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瞭望》：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多维新闻】针对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习近平提出的“权为民所赋”，中国官方媒体以苏联解体作为镜鉴指出，其实践路径应该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做起，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
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一部集结中国学者对苏联问题全景式分析的巨著《苏联真相》备受关注。新华社主办的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署名罗海岩文章说，书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苏联干部开会一般只做两件事：一是颂扬上级领导英明正确；二是汇报如何贯彻上级意图。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全部来自体制内官僚阶层；苏共中央曾收到乌兹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信件，举报乌共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腐败行为。但这些举报信都按程序报送拉希多夫，让被告自行处理；许多改革者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有的被关押劳改或送到精神病院，有的干脆被驱逐出境。虽然也喊“改革”的口号，实则以“稳定”来压制改革；国家财富控制在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阶层占据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后，觉得社会主义已经不适应自己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了，便纷纷倾向于变更社会制度。
文章说，在事变之时，苏共两千多万党员怎么都成为“冷漠的旁观者”，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呢？看了如上事例，其意不言自明。当年，1918年苏联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在会议上饿得昏倒；列宁在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时，也曾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在物质极端匮乏和艰苦的环境中，苏联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后来终于将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哪是苏联解体前，进行问卷调查时的样子：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文章认为，苏联沉浮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体现在体制机制上，而体制机制在权力运用上的表现，就是集中代表谁家的利益。中国目前存在妨碍人民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诸多弊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代法已经成为社会痼疾。“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让人想起苏联的兴衰健病，提示中国必须警醒。
至于如何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文章认为，必须从“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通过选举能把权力赋予受到多数公众信任和拥戴的对象”做起。前者包括建立人民对不称职者的弹劾罢免机制，鼓励和保障人民对权力者的公开批评，以法律形式保障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和质量，开辟更多的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直通车”。而选举必须大力推进制度改革，扩大选举范围，推进人民代表的竞争性选举。
斯大林强化集权统治，最终酿成体制之弊。这种统治符合管理者利益，乐为权力阶层接受，但因权力过重且缺少监督，人民并不买账，最终形成表面歌功颂德，实则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急剧叠加。人民无法参与监督，更不能批评，当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时，人民必然会疏远和憎恨。而体制驯化下，许多人养成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陋习，这个民族就不再有希望了。苏联中期以后，没有出现过与俄罗斯先前的历史伟人相提并论者，这个制度（注：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定）还有什么先进之实？另外，文章特别提到，据说苏联内部也曾有人想试图改革体制，但最终都被体制打败了。
