源所带来的能量是惊人的。自从2004年土地“招拍挂”以来，土地市场已经成为各大地产公司竞逐的斗场，而合生创展在公开土地市场鲜有露面。早期，合生创展通过协议拿下大量廉价而优质的土地，至今，合生创展的土地成本都是行业中最低的。合生创展在房地产行业一战成名，始于1992年在广州天河区开发的华景新城项目。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合生以极低的价格拿地。不久之后，广州市政府宣布城市规划，天河区成为广州市中心区域。“如果你不清楚政府想什么，根本拿不到这样的地。”
在黄光裕事发后，不久即传出朱孟依事涉黄光裕案的消息，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合生创展一直处于动荡中，高层也极不稳定。2010年1月21日，合生创展公告称，公司行政总裁陈长缨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职务，廖若清获任为执行董事。
自曝“跟朱孟依很熟”的一位匿名人士对本刊表示，朱最大问题在于，他也是“官商勾结的高手”。
当然，官商勾结并非潮汕商帮独有，全国每年的官商窝案数不胜数。但黄光裕一人出事，竟然带出数位潮汕籍高官及商界大佬，这颇为典型地体现了潮汕商帮在人际交往上的特点：自成一体、圈子封闭。
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绝地潮商(2)
“在外地的潮汕人在一起，只要说潮州话、吃潮汕菜、喝功夫茶，那简直就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潮商研究专家张更义对本刊分析说。自称“省尾国脚”的潮汕地区，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潮州话极为难懂，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由于地理上的封闭，许多其它地方已经模糊的传统，比如宗族观念、鬼神观念、多子多福的观念等等，在潮汕地区依旧很浓厚，在文化上，他们有非常高的自我认同感。
事实上，多位潮商研究人士均向本刊表示，潮商一直以来都不是与官员打交道的高手，他们更愿意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其中一位专家甚至指称，“黄光裕的手法不像潮商”，在他的印象里，跟善于结为行业协会行事的温州商人相比，潮商更喜欢把生意做得纯粹些，且会按照商业规则去做。
那么，一向非常商业化的潮商，为何突然成了“官商勾结”的重灾区呢？
“官商勾结也不过是为了生意的目的。”著名地产策划人王志纲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潮商近年来的官商勾结，“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商业化”，一切为了生意，于是，他们“把官场当商场经营”，“他们会认为投资政治是最大的投资，这跟胡雪岩的套路是一样的。”
过度的商业化，使得潮汕商帮呈现出极度现实主义的特征。“什么伦理不伦理，道德不道德，一切都是生意。”他们彻底地抛弃幻想，彻底地追求财富，这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潮汕人对金钱的理解，对机会的把握，是其他商帮无法企及的。”张更义说。
“他们做事情没有底线。”住在深圳福田区一处高档小区的朱先生，讲述了他对潮汕人的印象，“他们生很多孩子，楼下停着的宝马、奔驰，好车不断地在换，什么赚钱做什么。深圳的地下钱庄、印假钞等捞偏门的生意，很多都是潮汕人在做。”
潮汕有一句民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世界最大冰毒案”的制造者、大毒枭陈炳锡，即为汕头普宁人。此外，张启生、张瑞发、张纯烈、沈氏三兄弟……这些曾经因为毒品而震撼人们神经的名字，均来自普宁。
“为什么潮商低调，是因为会见光死。”一位对于潮商渊源颇深的匿名人士透露，“在黄光裕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潮汕商帮中沉潜在海底、鲨鱼式的人物有不少。现在这些鲨鱼们受到的震慑是空前的。”
“我现在对王石和万科佩服得五体投地。”深圳一位潮州籍的中型开发商对本刊反思道。他在深圳做了十几年地产，身家不菲，但是始终没有更大的事业空间。深圳地产界有很多比他做得好的老乡，“一直都是担惊受怕的”，“而万科从一开始就坚持走正道，现在反而有了这样不可超越的格局。”
他透露，在许宗衡案爆发之后，深圳有很多开发商暂避国外，其中有不少潮汕人，“围绕在许宗衡身边的主要就是潮汕籍开发商”。早在2000年，原深圳市长王矩案爆发时，这一幕也曾上演过，彼时，深圳茂业集团董事长黄茂如和其兄黄世再远避国外。
