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塑 VS 毛塑

易老這篇文章，對於全國各地大樹特樹孔子雕塑真的很給力，天安門廣場的毛像既然都鎮不住火山待爆的民情，那就樹孔塑吧。

孔夫子談什麽呢？談君臣，父子，嫡庶，妻妾，大人小人。。。。。。。

孔夫子就是要告訴大家，要聽話，聽什麽話呢？就是下一級的人要聽上一級的人的話，哪怕你受到什麽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受到傷害，也要認命，那就天下太平了。

易老敢於在這段風頭火勢的大局下，發出鏘鏘之聲，真的是有良心的文人。

平凡人

這樣的“孔子”不離奇嗎

易中天

——與秋風先生商榷

一 君臣，是“契約關系”嗎

最近，讀了秋風先生的一些文章，比如《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2011年1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總的感覺，是秋風先生對先秦政治史和思想史，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很睿智，也很深刻，確實振聾發聵，引人深思。遺憾的是，有些話說過頭了，有些話說太滿了，還有一些則純屬想象，近乎神話。結果，在秋風先生那裏，便高論迭出，也怪論迭出；妙論迭出，也謬論迭出。

 比如秋風先生將教科書上的“封建社會”，稱之為“人類學術史上最離奇的一個概念”，我就完全贊成。什麼叫“封建”？簡單地說，就是天子分天下為若幹“國”，指定國君（諸侯），世襲；諸侯再分“國”為“家”，指定家君（大夫），也世襲。前者叫“封土建國”，後者叫“封土立家”，合起來簡稱“封建”。這樣的制度，就叫“封建制”，也叫“邦國制”。西周、東周、春秋，都是邦國時代。戰國，是“半邦國時代”，即“帝國的前夜”。秦漢以後，進入帝國時代，不再“封土建國”（個案例外），怎麼還會是“封建社會”？笑話！

不過，秋風先生說，封建時代（即邦國時代）的君臣，是自由人之間訂立的“契約關系”，恐怕就更離奇了。眾所周知，契約，是立約雙方根據自己的真實願望和自由意志，進行自由選擇的結果。這裏說的“自由”，包括以下內容：一，他可以選擇與張三訂約，也可以選擇與李四；二，他可以選擇訂約，也可以選擇不訂；三，訂約以後，如果雙方同意，還可以解約。那麼請問，比如孔夫子，能夠做這樣的選擇嗎？

秋風先生認為可以。因為孔子可以選擇魯公為君，也可以選擇其他諸侯，比如齊公或衛公。這種選擇是雙向的、自由的。選擇以後的君臣關系，也是可以解除的。比如孔子到齊國找工作，齊景公原本打算聘用他，後來又反悔，孔子也就回國，誰也不欠誰的。又比如陽虎要孔子出來做官，孔子不肯，陽虎也沒辦法。再比如，孔子受聘於衛出公，但一言不合，就離開衛國，同樣誰都不欠誰的。這樣看，秋風先生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他說孔子那會兒，沒什麼“愛國主義”。孔子願意定居魯國，多半因為“周禮盡在魯”，也對。

 但我們不要忘記，孔子不講“愛國主義”，是因為他講“天下主義”。天下，才是他心之所系。實際上，當時在“家”（大夫領地）、“國”（諸侯領地）之上，還有“天下”；在家君（大夫）和國君（諸侯）之上，還有“天子”。天下才是最大的“國”，天子才是最高的“君”。你可以不愛魯國，卻不能不愛天下；你可以不臣於魯君，卻不能不臣於周王。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夫子，他能夠選擇不做“王臣”嗎？伯夷和叔齊，不就因此才餓死在首陽山嗎？那可不能叫“自由選擇”，只能叫“死路一條”。

由此可見，封建時代（即邦國時代）的君臣，從根本上講是不可選擇的。不但周天子與周臣民，就連許多次一級、次兩級、次多級的君臣關系，也都不可選擇。我們要問，君臣關系的社會基礎、理論基礎和心理基礎是什麼？父子。君如父，所以叫“君父”；臣如子，所以叫“臣子”。沒有“父父子子”，就沒有“君君臣臣”。請問，父子是契約關系嗎？當然不是！父子關系是可以選擇的嗎？當然不能！那麼，以此為基礎的君臣關系，難道就可選擇？當然也不能。別忘了，封建制，是由宗法制來維系的；而宗法制的核心，則是“嫡長子繼承制”。有繼承權的，就是君；沒有的，就是臣。家、國、天下，都如此。君臣關系，幾乎剛一生下來就規定好了，根本就沒得選。

