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妖鏡之中華民族

2011年3月15日

紀曉風

當日本九級大地震的焦點，瞬間轉移到福島核電廠，眼見一個個反應堆接連又壞又爆，危險輻射瀕臨外洩邊緣；負責管理的東京電力公司，不但遭質疑坐看福島核電廠年久失修，還被大翻多年來隱瞞危險事故的舊賬。

日本作為核電先進大國，管理尚且如此；回看香港須得北望北靠的神州大地，當局依然堅持要大搞核電，並由國家「央企」主導興建及管理。其中毗鄰香港的廣東省，正在興建的陽江核電站，竟被揭發鄰近一處曾多次發生黎克特制五至六級地震的地震帶，又準備大量採用國產部件；多個城市目前更是前仆後繼爭取中央撥款，最後隨時出現九大城市都會有核電站，形成「雙重核電站陣」，分內外兩層鐵桶包圍香港。就這樣，香港隨時無端多出一大批「計時炸彈」，只要一個「爆炸」，港人在三面環海的環境下，恐怕沒有今次日本人的幸運，還有後路可退。

環保局堅持大搞核電

事到如今，內地當局二十多年前堅持，要在距香港僅50公里的大亞灣興建核電站，帶給港人的夢魘，勢必再襲香港。皆因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日本大地震後表明，「中國發展核電的安排是不會改變的」。而這「安排」最終或會促成廣東省，擺下這個包圍的雙重核電站陣。

話說國家發改委2007年發表《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指示2020年前，要在全國各地啟用，至少十一間核電廠共二十四座機組，目前單在廣東省，就佔上其中三站十組。

這「廣東三站」包括：2005年動工的嶺澳核電站二期，與同樣在2008年動工的台山及陽江核電站，三者依次分別距香港僅50、160及220公里。

嶺澳最快今年全部啟用，陽江及台山亦可望2013年投產；三個核電站的工程及往後管理，同樣由央企中國廣東核電集團負責，後兩者香港的中電有合資。

明眼人看到這裏都見到，連同現時已投產的大亞灣與嶺澳核電站第一期共四座機組，最快兩年後，這個核電站陣，便會由現時的兩站四組，急增至四站十四組，其中機組數目將大增250%。而這「四站十四組」，還只是跟香港距離較近的「內圈核電站陣」。

陽江核電站近地震帶

還不要說這內圈核電站陣，由央企主導下，管理水平能否及得上福島核電廠，老紀翻查到的相關資料，更令港人不得不擔心：有本港環保組織成員去年就在報章撰文，披露陽江核電站原來毗鄰一處地震帶，過往四十年曾多次發生地震，強度高達黎克特制5.3至6.4級。

更嚴重的，是新華社上周公布，內地科研人員已成功研製出首部國產「核電站全範圍模擬機」，此後毋須再倚賴外國同類產品。當局正積極大量生產這部機器，準備投入新投產核電站使用，其中至少就包括陽江核電站。

姑勿論這些國產核電機可不可靠，單在廣東省內，新一重包圍香港的「外圈核電站陣」已在山雨欲來。有報道指，肇慶、海豐、陸豐、揭陽與韶關等五個城市，都正積極向中央爭取興建核電站；而全國其他省市跟這些城市爭奪的，至少還有約二十個。

查實，廣東這麼多城市紛紛向中央爭建核電站，地方官員向上邀功外，更重要的，恐怕是看上中央相關的4000億元人民幣項目撥款。如此「肥肉」，自是中國當前官場人人所欲得；至於會否因此殃及往後核電站工程及管理質素，只肯定是天曉得。

面對廣東省隨時出現如斯兩重核電站陣包圍香港，本港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去年底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強調，內地有《地震安全性評管理條例》，規定核電站選址及工程安全。若廣東省內核設施出現事故，會通知本港天文台及保安局啟動應變計劃。

只是邱騰華的書面回應部分，卻未見介紹，屆時可如何疏散本港超過700萬人；反而透露在出現核洩漏事故後，依國際標準，周遭80公里地區的食水食物，都可能受輻射污染，不能食用。換言之，港人始終難免核禍。

老紀請教地球之友環保事務經理朱漢強。他坦言，單在大亞灣核電站，去年已一再被揭發涉隱瞞核洩漏事故；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大爆炸，更反映人類至今仍未必能完全掌握，核電廠運作失效時觸發的危機；而其洩漏輻射的影響，二十年後就算遠至英倫三島，仍積久不散。但廣東省就算遠至韶關，跟香港的距離，恐怕遠遠少於烏克蘭與英倫三島之間。