在深圳房地产行业中，潮商的影响力是绝对性的。“深圳这几年排名前十位的开发商，潮商能有八九家。在最成功的房地产企业中，潮商能占40%。”潮商能在深圳地产业造成这种格局，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善于搞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对高官出手阔绰的黄光裕，对家乡却“小气”得多。汕头市工商联经济联络部主任李冠禹对《中国企业家》回顾说，汕头市的市委书记曾请黄回去搞过一次座谈，“他也表态说回家乡发展，市里的领导很重视，因为是大老板要回家乡，但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
黄光裕最后一次出现在家乡，是在2008年11月10日参加汕头粤东侨博会，期间，他还特地在保镖的簇拥下回了自己的出生地—汕头市潮阳县铜盂镇凤壶村。
仅仅7天后，他就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投机有余
走向官商勾结这条路，也与潮商的行业选择不无关系。
地产是潮汕商帮最擅长的行业之一。根据张更义对全球潮商的研究，“在价格不透明的行业，比如黄金珠宝、地产、军火、毒品等行业，是潮汕人拿手的。”黄光裕左家电连锁右地产，也是众所周知。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潮商的精明、胆大、魄力不无关系。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大公司觉得风险大撤出了深圳CBD，只有潮汕人敢投资，现在深圳CBD的开发商基本都是潮汕人。”深圳商业协会副会长唐荣生曾经在房地产行业浸淫多年，他对潮商的印象是“别人不敢碰的项目，潮汕人敢碰”。深圳的许多烂尾楼，就多为潮汕人接手。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目前生意红火的COCOPARK购物中心，此前曾经烂尾十几年；星河国际接手盘活之后，“赚的不止10倍”。而深圳兆佳业房地产公司甚至专门以盘活烂尾楼著称，其董事长郭成也是潮商。“一方面是替政府解了围，另一方面烂尾楼一旦盘活收益相当高。”唐荣生说。
王志纲认为潮汕人具有四大特点：第一是生命力顽强，第二是好勇斗狠，第三是有商业传统，第四不受教化所约束。“他们在商业上的开创能力非常强，但如果控制不住就是极具破坏性的力量。”
潮汕人的精明和好勇斗狠，在黄光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家电连锁行业中的诸多潜规则，比如上架费、促销费等等，都始于国美。黄充当了家电行业中的“价格屠夫”，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狂人”—不惜高价收购大中电器和三联商社，疯狂操纵中关村股价，乃至通过地下钱庄洗钱。
这些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乃至市场经济未成体系之前，很有市场。无人否认，国美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在市场上凶猛拼杀出来的。薄利多销是国美能够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也是潮商的一大特色。在深圳茂业百货一直是人气最旺的商场，它最令消费者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年底通宵全场低至3折的活动。
“潮商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帮。”张更义说，大部分潮商都是从底层创业，通晓人情世故，对市场脉搏把握得比较准，同时“他们敢赌，有极为纯粹、独到的商业眼光”。2008年底，中国的股市已经接近底部，黄茂如出手凌厉，在二级市场大批量同时吃进3家上市公司股权，并最终获得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在王志纲看来，这也反映了潮商“投机意识太强”，而潮汕企业近些年所集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根源恰在于此。
在潮汕地区，即便是那些已经赫赫有名的企业，它们的销售额、企业规模、利润都很难为外人所知。“它们都不会公布数字，连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大。”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据分析，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政府让其捐款之类；二是可以逃税。一位参与过潮汕多家企业上市的投行人士提供了这样的细节：“有的企业2亿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就有8000多万。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是应该给员工和国家的那两份，被企业给拿走了一部分。”
