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秘書鮑彤談中國共產党

趙紫陽秘書鮑彤談中國共產党

最新一期的香港《動向》雜志7月號刊发了題為《鮑彤談中國共產党》的答記者問。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縱談中共建党90年以來的历史，鮑彤以其特殊的身份對中共党史中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毛澤東如何評價等发表了自己看法。

鮑彤1980年開始擔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后又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党組副書記等職。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当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被撤職，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党籍。7月，因泄露國家機密罪和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鮑刑滿釋放。此后，鮑彤一直生活在軟禁中。

鮑彤答《動向》記者問全文如下：

問：中國共產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集团，眼下正在鋪天蓋地舉行九十大慶，恐怕又創造了一個世界之最。作為一個過來人──鮑彤先生，你曾經在中共決策核心工作過，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為“党外人士”，請你談談你對中共的觀察。

中共是一個為權力而斗爭的党

答：九十年從哪里談起？就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開始吧！毛澤東這句話，說明中共是從俄國進口的，中國則具有接受的土壤。不過這句話也有毛病，把馬克思主義当成了救苦救難的希望。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神化了。

当時的中國人，并沒有因此而如饑如渴，個個雀躍，人人激動。沒有那么回事。一般頭腦清醒、行為持重的人，相当准確地稱馬克思主義為“過激主義”，敬而遠之。馬克思主義只對一些憤怒的年輕人有些吸引力，他們是少數勇敢分子，初次見面，就認為這是当代歐洲最革命最科學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擲，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希望寄托在一個“主義”上面。至于對那些有野心的政客來說，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又一塊時髦的招牌罷了。

毛澤東喜歡把馬克思主義掛在嘴上。其實，馬克思主義千條万條，能打動毛的只有一條：“造反有理”。這是毛自己說的，我相信這是真話。但“造反有理”這個東西，說穿了，是中國的土產，《水滸傳》里的好漢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澤東有個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一股腦兒稱為“馬克思主義”。彷佛自己就是“馬克思轉世”！比方說，他自己實踐了一輩子的公式：“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普遍地對的，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其實同樣不必勞十月革命之駕，千里迢迢送過來，因為它與其說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如說是中國軍閥主義的原則。從袁世凱到張勳，上溯到項羽、劉邦，問鼎逐鹿，成王敗寇，這种東西，怎么是列寧送到中國來的？毛澤東嘴里的“馬克思主義”，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讀過几本馬克思的書。反正給他印象最深的，無非就是造反啊、武裝奪取政權啊之類。其它的東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歡。連毛澤東也不懂的馬克思主義，怎么可能對中國共產党的活動產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党，它是一個為權力而斗爭的党。沒有政權時，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擇手段，奪取權力；有了政權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維穩，不擇手段，保住權力。毛澤東在“與人斗”之中，所以能夠屢屢得手，靠的不是馬克思。

中共的大救星是日本侵略者！

問：毛澤東的共產党是靠什么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國民党不爭氣，三靠不擇手段的縱橫捭闔──這東西并不神秘，翻開通俗演義《東周列國志》之類，就有許多“超限”的“戰略戰術”。對毛澤東，勾心斗角比馬克思的書實用得多。

党史把秋收起義、井岡山、中央苏區、長征神化了，其實那是從失敗到失敗的記錄，沒有多少值得加載史冊的范例。

秋收起義失敗，才上井岡山；再失敗，才轉移到“中央苏區”；繼續失敗，只好長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敗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敗一樣。流亡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跟黃巢的必然失敗一樣。所以連毛澤東門下最忠誠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內心深處充滿了疑慮：“紅旗能打多久？！”毛澤東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說些不著邊際的大話套話，搪塞了事。讀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這位導師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義的預測（“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发展”），一條也沒有出現；倒是日本軍國主義，卻跑到中國來救了中國苏維埃主席毛澤東。

是的，毛澤東的第一個大救星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遠走不出梁山泊，永遠變不成合法的抗日軍，只好逃來逃去当“流寇”。日本一入侵，“工農武裝割据”的党軍，就堂而皇之当了官兵，在華北和華東的大地上縱橫馳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发展自己。

