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至談香港

林先生在香港報界的地位我就不需解釋了，他的信報一直堅持中立，這是傳媒界很難做到的事情。

香港在世界上的經濟角色必亡，這是我3年前就一直堅持認為的，因為香港人出了問題。

平凡人

2011年8月11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三、

香港人喜歡和新加坡作比較，表面上，這兩個英國前殖民地有頗多相似之處，其實本質上南轅北轍，大不相同，舉其犖犖大者，香港既沒有國防問題，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拚，這意味僅軍事及外交開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筆，那不僅令香港財政很易便有盈餘，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夠全心全意致力於經濟建設；可惜政務官出身的特區領導人，缺乏胸襟與前瞻性，對中國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懷疑能否讀通北京的文件及領悟其背後的含意），事無大小，揣摩京意後才制定策略，結果處處碰壁，且因此拉闊港人與北京間的鴻溝。觀乎目前的情勢，新加坡終有一日會取代香港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方！

新加坡人早視香港為競爭對手，在談及該國稅率時，李光耀顯然把香港視為假想敵，他認為若把入息稅稅率定得太高，有辦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便可能考慮「移師」香港（頁一六八—九）。

李光耀對香港小商人以顧客為尊因而設法滿足顧客需要的做法，頗為欣賞，但他對香港大生意人的經營哲學與視野，大不以為然。事實上，李光耀對香港地產商的看法，與筆者的相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於新加坡且有很多南來的優秀人才，這些俱為新加坡望塵莫及；但這些人的後輩，「獨沽一味」地產發展，而現在他們已回內陸發展（頁一四三）；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業發展商和市場炒家，什麼都沒有。他以不恭維的語氣問，李嘉誠（李光耀提及的唯一﹝？﹞港商）可有製造一件行銷世界的商品？沒有，他投資地產，收購港口、超級市場、電訊公司（和李氏沒有提及的資源及電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過順市而行，即什麼行業當紅便進入該市場，言外之意是缺乏創業家的眼光和魄力。筆者對此說不敢茍同，以李嘉誠是唯一一位在國際視野、放眼世界而且身體力行在國際商界大展拳腳的香港企業家；創新當然難能可貴，但在海外開礦經營海港、電訊以至供水公司，又豈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認為應推馮氏昆仲經營的利豐，可惜其經營的不過是現代貨運連鎖店的「物流業」（logistics chains），他們不興辦工廠，因為自知無法在競爭劇烈的市場中立足（頁一四七—八）。

李光耀指出香港經濟因為吸引了無數「中國製造」的企業家（指解放前後挾資金技術及企管經驗南來的內地企業家）而起飛，新加坡完全缺乏這種人力資源，他慨歎新加坡獨立初期的社會中堅分子只是一批農人的後代，他們之中有的成為貿易商，有的成為專業人士，當然有的成為創業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經濟成就終於與先天優厚的香港並駕齊驅！事實上，不是長他人志氣，在筆者看來，香港經濟可以拿出來「炫耀」的，物業發展（尤其是會自動膨脹的樓面面積）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其他成就足以驕人了。過去一個時期，由於國內管制甚嚴，新加坡輸出了不少股市大鱷、商場騙子，但這種不光彩的出口已成過去，如今新加坡人經營的酒店，到處都見；其製造的若干消費用品，亦在國際市場上佔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麼本地製造的東西打進國際市場？答案不是沒有而是不多且都是「零件」，更有後繼無人之痛。筆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區政府縱容地產商任意肆意把樓宇面積「發水」，令他們大發其財（亦令不少官員退休後謀得好差事），卻因此禍根深植，除了少數例外如長江實業，有哪個地產發展商的後代樂於在非地產行業發展？換句話說，有哪些行業的利錢比可以「發水」的地產業優厚？答案是沒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國際頂尖學府求學，學有專精，本應在多個領域有所建樹，可是結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賺錢的物業發展上打主意，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產，什麼都不敢嘗試，結果什麼都不會做；而當物業不景周期來臨時，香港經濟便會受樓市崩潰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業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設施，其經濟前景遠勝香港，是不必諱言的。

據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業產量增百分之四十五、生化藥物增百分之八十五、電子產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滙交易上有長足進展，二○一○年的交易額比○四年倍增，國際結算銀行估計新加坡每天外滙交易額平均二千六百六十億美元，為世界第四大，在亞洲為僅次於東京的第二大。經過多年經營，新加坡已是亞洲商品（包括橡膠）現貨及期貨交易以至石油提煉中心，去年四月賭場開業後，旅客人數大增，去年七月已首次突破百萬人次……。

當然，如果中國經濟一帆風順，繼續繁榮，則香港尚能期待在中國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優點」是新加坡望塵莫及的。

四、

李光耀多次訪港，與本港政商人物應有不少交往，可是本書並無提及，大概是沒什麼東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鑑吧。他唯一花了約三分之一頁篇幅談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被問及中國崛起會否令新加坡處境艱難時，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點。他說，假使美國從東南亞撤走，中國自然成為區內獨大的強權，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國不快的事，中國亦不會（其實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須收緊市場，不讓新加坡貨進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雖然新加坡早已開拓印度等市場，但中國市場仍是生命線！