潮汕圈子内，还盛行用现金做生意、不开发票。“如果本金100万，一年流通10次就是1000万，光流转税就要交50万。如果用现金，流转税就省掉了。”一位潮商对本刊表示。尽管潮商素来对外以团结著称，但是“一般同行之间交流很少，都彼此防着对方”。很多潮汕老板把大量精力放在防范下属上，极度戒惧外人，结果导致外来力量很难融入企业。
“潮汕系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局限是非常明显的。”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潮汕商人多，企业家少。商人只为逐利，而企业家不但逐利，还有产业理想。这就是朱孟依与王石最大的差别。”商人与企业家的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的诸多不同，并最终带来企业发展路径以及格局的不同。
“过度精明就是狭隘。”在林天海看来，潮汕人过于精明，但始终是在“术”的层面拼抢，没有“道”的高度，更没有抓住“势”。“这是潮汕商帮这些年影响不及浙商、温商的主要原因。”林说。
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绝地潮商(3)
在王志纲看来，温州商人之所以超越潮汕商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转向了实业，而非简单依赖于贸易。其依据在于，汕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四个特区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潮汕地区曾有一段辉煌期。彼时，汕头港是中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但在特区的优惠政策下，倒批文、走私贩私、制假卖假成为很多人发财的捷径。由于走私活动猖獗，国家开始重拳打击，潮汕经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与此同时，潮汕又出现了信用缺失和虚假发票案，潮汕人的形象几乎降到最低点，其它省市的一些政府甚至出台文件，禁止本地企业与潮汕人做生意。
“当时的潮汕政府在引导上有问题。”潮汕文化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炜一说，“潮汕人在改革开放挖到第一桶金后，政府应当引导他们去搞实业，而不是继续搞原来那一套，搞贸易、倒批文加走私。”现在汕头港的吞吐量不及厦门港的1/10，而曾经向汕头取经办台商工业园的苏州，更是远远地把汕头抛在了后面。
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最具可比性的，是浙江温州、台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潮汕还是一片繁荣景象的时候，温台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制假售假事件，遭受巨大的打击，但不少温台地区企业选择了品牌化之路以完成升级。
“温台地区没有汕头的特区政策，做假做不下去了，逼着它从流氓变成了绅士。”王志纲说。
封闭的家族模式
传承这个商帮数百年的“家族模式”，一度被潮商奉为至宝。
震荡不断的合生创展，即为明显例证之一。
2009年1月，合生创展主管商业地产的副总赵海离职；4月，合生创展上海区域公司一二把手及多位骨干同时离职；10月初，合生创展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的北京公司，包括主管营销的副总余洁在内的多名高管离职。实际上，高层人事变动在合生创展已经多次上演。陈长缨担任行政总裁只有两年时间；2008年1月，陈的前任武捷思，在合约到期前3个月离职；武的前任谢世东也是在任内离职，此后合生创展行政总裁的职位空缺长达1年半。在房地产行业，没有哪家大公司像合生这样频繁发生高层变动。
“朱孟依是个非常强势的人，没有不良嗜好，是个工作狂。”跟随朱孟依多年的一位幕僚说，他能够听进下属的意见，但是主要的决策都是他亲自拍板，职业经理人主要是执行，发挥的空间很小，“朱孟依和几位行政总裁在思路上有冲突，都发生过矛盾。”他透露，朱曾专门请来咨询公司帮助合生创展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这家早已上市的公司，“表面上请来了一些知名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但是关键岗位，基本上还是他自己的人。”