更何況，周天子也並非天下人之所選舉。他的王位，他的天下，都是他按照“叢林原則”，用拳頭硬打出來的。這就是眾所周知的“伐紂戰爭”，秋風先生莫非也要否認？當然，戰爭結束以後，周天子確實跟各路諸侯訂了盟約。諸侯們奉他為“天下共主”，他則為諸侯們“封土建國”。但這決非自由選擇的結果，毋寧說是政治妥協的產物。因為參加“伐紂戰爭”的，不但有周武王的兄弟子侄，還有非姬姓的其他部落和部落國家。他們都要分享勝利成果。就連戰敗國（殷商），也要安置。周武王自己，又沒秦始皇那麼牛，可以一口吃了那胖子。這就只能“排排坐，吃果果”，只能“以土地，換和平”。說得難聽一點，這跟黑社會的坐地分贓，其實沒什麼兩樣。與法治社會之契約，其差別更不能以道裏計。秋風先生以契約精神說君臣關系，豈非“猴吃麻花——滿擰”？

二 禮治，是“自由的保障”嗎

由於把封建（邦國）時代的君臣，看作自由人之間的契約關系，秋風先生進而宣稱“禮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理由，是認為“禮為君對臣可以行使的權力劃定一個界限，從而劃出一片屬於臣的自由空間”。

這話看起來很有道理，其實大可商量。沒錯，西周、東周、春秋，臣與臣民，確實有較大的自由度。比如諸侯如何治國，天子是不管的。大夫怎樣齊家，諸侯也不管。但這固然是盟約所定，更是情勢使然。那麼大一片土地，以當時的條件，周天子就算想管，恐怕也鞭長莫及。何況某些諸侯，比如楚人，原本就有自己的地盤。他們的國家，其實是自己建立的。周王的“封建”，實在是“順水人情”。那好，既然管不了，不如“抓大放小”。只要諸侯們承認他的“共主名分”和“至尊地位”，也就拉倒。剩下的事情，不妨讓各人自己打理。至於各國諸侯與大夫，原本就是一家子，自然也不難做到“君臣共治”和“家國自治”。

顯然，封建也好，禮治也好，“劃出自由空間”也好，都是妥協的結果，而妥協的前提是實力。周天子實力最強，卻又沒有強到可以獨吞天下的程度。這才制定出一個既“利益均沾”，又“尊卑有序”的方案。這就是“封建制度”。要維護這個制度，並保證大家彬彬有禮、客客氣氣地和平共處，就必須有遊戲規則，也必須有貴族精神。這又有了“禮樂制度”。至於領地、爵位、血統、財產的繼承，則依照“宗法制度”。這就是西周三大制度（宗法、封建、禮樂）的秘密，也是周王朝延續八百年之久的秘密。

可惜，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等到周王室衰敗，維持秩序的，就只能是諸侯中的“超級大國”。這就是“春秋五霸”。再等到周王室威權盡失，“超級大國”就紛紛變成“獨立王國”。這就是“戰國七雄”。這個時候，禮也壞，樂也崩，天下大亂，諸子蜂起。最後，孔夫子“批判的武器”，還是擋不住秦始皇“武器的批判”，封建制也就讓位於郡縣制，邦國制也就讓位於帝國制。奇怪嗎？不奇怪。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周人的三大制度，很高明，很智慧。而且，正是因為有制度的保證，這八百年才成為後世幾乎無法企及的黃金時代，留下了許多讓後人津津樂道、羨慕不已東西。其中，就包括秋風先生激賞的“自由空間”。

 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問題是，享有這“自由空間”的，難道只有實行禮治的西周、東周和春秋？未必。事實上，即便在漢代以後的帝國時代，民間仍有相當的自由。老百姓們只要交稅完糧不造反，統治者並不會去幹預他們的生活。政令行使，止於縣級。縣級以下，鄉民自治。農林牧副、婚喪嫁娶，甚至簡單的民事糾紛，都由他們自己打理，豈能沒有“自由空間”？完全沒有的，也許只有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公國、秦王國和秦帝國。

或許秋風先生會說，這正是拜禮治傳統所賜呀！就算是吧，那也有限。比方說，婚戀的自由，禮治就不會給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不可逾越的雷池。但在法治社會，自由戀愛，簡直就天經地義。法治給予我們的空間，豈非更大？