所以毛澤東一見日本客人，就由衷地連連道謝。這不是笑話，不是客套，這是毛澤東的真心話。

毛心里最清楚，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大的贏家是自己。日本輸了，投降了。國民党陣亡了几百位將軍，大傷元氣，精疲力尽。共產党只犧牲了左權和彭雪楓兩位，不到國民党的百分之一。

毛澤東說，蔣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觀戰，最后搶下山來摘桃子。毛澤東是信口開河、撒謊。一個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謠過日子，可見不是什么革命家，十足是個政客。

問題是國民党自己不爭氣。蔣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擔，但是解決不了自己的腐敗問題。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他派人到淪陷區接受敵偽的“逆產”，发財的機會來了，发勝利財、发接收財、接受即劫收，蔣介石治國無方，縱容下屬腐敗，加以濫发鈔票，物價飛漲，失掉了民心。其實，当時國民党的腐敗，和今天共產党的腐敗相比，小巫見大巫，差遠了。

抗日戰爭結束，各种政治勢力都出來发表自己的主張，顯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紛紛上台。毛澤東乘機統戰，打出願意繼承孫中山衣缽，做出學習林肯和羅斯福的民主姿態，終于通吃一切，当了大救星。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和馬克思主義無关，功耶罪耶，都不必掛到馬克思帳上。

毛澤東這個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紙黑字的諾言，給中國以民主、給農民以土地、給知識分子以自由、讓民族資本主義发展，好話說尽，一條也沒有兌現。最后的結果，中國得到的是獨裁，農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識分子得到的是不准開口，民族資本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權貴暴发戶一個個白手起家。

毛澤東有一條，“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過，一旦自己在中南海里坐穩了，下一步就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把土地奪回去，而且變本加厲，不管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叫大家統統淪為無地階級。

毛澤東翻云覆雨害苦了農民

問：翻云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答：起了欺騙作用，欺騙了農民。對農民是個騙局，農民得到的是零，被共產党耍了。但對共產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騙得了農民的擁護，從而打敗了蔣介石，奪到了統治權。第二，通過斗爭地主，在全國范圍內顯示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風。第三，通過農民這個中介，順順当当，把全國的土地，第一步轉化給農民，第二步轉化給政府，從此歸各級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

当時就如此，隨著地價飛漲，土地越來越成為有權有勢的人的搖錢樹。所以舉到現在，圍繞著城鄉土地和房產的掠奪和反掠奪、侵權和維權，中國出現了無數慘絕人寰可歌可泣的群體事件。只要中國農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就勢必繼續動蕩下去，不可能穩定。

“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這句話中包含的真理。

問：毛澤東翻云覆雨，把全體農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澤東不是農民的大救星，而是農民的大災難。如果毛澤東就此住手，中國人也許還能少受一些苦。問題是毛澤東野心包天，非要当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不可。于是，大躍進，于是，餓死了几千万農民！于是，就有殺劉少奇等反對派以滅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號自始至終沒有變化過：“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中國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淪為人間地獄的。所以，我完全贊成茅于軾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問：有人警告說，不得丑化党史……。

答：不是别人要丑化共產党，是毛澤東自己丑化了自己。毛澤東已經把自己丑化到不能再丑的程度，誰還能使他更丑？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位美國科學家訪問北京，這位老先生是華裔，鄧小平一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啊呀老先生，我們党對不起老百姓啊，我們犯了罪啊！鄧小平說得對。你想，共產党餓死了几千万農民，能對得起老百姓？你能昧著良心說共產党偉大光榮正確？你能說鄧小平丑化了共產党？鄧小平当時還有良心。至于他調集几十万國防軍向老百姓開槍，那是后來的事。

胡錦濤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

問：反正只要講党史，就絕對不能掩蓋毛澤東餓死了几千万農民，絕對不能掩蓋鄧小平天安門屠殺。這是實實在在的历史，是真實地反映了兩代核心的本質的历史。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党九十年的重要講話里，嚴嚴密密回避了這兩件大事，好像共產党沒有餓死過農民，沒有殺過老百姓。他沒有勇氣正視現實，因此就沒有勇氣正視历史。