一位潮商圈内人士说，“在潮汕人和非潮汕人中，潮商会比较信任潮汕人；在潮汕人中又比较信任同乡，在同乡中又比较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国美应该是潮商大企业里在公众化方面走得最远的公司了，但黄光裕家族势力在国美系里占绝对优势仍是不言而喻。黄失去自由之后，由其妹黄秀虹出任鹏润控股董事长，国美的财务、人事等关键部门依旧是黄光裕最信任的“自己人”出任，据说狱中的黄光裕依旧可“遥控指挥”。
“黄光裕的强势导致一言堂，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决策。比如他进军中关村，收购三联，现在回过头来看都不见得是合理的选择。”家电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说。
实际上，潮汕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国美电器、合生创展、茂业集团，2009年上市的奥飞动漫、齐心文具等等，均为家族势力掌控的企业。在汕头，几乎99%的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家庭化管理。“一般来说都是老公做董事长，老婆做财务总监，儿子做总经理”。如果家人出现分歧的结果就是分公司，导致公司不是越变越大，而是越变越小。
有意思的是，潮汕企业对家族企业的天然弊端似乎视而不见—其中最大风险，就是老板出事，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合生创展2009年的业绩以及剧烈的人事动荡，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易居国际发布的《2009年房地产销售业绩排行榜》上，合生创展仅以150亿元的销售收入位列房地产百亿俱乐部第17位，而万科的业绩已经超过600亿。而仅几年之前，在2004年，合生创展销售额率先突破百亿，成为与万科、中海并肩而立的百亿级公司，万科董事长王石曾盛赞“合生创展是真正的行业大鳄”，但此后几年，合生创展却被一家又一家的后起之秀赶超。
“这几年合生创展基本上是在吃老本。早年领先的优势，比如成本控制能力、拿地的优势，现在已经不是能够领先行业的优势了。”广州一位地产界资深人士说，“现在房地产企业已进入到比管理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的阶段。但合生创展大的战略依旧取决于朱老板与政府的关系。”在房地产市场格局发生巨变之后，合生创展的市场能力正在面临严峻考验。其在天津宝坻的京津新城项目，已经投资60多亿，但从2005年至今销售额不到30亿。
客观地来看，家族企业并非潮商独有—中国的民营企业70%以上均为家族企业，但拿另一个家族企业的重镇：江浙来说，江浙商人这些年更愿意通过一些更符合经营管理规律的方式、以公开透明的途径去讨论与解决家族企业的治理与传承问题。你听说过潮州商人集体讨论过“富二代”的接班问题吗？没有。但江浙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公众，这个问题已不唯是企业和企业家问题，而在该区域、在企业内外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种种问题，导致了在资本市场合生创展也不被认可。“合生创展的关联交易太多，给人的感觉透明度不高。”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香港的基金经理不喜欢这样的公司，而这又会影响到合生创展的再融资。2007年1月以后，合生创展仅仅在2009年6月做过一次配股，融资15.96亿港元。而同期的万科、保利等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额都超过百亿。
封闭、吃老本的问题，在潮汕的其它大企业也能看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黄茂如在国内地产界第一个将地产与商业成功结合，茂业百货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商业地产的领跑者和样本”，其时大连万达在商业地产模式上的探索才刚开始。“但是现在，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茂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其格局更是无法与万达相提并论。”深圳一位地产界人士评论。
潮汕的中小企业也有相同困境。“潮汕人办的企业，1亿-2亿规模的非常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企业要再上一个台阶非常难。”和君咨询汕头公司总经理林天海长期与潮汕籍企业打交道，他认为这些实质上都是“老板的问题”，“没有更高的眼界和境界，也没有战略。”