文章分析，习近平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由此发展壮大的政党还有什么自己的私利呢？但历史非常严酷，每个时期都会列出一个严峻命题。文章最后说，“苏事不忘，中事之师。”中国和当年苏联有许多共同矛盾，也有许多本质不同，有信心解决“民所赋”、“民所用”，以此破解苏联解体20年之题。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2010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突破了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局限，引起舆论关注，《南方周末》将其列为“2010年最大的亮点”。
(方鸣 编辑)
,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2011年1月10日
一月登場
唐睿
歲時與生息日本俳句除了要求短小的格式，也很講究歲時的運用。這歲時，除了指隨時節更迭而改變的風物外，也包括各地方的民間風俗節慶。這種以民間風俗節慶為題材的傳統，在日本可謂一脈相承，從平安時代的《枕草子》到江戶的俳句，再到當代電影及漫畫等，都能呼吸到日本民間風俗的氣息。
耳濡目染，就是外國的讀者和觀眾，現在也知道日本三月三日女兒節的「雛人形」陳列架，五月五日兒童節的鯉魚，春天的櫻花，秋天的紅葉……
法國雖然沒有引用歲時的文學傳統，卻也是個喜歡節慶的國家，除了傳統意義上的節日，還有不少Fêtes，六月二十一日在巴黎待過的人都肯定見識過音樂節的萬人空巷，如果還有餘力，七月到阿維農參觀戲劇節，則可以延續這仲夏夜之夢。戲劇節中，許多國內外的劇團、表演藝術家，還有數目驚人的遊客都會擠到這南部小城，在一個多月裏不分晝夜地在大大小小的劇場和街上舉行各樣表演，簡直是個不知疲憊的嘉年華。
都說法國人不愛工作，但他們的勞動生產，尤其是文化產業，都是藉着假期和慶典催生的：講究的食飲文化、豐富的表演藝術、筵席的時裝、化妝品和香水……
日本人也是個深諳韜光養晦的民族，逛美術館看表演自當不在話下，櫻花時節的賞花會，秋高時節的登山，都不是某個年齡層的小眾愛好。休息既使身心舒坦，節慶又能豐富生活讓人重新得力，無怪乎這工作壓力全球稱冠的國度可同時弔詭地奪得長壽國的美譽。
曾幾何時，香港人似乎也有這種歲時的俗興與雅興，十號風球下打一場三天三夜的麻將，秋冬季傻乎乎地揹幾包炭和食物到郊野公園燒烤，歲末年初闔家到海旁觀燈看看煙花……歲時還是一樣，但現在的風球似乎來得比過去鬼祟，半夜才掛，清晨就除；燒烤也跟去餐廳無異，爐有專人來燃，還有預備好的各式燒烤包，食物不夠，還有梗有一間在左近的超市；至於觀燈，在這養孩成本過高，出生率偏低，長者成批被送到老人院的城市，闔家這概念，似乎也成了正在消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了。
（三城誌．六）
2011年1月7日
一月登場
唐睿
驚世的工作報告二○○一年至二○○二年的大半年間，為了買船票隨老師到澳門婆仔屋，我每周兼了三份補習。與其說那是學畫畫，倒不如說是體驗生活。從下午的婆仔屋，到晚上路環的大排檔，凌晨的夜船，直上蘭桂坊的六四吧，老師「指導」得很少，重點其實都包含在閒談，老師的身體力行。
除了繪畫，老師還是個結他能手，經常被後生問及每天練多少時間，表演又會怎樣準備。而老師每次總會更有啟發地回答：「能不能將每次表演視為一次練習，將每次練習視為一次表演？」偶爾想起這對答，想到這概念落在繪畫和寫作上，似乎也是一樣的道理——誰說馬蒂斯的速寫就不是一張完整的作品？卡夫卡的傳世之作，對作者而言，其實都是有待燒毀的殘缺草稿，儘管如此，亦不妨礙讀者將之視為完整作品來閱讀。作品似乎是有高低之分，然而「完成」與否，恐怕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迷思。
出口成文，只要作品達標，就未嘗不可變成經典之作，羅馬文學史上的小普林尼（Plinius）就是個好例子。今日小普林尼的傳世之作幾乎都是書信，其中有致親友的書函，而更大的一部分，則是他到黑海任職時，定期寄給羅馬皇帝的書信——也就是今日所謂的工作通訊或年鑑報告。除了一些生活及工作訴訟逸事，小普林尼書信的主要價值，以史學角度而言，乃是記載了當時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的一手資料，以及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寫成的龐貝古城毀滅經過。就文學藝術水平來看，小普林尼可謂描寫能手，他描述龐貝驚心動魄的毀滅經過，甚至一直被當作是虛構的神話傳說，一直到十八世紀，龐貝古城的遺址得到確定，小普林尼書信的寫實價值才終於得到肯定。小普林尼在撰寫他的工作報告時，恐怕並沒想到自己的文字竟能經得起二十個世紀的文學史洗練吧？就此看來，羅馬文化中的優良文學修辭學傳統還真配記上一功——對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而言，文學教育還是有其美好的價值。
如果人類還有四○一○年的話，不知道屆時的史學家在翻閱滙豐控股今年的年度報告時會對讀到怎樣的一個香港呢？
（三城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