他遠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劉少奇有勇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楊尚昆有勇氣承認：天安門事件“是我們党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胡錦濤不敢，甚至在事過境遷几十年之后，他還不敢正視历史。

在九十周年大會上，他把中共的全部历史概括為“做了三件大事”，并且由此推出結論：“历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党”。他列舉的事實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完成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根本不存在什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未必是福。根据憲法，中國只有五年一次的選舉是法定的。所謂“历史和人民的選擇”，沒有法律根据，不足為訓。

這种味同嚼蠟的講話，照例都是“寫作班子”拚湊出來，經過機械的程序通過，最后照本宣科，用以應時應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總書記。不過，這篇講話，起草得實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象話。

對中共要打破兩個迷信

問：您認為對共產党的历史應該怎樣概括？

答：我想首先應該打破兩個迷信。

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對共產党掌權不掌權有意義，對老百姓不見得有多大意義。曾經有人說，“建國有功”。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须分析，這個“國”給老百姓帶來了什么，然后再下結論。所以，不必急于給1949年評功擺好，稱它為“解放”。如果她真的給人民帶來了“解放”，当然值得我們熱烈慶祝；如果她只給統治者帶來了權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著興奮。

經常有人條件反射地說，1949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1945年。当時，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团团長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員。当時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几乎全部廢除，唯有苏聯例外。毛澤東宣布向苏聯一邊倒，肯定不是“站起來了”的標志。周恩來和莫洛托夫1950年签訂的中苏友好同盟條約中，有苏聯管理中東路和它在新疆有采礦權的條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按照历史的本來面目，應該說，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于1949年和1950年，那是蔣委員長領導我們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后，毛主席又領導我們重新跪下去了。──請不要忘記，毛澤東自己本來也高唿過“蔣委員長万歲”；后來他也同意把苏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

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問：這兩個迷信，的確必须破除。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因為共產党不讓他們知道。不過，我也想聽聽您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沒有數据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內在的本質，我只能歸納一些近在眼前的現象。我想簡單說這么三點：

一，中共的历史，是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历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統治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永遠掌握在本党手里，正如2011年6月30日慶祝大會的主題歌淋漓尽致地表達出來的政治倫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

誰打過天下，誰的子孫、親友、关系戶，就應該像八旗子弟享受戰利品一樣，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過天下的中國人，都有原罪，必须被别人坐江山。

二，中共的路线，是辯證法的路线，否定之否定。合作，內戰，再合作，再內戰；把土地給農民，再奪走農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財產充公，再化國有為官有；制造冤假錯案，在一定條件下平反，然后再斗爭，再制造冤假錯案，樂此不疲，不由自己，折騰來，再折騰去……

三，不斷的斗爭再斗爭。斗死了几千万人，餓死了几千万人，打造出一种在本党領導下的舉國體制，叫做“中國模式”。這种模式是凶是吉，國內外大家正在評價，也許不要太久，能夠大體上達成共識。

一唿百應，無人負責的舉國體制

問：好多人在談“崛起”……

答：你是在講經濟起飛吧？要講起飛，四小龍比大陸早，比大陸快，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遠遠地好過于大陸。如果把大陸起飛歸功于中共，那么四小龍的起飛，應該早已證明他們的領導遠遠好過于中國共產党。

評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能忘記三個因素：第一，不要忘記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遙遙領先，是全球的絕對冠軍。第二，不要忘記毛澤東的大破壞。只是由于勞動者和經營者部分地掙脫了毛澤東的枷鎖，中國經濟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規模。第三，不要忘記“中國模式”不僅能夠集中力量辦好事，也非常善于集中力量辦壞事。在這里，别的我不再說了，它已經永遠糟蹋了三峽，我不知道下一個受難的對象將是哪里。對這种心想事成，輕舉妄動，一唿百應，無人負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我非常恐懼，不敢不擔憂。

問：您對中共未來的領導人有什么希望？

答：我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懶，只要一息尚存，我會竭尽綿力，和全國同胞一起，向未來的領導人施加壓力。我認為，向領導人施加壓力是公民不可推諉的天職，歌功頌德無異于引誘他們墮落。一切領導人，只有在壓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敗，才能有動力，才能有進步。如果連這樣的常識也不懂，不宜于擔当重任。

(宇文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