,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繼谷歌之後，全球最大的域名註冊商、美國 的Go Daddy宣布停止在中國註冊新域名，以抗議網絡審查。
Go Daddy於2005年在中國展開域名註冊業務。該公司表示，今年頭三個月，曾抗擊了幾十次「極度嚴重的黑客襲擊」，相信是來自中國。
該公司高層周三在美國國會有關谷歌的聽證會上表示，採取這項行動，除了是因為受到黑客攻擊，也因為中國政府開始要求該公司，提供客戶的相片和身分證明文件。
該公司表示，對客戶的安全以及中國當局新規定所產生得寒蟬效應，感到擔憂。
Go Daddy雖然會停止在中國註冊新域名，但會繼續維持現有客戶的.cn域名。
剛在周一，谷歌（Google）才宣布停止在中國大陸審查過濾搜索結果，將簡體中文版Google.cn的搜索服務，轉接到到香港。（路透社、法新社）
网络斗争将会升级
外国人是不是真的不明白共产党的心态,中国网络只会变得更加封闭
好文共赏！多谢！
坏的不是潮汕商人，是不公平的竞争体制。
发达都靠官商勾结，潮商失去竞争的余地，也只好同流合污，而且做得最劲！
说潮商：“没有底线！”简直系死沸嘴。某非大家都在做，有底线的就好，不违法，没有底线的就错，就违法？
搞好市场公平体制，才是出路啊！
2010年3月24日
THE LEX COLUMN
Google中國雙輸十周前，Google就中國用戶電郵賬戶被黑客入侵一事響起警號，並威脅即使撤出中國也不再向審查政策屈服。如今，這家互聯網搜尋巨擘果然坐言起行，周一停止對其內地搜尋引擎進行審查，搜尋查詢導流至沒有審查限制的香港網站。這是一個雙輸局面。
對手不隨 夥伴變節
若Google希望號召其他競爭對手加入抗爭，它失敗了。就在Google 1月發表聲明數小時後，軟件商微軟（Microsoft）行政總裁鮑爾默（Steve Ballmer）就把事件描繪為「Google的問題」；商業夥伴想也不想就改跟其他公司合作，手機商摩托羅拉（Motorola）為免智能手機進軍內地的大計受到牽連，宣布放棄採用Google手機搜尋服務，改用微軟的Bing。
若Google打算激起一場有關互聯網自由的世界討論，藉此令中國尷尬，它也失敗了。令中美關係火花四濺的，依舊是那三大議題：台灣、西藏及貿易盈餘。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如Google高層上月被意大利米蘭法院裁定侵犯私隱罪名成立，反而顯得北京政府是次的處理手法寬大仁慈。
若搜尋如今受到封鎖，中國的開明一族將因為失去Google內地網站Google.cn悲嘆不已。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的開幕活動上，一名發言人相信是出自真心地拿中國搜尋市場「一哥」百度，與中國短道速滑奧運金牌得主王濛相提並論，指出王濛所以能屢創世績，多得實力強頑的對手在她背後步步進逼。不過，在大城市以外的網吧，Google.cn的消失卻不會引起太多人注意。
「萬里防火牆」牢不可破
基於Google自吹自擂的原則最終得到維持（向中國審查部門的要求屈服四年後才得到維持），公司也許會將過去兩個月的爭拗描繪為勝利。然而，考慮到Google或因此錯失拓展中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之一的機會，勝利之說恐怕欠說服力。與此同時，Google放棄的收入已轉化為百度、騰訊（700）及其他對手的股價升幅，「中國萬里防火牆」看來比任何時候更令人望而生畏，牢不可破。
譯自THE LEX COLUMN
版權所有：FINANCIAL TIMES
在中國，是否能夠生存下去，真的要看運氣。所以，我兒子從出世開始，如果不是必須要打得疫苗，我就不讓他打，例如；那些感冒疫苗。
2010年3月24日
上官慧敏
山西疫苗案 官員耍太極山西疫苗舞弊案的部分真相，被受害者和官方媒體揭露，山西省政府衛生廳疾病防控中心（簡稱「防控中心」）主任栗文元涉嫌貪污。
山西當局 想掩蓋真相
據中國經濟時報（北京）的消息，防控中心與北京華衛時代公司合作，由後者出售、供應疫苗（防狂犬症、流行腦炎、麻疹等），向注射者的父母收取高價疫苗費。自二○○六至○八年，有一批兒童打了疫苗後死亡或傷殘。受害者家長到處奔走投訴，均無下文。二○○七年，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報曾報道此事件，但山西省當局並未調查事件向公眾交代。
最近，防控中心信息科科長陳濤安，以實名寫檢舉信。官方的中國經濟時報派資深記者王克勤暗訪調查，才把疫苗舞弊事件更全面揭露。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及其附屬的京華時報、官方中新網和新京報等跟進調查或發表評論，呼籲山西官員切實調查事件。
山西省當局並未迅速回應，對於各方的詰問大耍太極拳，一直在捂蓋子，以「這是三年前的舊事」搪塞，直至二十二日，山西省政府新聞辦才發表簡短談話，強調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高度重視」事件，並未對疫苗導致兒童死亡、傷殘有具體的說明。但是，山西當局不能不承認，防控中心主任栗文元挪用華衛公司「風險抵押金」（總數五十萬）中的二十七萬，購買自用的轎車；也承認與華衛公司合作，「沒有經過嚴格的招標程序」。