原因也很簡單。禮治，是自上而下維護統治秩序的；法治，則是自下而上保護公民權利的。因此，法治不會介入私人空間，只會限制政府權力。也因此，法治有兩條原則，一條叫做“凡是法律沒有規定不能做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另一條叫“凡是法律沒有規定可以做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顯然，依照法治精神，公民的自由度，應該比政府大。那麼請問，禮治會有這樣的精神嗎？周公也好，孔子也好，會主張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嗎？既然如此，我們還能說，周代的禮治是“人類所能設想的最好的規則之治”嗎？真正能夠給予自由以保障的，只能是法治啊！

 當然，我說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不是法家主張的那個。

三 孔子，開啟了“平等之門”嗎？

事實上，禮治有一個先天的致命傷，那就是它必須維護等級制度。這可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禮樂制與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體”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維護封建制和宗法制。而我們知道，封建制也好，宗法制也好，都是等級制。依照封建制，人分三等：貴族、平民、奴隸；貴族又分四等：天子、諸侯、大夫、士；諸侯也分五等：公、侯、伯、子、男。依照宗法制，貴族的配偶分兩等：妻和妾；兒子也分兩等：嫡子和庶子；嫡子又分兩等：嫡長子和次子。所有這些，都得靠“禮”來規範和維護。比方說，平民男子成年以後，只能戴頭巾，叫“幘”。貴族才能戴帽子，叫“冠”。貴族當中，士的規格又最低，只能加冠，不能加冕。天子、諸侯、大夫，才有資格“冠冕堂皇”。這就是禮。又比方說，天子的樂舞，八佾（八人一行，站成八行；或二人一行，站成八行）；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這也是禮。所以，季孫氏大夫家使用了天子規格的“八佾”，孔子就說“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子路要用諸侯的規格給孔子治喪，也遭到孔子的痛罵（《論語•子罕》）。這並不奇怪。孔子終其一生，都在極力維護和複興周禮，他怎麼能容忍“僭越”？

那麼請問，這樣的孔子，會主張平等嗎？

沒錯，孔子確實是用“仁”這個概念，重新對“禮”進行了闡釋，甚至改革。孔子的仁，也確實有“把人當人”，即“人其人”的意思。但，所謂“把人當人”，只不過是“不能當牲口”。比方說，反對“人殉”（用活人殉葬）和“人牲”（殺人做犧牲）。甚至就連用人形俑殉葬，孔子也反對，謂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 梁惠王上》）。這無疑體現了一種素樸而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反對等級制度，因為“人分九等”和“把人當人”並不矛盾。比方說，君子和小人，都是人。你不能把小人看作“非人”，卻也不能看作“大人”。這就正如嫡子和庶子都是兒子，嫡庶之別又不能不講。既承認大家都是人，又區分親疏、貴賤、長幼、尊卑，才是儒家之“仁”。既主張人道主義，又維護等級制度，也才是儒家的理念。儒家，怎麼可能開啟“平等之門”？

實際上，儒家的“仁愛”之所以遭人詬病，就因為這種愛，是有差別、有等級、不平等的。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平等相愛的，是墨家。那種無差別、無等級、都平等的愛，則叫“兼愛”。如果兼愛和仁愛都是平等的愛，如果“仁的根本含義”真像秋風先生所說的那樣，是“人人平等相待”，墨家何苦要反儒？

很清楚，開啟“平等之門”的，只可能是“非儒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孔子則只能在這扇大門前徘徊、猶豫、糾結。是的，作為當時最偉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一點都意識不到平等的重要性。要知道，那可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但是，作為封建禮治最堅定的捍衛者，他又不能不維護等級制度。這是他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何況孔子還有一道無論如何也邁不過去的坎兒，這就是“君臣父子”。君臣父子，尤其是君臣，怎麼會是平等關系，又怎麼可能平等呢？變成“哥們”麼？秋風先生說，是平等簽約的雙方。哈，那又何必叫“君臣”，叫“甲方乙方”得了！

其實就連秋風先生，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即“稱臣必須俯首”。用他的原話說，就是“一個人俯下身來來對另一個人說，我把我的人身交給你，全心服事你”。這，難道還是平等？所以，孔子也只能提出，君臣雖不平等，卻必須對等。君不能只有權利，沒有義務；臣也不能只有義務，沒有權利。至少，你得客客氣氣，我才兢兢業業，也就如此而已。這離“平等之門”，只怕還遠著呢（孟子離此門比孔子更近，暫不討論）！

更何況，我實在無法想象，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裏，有哪個真正自由的人，會心甘情願地向另一個人叩首稱臣。反正我是不會的。 我寧肯沒有那賜予的土地，寧肯一無所有地四處流浪，哪怕“冬天的風啊夾著雪花，把我的淚吹下”！

刊載於2011年3月 10日《南方周末》，責任編輯戴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