一、

2011年3月15日

林行止

日本去周五（三月十一日）當地時間下午二時四十六分發生的「東北地方太平洋外海地震」，已被確定為黎克特制九級，繼之引發的大海嘯，令日本東北地區多個城鎮眨眼間為海水吞噬；這種怵目驚心有紀錄歷史未遇的慘劇，拜資訊發達之賜，瞬間傳偏全球，各國電視觀眾同步清楚看到人間地獄是怎樣一回事。事發時筆者夫婦與友人剛在外地，長時間坐在電視機前，打亂了一早安排妥當的行程及休息時間。

大災難發生已四、五天，即使在日本這樣高效率的國家，傷亡人數以及經濟損耗的真確數字仍有待清算；不過，天災最壞的情況已經出現，但別說身受其苦的倖存者，電視觀眾亦有天災仍在持續的恐懼感，是否有具體數字，並不重要。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大地震引起「上帝為何處罰這個最虔誠國家」的疑問，是為天主教在歐洲中落（至今仍未「復元」）的底因：日本屢遭「天譴」，有普通常識的人都知道古老傳說的大鯰（00 Namazu〔塘虱、泥鰍，Catfish〕）翻身造成地震海嘯是自然現象而非神蹟，但為了吸引遊客，日本神廟依然「香火」旺盛！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阪神．淡路七級地震，震央離人口一百三十餘萬的神戶港十二里，死亡人數六千四百五十二名（其中約七百人死於地震引致的火災），無家可歸者在六十萬左右，經濟損失約為一千億（美元．下同），為當年日本GDP百分之二點五；神戶當時仍有許多六十年代以前興建的房屋，其時防震技術及建築條例均不若此後先進和嚴密，因此才導致約六成人口喪失家園、被毀房屋達十八萬三千多間。

這十多年來，日本比前富裕（政府負巨債是另一回事），日人防天災的意識更強（這才有Tsurvival〔海嘯求生〕這個字的出現），應付天災的資源包括糧食、醫務及工程人員都遠較專業及充分，因此大難不死的人很快獲得充足的物質供應，而房屋及公共建設的修復工程會迅速展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特大天災的慘劇，日本人不但秩序井然（從電視所見，包括逃生的車龍及求生的輪候食物俱如此，而且趁機搶掠的情況從未出現），還從過往的天災中培養出默默工作埋頭苦幹的克難精神。日本人口老化，世界之最，然而，日本不是引進外勞以補勞工不足，而是日本人自動延長工作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積極投入工作（歐美六十五歲以上的工作人口佔總數約百分之五，日本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八十高齡的證券、零售業從業員仍隨處可見，領養老金退休金便不再工作，在日本已成絕唱；另一方面，在神戶地震之後，日本年青一代投入「義務勞動」日益普及，估計這支義工隊伍起碼在百萬之眾—即使日本的黑社會山口組亦組織徒眾在災區協助當局維持秩序、派發糧食（資料見去周六《金融時報》）……。天災令日本人精神上更團結、堅強，這是只懂得叫愛國口號的人所無法想像的。

二、

經濟學家指出，通常而言，天災對富裕地區的損害，無論是人命或財產，都比窮困地區輕。以去年兩次大地震為例，海地的七級地震，罹難者達三十一萬六千多；智利的地震八點八級，只死了五百餘人，雖然這與兩國的人口密度稠稀有關，但和建築條例、應急措施、應變能力、醫院多寡以至政府是否有效，關係更大；至於經濟復元的快慢，肯定與人均收入有關，一個受薪者只須每天工作一二小時便能夠溫飽的國家，與受薪者終日工作卻不一定能謀溫飽的地區比較，前者復元能力較強，是顯而易見的。以購買力平價計，去年日本GDP近四萬四千億（世界排名第四）、人均三萬四千多（世界排名第三十八），國力不弱，加上日本人有很強的公共意識，日本復元將較快。