對山西當局的回應，官方人民網於二十三日發表評論，抨擊躲躲閃閃之舉造成真相難明，它說：「概因事件相關部門的某些官員和企業經營者害怕暴露真相，採用各種掩蓋甚至恐嚇的手法，來混淆視聽。而地方政府沒有採取果斷的措施。」
疫苗案之轟動各地，首先是疫苗的安全性受質疑。有些打了疫苗的兒童，突然全身抽筋或嘔吐，有的很快死亡，有的變癡，受害人投訴不受理。
有家長向山西省法院告狀，法院拒絕立案。在官官相護下，受害家長得不到回應。有官吏還恫嚇舉報者、上訪者。
此案還牽涉貪污腐敗。防控中心收華衛公司的疫苗「承包費」是每年三百八十萬，但後者的年利潤超過六千萬。兩者之間有何交易，是群眾質疑之處。在奇高利潤的背後，是注射者付出很高的疫苗費。
從黑奴工 到毒針事件
各地網站有不少網民留言，表示對山西當局的誠信很懷疑。從黑窯奴工、煤礦重大礦難，到現在的疫苗案，有些山西官員都迴避責任。有網民認為，疫苗案發生時的省委書記張寶順和省長于幼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疫苗案暴露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不負責任的弊端，在隱瞞礦難、公共衛生事故的背後，是不少地方官沒有誠信■
上官慧敏
2010年3月24日
林行止
留下不智尾巴 谷歌最大輸家一、
擾攘兩個多月後，谷歌終於在香港時間昨天凌晨三時許，通過其網站，宣布停止對其覆蓋中國的中文搜索引擎（搜尋服務）的過濾審查；谷歌落實了事發時的「警告」，若中方不在「過濾審查」上作出妥協，谷歌便一走了之。不過，谷歌並非徹底撤出中國市場，它退出的只是「搜索服務」，其他業務如研發、銷售部門及替美國以中文搜索服務銷售廣告等，仍然保留；這方面的業務畢竟大有盈利潛質，資料顯示去年這類服務佔集團總營收約百分之三，看在金錢份上，谷歌不願在現階段完全放棄中國這個潛力豐厚的市場，不難理解。
同樣可以理解的是，谷歌之失為其內地競爭對手公司如百度和騰訊等之得，其退出有人開香檳，事屬必然；更有甚的是，谷歌的行動並未引起西方同業「跟風」，微軟、惠普等公司的發言人均先後表示不會與谷歌共同進退。換句話說，谷歌高調公開與中國對着幹，卻未能形成一場世界性有關爭取中國貫徹互聯網自由的風潮，其他西方公司不但沒有站在谷歌一邊，反而藉「保持中立」希望有機會擴大內地市場，資本主義世界一切追求利潤的經營哲學，令谷歌成為孤獨的「自由捍衞者」；可惜由於它尚有意保住對中國市場的「其他服務」，等於必須繼續與和它有重大原則性分歧的政府打交道，谷歌為「自由奮鬥」的光環遂黯然無光，它不過是另一家在商言商的企業，不過，在資本主義商業社會，這倒是完全正常的。
事實上，「谷歌事件」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毫無影響，一如內地官方的消息，中國利用外資迄去年底已近萬億美元，在內地投資的外企超過六十六萬家，世界五百大企業已有四百八十餘家進入中國，就此角度看，投資總額不過數千萬美元的谷歌，其進入與退出都不會引起半點漣漪。
值得注意的是，谷歌和中國政府因搜索引擎審查問題起爭執時，美國政府高調（總統和國務卿）介入，令事件有「政治化」的傾向且使情勢突趨緊張；可是，在谷歌發表「並非全退」的聲明後，美國政府只表示「失望」，並暗示此事不會影響中美關係，這意味中美關係不會因此而有絲毫變化。事實上，目前足以影響中美關係的，只有法輪功、台灣及西藏問題，連外貿平衡以至滙率等等，都可以坐下商量大事化小的。
二、
谷歌不僅保留內地的「其他服務」，還設立香港網民不能見、不進行過濾審查的「谷歌香港網站」（Google.com.hk），中國網民進入「谷歌中國」會自動轉至「谷歌香港」。谷歌留下這條商業尾巴，在筆者看來，頗為不智，實屬多此一舉，因為「不過濾審查」根本無法鑽過中國的「防火長城」！谷歌對「一國兩制」可能誤解甚深，以為有此承諾中國對香港事務管不着、不會管，「谷歌香港」因此有生存空間、發展餘地，事實恐非如此，對谷歌來說，其作此決定，真是殘酷的誤會！
英文《中國日報》昨天的「社論」以〈最大輸家〉（〈The Biggest Loser〉）為題，開宗明義指谷歌入鄉不隨俗，即未能在投資國的法律範圍內經營，其自招損失（失去內地市場），咎由自取；事實上，惟在殖民時期，外商才能予取予攜、為所欲為；清末英資東印度公司漠視中國政府的主權，在商業利益受損時甚至不惜說服政府發動軍事入侵；如今一切俱往矣……。「社論」重提臭名昭彰的「鴉片專賣店」東印度公司，雖有「上綱上線」之嫌，卻足以反映已站起來的中國政府的嚴正態度。
提起東印度公司，「谷歌香港」的運作恐怕已蒙上陰影，以東印度公司當年把印度鴉片運銷內地，不受滿清政府節制，引來英國的「堅艦利炮」，發動侵華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結果滿清被迫在《南京條約》上簽字，讓英國「割讓」香港；谷歌欲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向內地散播未過濾的資訊，由於「美帝」已不同當年的「英帝」，不可能為這點商業利益及資訊自由而大動干戈，「谷歌香港」無法發揮作用，似可斷言。
三、
自由社會和經濟繁榮是連體嬰，在資本主義的認知中，自由資訊令市場人士能夠作出最正確的決策；任何限制個人自由的政策，比如對網絡自由作出這樣那樣的規囿，最終會窒礙經濟發展及人民的創富潛質。然而，中國對這種西方社會的共識並不認同，而從中國經濟開放政治封閉自由度極低但經濟蓬勃向前已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並且成功度過金融海嘯上看，中國認為資本主義的一套「不行」，有其道理。
不過，沒有自由而經濟蓬勃向前，中國似乎是唯一例外，因為放眼天下，沒有一個嚴格規範、剝奪公民自由的國家（或地區）經濟繁榮昌盛—南韓、台灣以至印尼及馬來西亞，都是在步上民主自由之路後才充滿經濟生機甚至發達的，其中自由度較高的台灣和南韓的創新發明以及市場拓銷策略，都令世人矚目。「谷歌事件」中谷歌的表現，可說佔據了西方觀點的「道德高地」，但其「發難」顯然選錯時機，以致一無所成。
目前中國正致力於「經濟升段」，希望走出廉價勞工低價出口的增長模式，但在限制人民資訊自由的條件下，能否成功地轉型、升級，成為出口先進科技產品的大國，相信不出十年便知結果。
每经记者 陈喆 发自北京
就在媒体猜测吉利收购沃尔沃可能存有变数时，吉利却悄然完成了融资工作。《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3月23日)独家获悉，北京吉利万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吉利万源)已经把注册资本2000万元增至71亿元，而北京吉利凯旋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吉利凯旋)也将随后完成增资。另据接近吉利沃尔沃项目的权威人士透露，吉利收购沃尔沃最后签约时间仍是月底之前。
多方消息表明，吉利沃尔沃项目融资及谈判工作进展顺利，“吉沃恋”已经进入一周倒计时。
“吉沃恋”仍将月底前签约
对于“吉沃恋”进展是否出现阻碍的问题，上述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强调，“福特是否出售沃尔沃并不取决于经营状况的好坏，而是出于做强‘一个福特’品牌的战略考虑。吉利沃尔沃项目一切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即在本月底前完成签约。”
该人士还透露，“吉沃恋”最后签约地点在瑞典的可能性较大，日后吉利将联手福特分别在瑞典和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宣布相关细节。
另一位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近日有一位吉利沃尔沃项目负责人童志远在华泰汽车工作时的部下致电吉利某高层要求加入沃尔沃项目团队，得到了“过段时间可以谈”的答复，这也意味着吉利沃尔沃项目的运营工作即将展开。
此外，沃尔沃中国工厂或将在天津和北京的“PK”中产生，两地政府均为该项目提供了优厚的政策和资金，最终花落谁家仍有待最终确定。
吉利北京公司巨量增资
根据吉利与福特汽车达成的协议，2010年第一季度是福特给予吉利的融资期限，因此能否顺利完成融资工作将是吉利收购沃尔沃能否最终完成的关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通过北京市工商局查询发现，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京吉利万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已经悄然把注册资金由2000万元增至71亿元。而吉利在北京成立的另外一家公司北京吉利凯旋原本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其增资工作也将在随后进行。如果北京吉利凯旋也将注册资本增至70亿元左右，将暗合吉利收购沃尔沃将花费20亿美元左右的猜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北京吉利万源在经营范围中标明“下期出资时间为2010年03月31日”。国家工商总局相关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下次出资时间”意味着北京吉利万源必须在3月31日之前完成注册资本增加后不足部分的缴纳工作，这一日期刚好与吉利沃尔沃原定在第一季度完成签约的时间相符。
按照原定的计划，在吉利与福特签署收购合同之后，吉利万源公司将向福特指定的资金托管账户汇入收购总额10%以内的保证金，最终余款将在第二季度完成全部交割后付清。
三地争夺沃尔沃“落地”