日本政府的負債比率達GDP百分之二百二十八（以次為希臘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及英國的百分之七十七），而債權人大部分是日本百姓（他們的儲蓄都假銀行之手借給政府），是民富國窮的典型例子；日本政府年年向市場舉債（二○一一年度財政預算擬發價值二萬億美元長期債券），其中部分用於國內的公共建設，投入甚多是為天災一來經濟損失慘重的原因—比方一個四壁蕭然的家庭在天災令房屋倒塌中損失十萬，但「豪宅」包括高級裝修及滿壁藝術品還有名貴及汽車等的損失何止百萬，這令富國遭逢天災經濟損耗數字驚人，而日本正是後者。「初步估計」這場地震加海嘯災難令日本經濟損失在千億（昨天本報引述美國專家的估計只有三、四百億之間）以上，這令海地以至智利地震的經濟損失有如小巫。

日本政府的長期負債在十萬億美元水平，這使其因去周天災需要投入重建的資金，有如杯水車薪。政府的負債是長期問題，而今年一月標準普爾已把日本長債信用降級，那意味因天災而需投入更多資金，令日本的財政更脆弱。

日本這場天災，竟然對中國經濟有負面影響，昨天Ej Insight.com的「頭條」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必須拋售美債把資金調回本國應急，這會壓低美元滙價（及扯高日滙）令持有巨量美債的中國受損；此外，日本全力重建，必會搶高有關原材料的價格，近年進口大量原材料的中國當然為此要付出更多！日本會否「賣美債」，由於牽涉日、美政治關係，不能單從經濟角度考慮，筆者看不清楚（外滙炒家則肯定會利用虛虛實實的消息上下其手）；但原材價格因此被扯高，則勢所不免。

不少經濟學名家如美國前財長森瑪斯及諾獎得主克魯明，均指出天災後重建會刺激日本經濟增長，這種說法雖早為讀者應該很熟知的「破窗寓言」（Parable of Broken Window，此為法國經濟學家巴斯蒂亞〔F. Bastiat, 1801 - 1850〕於一八五○年去世前提出的「理論」，他指出頑童打破一扇玻璃窗，屋主因為把錢用於修復窗子，必須撙節其他開支，因此總體經濟無所得益）所推翻，此說大有道理；然而，現代政府比如日本政府在重建天災摧毀的公共設備上投入的是預算外的資金（追加的預算開支），意味可用於其他方面如福利或軍費的開支毋須相應萎縮，因此，天災重建會刺激經濟不是說不通的「謬論」。森瑪斯和克魯明這些通人堅持此論，可知「破窗寓言」由於政府已加發債券集資令其既有資金投入重建又有資金擴軍及派發免費午餐，經濟因此在短期內有可觀（即使是虛火）增長（「長期」是下任政府的事）。當然，政府這樣做市場不一定認同，這是因為財赤再增財政愈易受衝擊而出事，債權人（債券持有者）因此必然要求較高孳息以抵償風險，但加息加重政府息負且會窒礙經濟發展，因此因天災（和人禍如戰爭）重建能否促進經濟增長，真是說不準！

三、

日本這場特大天災的經濟損失，在海嘯未完餘震持續及核電站機組爆炸之下，任何估計都有「言之尚早」之弊，筆者知道的是，保險公司為此的付出，比起性命和財物的損失，將是不成比例的極小數。

迄今為止，天災保險賠償額最大的是九四年加州六點九級地震，估計經濟損失四百四十億，保險公司賠款二百零六億；其他的多次地震（如去年智利及紐西蘭），保險賠款在四十至八十億之間；神戶地震財物損失一千一百七十九億，但保險賠償只有三十五億；為什麼這麼少，那完全是受日本與眾不同的保險條例所影響，它規定保險公司只能承保建築物及傢俬，其餘如細軟及藝術品一概不受保，而在當局發出天災警報後，保險公司有權拒絕接受新保險戶。此外，日本政府對外國保險公司有種種限制，即在保險業實行嚴格保護主義，所有這一切，旨在令日本保險賠款不會拖垮公司。在日本，政府負起「最後再保險商」（ultimate reinsurer）的責任……。

維基百科指保險性質的「天災人禍債券（catastrophe bonds，縮稱cat bonds）首創於九十年代中期安德魯颱風之後，不確，以一九八四年斯德哥爾摩的商業機構「瑞典出口信貸」已發行俗稱「海嘯債務」的票據（tsunami bonds；見喬治亞州立大學九七年工作報告第四號〔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97/4〕：〈天災人禍風險債券〉），「債券」在發生地震、颱風或大水（包括海嘯）時可獲發行商作出全額賠償，雖然孳息極低，但數度發行（發行額達十多億美元）均為日本保險公司全數認購。筆者不清楚日本保險公司在此次地震海嘯大災難前持有多少「海嘯債券」，但它們顯然已作好準備，加上政府承擔最後保險商的責任，日本保險業所受的損失可能遠較一般論者的估計低！

2011年3月14日

紀曉風

人大曲終人未散，茉莉花香繼續飄！

昨天午後，中國大陸網民第四度進行「茉莉花散步」，雖然記者未見人群聚集，但卻果然見到大批公安戒備，彷彿印證中國財政部於3月5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全國公安開支預算竟然高達7391億（港元．下同），比軍費預算7115億還要高出276億，其荒謬程度恐怕比香港特區的Budget（諧稱「不值」）猶有過之。

今天早上，全國人大會議就會閉幕，跟手溫爺爺就會登台吟詩，接受大都是「預約」的中外記者之提問，但預計到時卻又大都不會問到公安開支預算為何大幅增加13.8%這問題。既然如此，就由筆者作出「天問」好了。

首先，必須指出，7391億這個數字只是預算，埋單計數實際開支肯定會更高。以去年為參數，最初的公安開支預算為6084億，但最終卻為6494億，多了410億，差不多增加了15%。若以此增幅套用於今年，明年今日公布的實際公安開支約為8500億。

8500億可以做幾多「維穩」工程？筆者即使大膽假設中國大陸有1000萬名異議人士，中共在每名「拈花散步者」所花的開支，即達85000元。退十三億五千萬步說，把8500億分給13.5億大陸人民，每人都可以分到630元，足夠在豬肉價格高峰期買到60斤五花腩。

假如大家還是不明不白，那筆者就以出名薪高福利好的香港警隊的開支為例好了。根據2009年的香港警察年報，當年的總開支約為126億，夠養36140人（包括27734名警察、3821名輔警，以及4585名文職人員）。屈指一算，8500億就可以搞67.5支香港警隊，夠養244萬警務人員，即是原則上可以整到香港每三個人就有一個是警察，問你怕未？

至於另外一個計法，則是今年中共為加強「維穩」，而足足增加了2006億公安開支，可以搞多16支香港警隊，夠養多28萬警務人員。

不過，最經濟實惠的計法，就是把8500億分給700萬香港人，即是每人有12.1萬元，約等於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的年薪，到時大部分八十後相信都不會太有興致去生事矣。

凡此種種，不外乎想突顯出，中共為了拔除中國茉莉花，可謂不惜「公本」。如此看來，中國茉莉花恐怕難以漫山遍野茁壯成長，但好一朵又一朵茉莉花，相信仍會陪着廣大網民散步到廣場，仍會引起國際迴響，以至仍會繼續在逐臭之鄉飄香。

2011年3月14日

紀曉風

仙台地震對日本部分地區帶來毀滅性的破壞，但令全世界更驚訝的，相信是日本災民在災後表現得井然有序；他們就算心急如焚，在地鐵站或便利店外排起長長人龍，但都沒有插隊、沒有砸搶，也沒人互相指罵；有人形容，日本人如何面對災難，讓世人都上了一課。

不能否認，日本人對應付地震訓練有素，故此才能在世紀地震後仍「一切如常」。老紀日前就率性指出，日本人實擁有「地震情意結」，所指的，是日本人心中既害怕地震出現，同時卻又積極面對地震的來臨，甚至讓地震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事實上，由小說至電影或漫畫至電玩遊戲，地震總是日本人眼中歷久常新的題材，既反映他們根深柢固的危機意識，亦因為地震總能牽動他們的情感，實情更是日本當局極需要以地震來團結國民，好把整個大和民族依附其中。

回顧歷史，日本過去由發動戰爭或於二戰後積極發展經濟，都或多或少與國家遭遇強大地震有關，而地震頻繁更令日本舉國上下，願意時刻做足準備，好讓災難萬一發生，能救得一命得一命；而國民都有了心理準備，每天都可能是死期的來臨，於是每日要背負死亡過活，最後由懼怕死亡，到嘗試坦然面對死亡，以致為盡力減少死亡而讓國民學習如何保命。

不過，為何只有日本人才能培養出這種「地震情意結」，這源於日本人極矛盾的雙重性格。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所托，以文化人類學角度，分析日本國民的戰時行為，從而了解他們的民族性，寫下《菊花與劍》一書，指出日本人「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理，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正因如此，他們每逢嚴重衝擊後，總能展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