据了解，北京吉利万源为吉利沃尔沃项目的主要运营公司，其中外资占股51%，中资占股49%，股东包括吉利香港公司和海外战略投资者。经过香港上市公司和母公司融资后，吉利将以51%左右的股比成为吉利万源的控股股东。
据消息人士透露，吉利收购沃尔沃所需资金由境内外银行、投资银行、吉利香港上市公司以及国产沃尔沃项目所在地政府等多种渠道解决。其中，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多家欧盟银行、高盛集团、吉利香港上市公司都加入到为吉利沃尔沃项目“输血”的行列中来。
此外，地方政府将为吉利沃尔沃项目提供30亿～50亿元的资金规模。据报道，沃尔沃中国工厂将在成都、北京、天津三地的竞争中产生，其中成都将提供30亿元的融资规模，北京将提供50亿元资金以换取沃尔沃中国公司49%的股份，而天津将提供优惠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换取沃尔沃中国项目的落地。
最新的消息称，沃尔沃中国工厂或将在天津和北京的“PK”中产生。
截至记者发稿，上述消息并没有得到吉利沃尔沃项目相关负责人的证实。
赵奕 严婷
“目前谈判还在进行中，这是一项很复杂、涉及环节很多的谈判，有许多工作要做。”昨日，吉利负责收购沃尔沃项目的新闻发言人袁小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对于3月31日之前能否达成谈判，袁小林表示，吉利和福特都在努力，对于签约的具体时间，目前能透露的是“在一季度之前”。对于这项旷日持久的谈判，大家都在漫漫等待中。
昨日，英国《金融时报》称，福特可能3月28日签署协议，向吉利控股(00175.HK)出售沃尔沃。吉利将为沃尔沃支付18亿美元，还将另外筹资7.5亿美元用作该瑞典汽车品牌的运营资金。
整个交易的融资金额中，约有5亿至8亿美元将来自欧洲投资银行，由沃尔沃工厂所在的瑞典和比利时政府提供担保，其余来自于中方银行、中国地方政府和吉利集团。
福特与吉利已经就此项交易谈判了一年多，沃尔沃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和瑞典品牌背景使得这项交易非比寻常。如果交易成功，这将是中国车企收购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宗交易，也是首次对高端品牌的收购。
该交易将包括多项福特与吉利之间的引擎及零部件长短期供应合同。此项交易的完成将意味着福特汽车公司，继2007年出售阿斯顿马丁后，将彻底剥离目前仅剩的一个海外豪华高端车品牌。
從經濟數據上看，東莞的確已跑步進入現代化，人均ＧＤＰ超過一萬美元，財政收入過百億元。從城市建設上看，高樓林立，美輪美奐，單個城市擁有的五星級酒店數量居世界之首，即使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城市也自嘆不如。從產業發展看，東莞有世界工廠之稱，東莞一停電，世界貿易要顫三顫，如此龍頭地位，全球又有哪個城市可媲美？
但現代化不等於高樓化，也不是酒店化，更不是工廠化，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是人性化，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讓全體市民都能享受公平公正，獲得一視同仁的待遇，並能安全舒適地生活。
在東莞，貧富懸殊極其嚴重，社會分化更是顯而易見。以東莞引以為傲的世界工廠為例，很多東莞企業中，暗藏着難以計數的童工，這些尚未成年的兒童被人販子從貴州、四川等偏遠地區拐賣到東莞，成為黑心老闆的搖錢樹，這些當代童奴每天超負荷工作十幾個小時，吃的只是饅頭和冷水，工資基本為零，而東莞每年因工致殘致死者，更是數不勝數。這種建立在童工血淚和殘肢斷臂上的現代化，又有何意義？
治安惡劣 繁榮娼盛再譬如，長期以來東莞的治安極其惡劣，當街行兇殺人者並不鮮見，以致人人自危。拐童黨光天化日在家長眼皮底下將兒童強行綁架，至今東莞尚有上千名失蹤兒童下落不明，傷心欲絕的家長組建尋子聯盟，反被政府當作非法組織打壓。這樣一個讓廣大市民缺乏安全感的城市，又侈談甚麼現代化？
再看看東莞的色情業，招嫖短訊發到了中央領導人的手機上，「村村都有夜總會，鎮鎮均有桑拿浴」，東莞繁榮娼盛，以至於有「全球性都」的惡名，「十萬女子下嶺南，百萬嫖客上東莞」的壯觀場面，讓人嘆為觀止。東莞性服務標準已成為中國性服務行業的標準，被稱為「莞式服務」。這樣一個活色生香、以賣肉聞名的城市，即使實現現代化，又有何光彩？
說到底，東莞是畸形發展觀的典型，雖然財富增長了，但普通市民並沒有分享到任何成果，社會矛盾更加突出。東莞大言不慚，自認為基本實現現代化，不過是為了宣傳政績，為官員上位服務。
目前內地官場圍繞十八大進行人事大調整，廣東官場也將進行人事大革新，不少省委常委和副省長將退居二線，這使一些官員按捺不住，蠢蠢欲動，期望通過打政績牌上位，因此不惜自吹自擂，花樣百出，但也是丟人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