李光耀又說，香港現在已明白本身的處境，因為中國經濟上一收一放，香港經濟便冷熱交侵、翻騰不已。香港經濟呆滯時，中國政府可放寬國人去香港買樓買股票的限制，結果香港樓價股價立竿見影上升；香港人當知誰是他們的「再生父母」。在這種大環境下，李光耀質問，你以為反共、主張民主的組織還是那些親中的團體得勢？答案明顯不過。正因為如此，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決定退出政府。她反對中國的干預，以為仍行英國的一套、落實民主和有美國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變」。李光耀認為這種想法簡直是垃圾（rubbish）。當米字旗除下五星紅旗升起之時，香港便無法擺脫中國的影響（頁三一五）。

李光耀說他有很多仍保持經常聯繫的少年朋友，可惜不少已不良於行；而他同時代的英國「書友」，幾乎全作古人；相信優生學的李光耀說他父親九十四歲才謝世，他因此應該還有很長的「餘年」。

除了數位至今仍保持經常聯繫的新加坡中學時代摯友，在他外國友人中，感情最好的要推港人熟知的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 1923-2010），他們是同期的劍橋同學（不同學科不同書院）。柯利達歷任英國外交部要職，曾為駐吉隆坡專員，在中國大使任上退休；他協助戴卓爾夫人和中國談判香港回歸，在英國外交界地位顯赫；然而，晚景淒涼，他患糖尿病，割掉雙腿，行動不便，有次李光耀在倫敦他租回來的家裏作客，看他上廁所之辛苦，「有如做一次高難度的體操」，可是，除了年老體衰的太太，並無護士、傭工相助；屋主每周兩次來清潔（這是英國小業主的例行工作，筆者當年在劍橋的「宿舍」，業主為在藥房任職的藥劑師，午休時便來清潔房間、公用廚房及餐廳；七十年代末期回劍橋藥房探望他，不遇，店伴說他打算賣屋退休回鄉了）……，李光耀無限感觸，不勝唏噓。他的其他稱得上好友—政治上的同道—的外國人，還有基辛格、舒爾茲（八二至八九年美國國務卿）和貝理雅。基辛格是他於一九六八年在總理任內放假去哈佛進修時的導師，成為朋友，一直保持聯繫。

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五之二

2011年8月10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耆英」（老嘢）們聚談，很多時都會慨歎年輕一代不知「稼穡艱難」，對老一輩隻身南來白手興家的艱苦與奮鬥過程，既無所知亦無動於中。這種情況，其實普世皆然，遠的不說，新加坡「國父」李光耀（1923-）便有此「煩惱」，作為國家領袖，他因而憂心忡忡，生怕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國家的穩定、增長和繁榮視為理所當然」。他擔心他們因此失去了奮發圖強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發而為文，不少寫於他在本世紀初出版的兩本《李光耀回憶錄—一九二三—一九六五及一九六五—二○○○年》（Memoirs of Lee Kuan Yew）之中；在第二本《回憶錄》的中文版（台北世界書局）序文中，作者特別指出它「收錄的是我和同僚們所面對的難題，以及我們如何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李氏強調：「不論是公共秩序、個人安全或是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與繁榮，都不是從天而降，這一切都是一個誠實和有效率的政府專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換來的成果！」新加坡從一個只有二百多萬人的毫無天然資源更乏經濟活力的殖民地，獨立後經過數十年的有效管治，成為今天人口近五百萬的亞洲經濟重鎮，長期主政的李光耀當然有許多寶貴經驗可傳諸後輩，《回憶錄》因此彌足珍貴。

可是，近十年來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李顯龍內閣的平均年齡只有五十三歲，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輕幹部持國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歲的高齡，以「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譯名似未能確切反映其真正涵意）的身份，於○八年十二月至○九年十月之間，接受該國《海峽時報》七名新聞工作者十六次總共長達三十二小時的訪問（訪問錄影製成ＤＶＤ，隨書附送；按　李夫人柯玉芝女士二○一○年十月二日病逝後，雖然仍有未了的問題，但李光耀不再見記者，只以電郵簡約回答所問）；這些訪問，原先也許只想作「內部參考」，供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幹部及政府官員學習，惟李氏後來慨然答允把之輯成專書，這便是本文要介紹的《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下稱《硬道理》）。

非常明顯，李光耀希望通過讓「老中青」（最年輕的一位僅二十五歲）的記者們暢所欲問的訪談，以閒話家常的語言把他的治國理念和經驗和盤托出，作為正在成長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們「憶苦思甜」，了解開國先輩們如何克服種種困難，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國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統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國際政壇公認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憶錄》和《硬道理》，是創造新加坡奇迹的寶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揮重大影響。事實上，「新加坡共識」（Singapore Consensus）極可能取代影響仍未出國門的「北京共識」（主要是政府、社會、經濟發展走自己的路，不追隨「列強」的「西方價值」，且由地方政府主導區域經濟發展。見劒大政治學者去年底出版的《The Beijing Cosensus》），成為未來政府管治的較佳模式。

「新加坡共識」，據五月二十四日《外交政策》雙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萬世》（P. Khanna: Lee Kuan Yew-istan Forever）的解釋，第一是「管理國家如經營私人企業」，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為英荷蜆殼石油，這即是說，該國的政府結構、人才選拔培訓及以物質為獎勵的體制，皆向「蜆殼」取經，結果新加坡公務員薪津與廉潔之高，俱為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與歐洲福利國不相伯仲，這包括全民醫療保險、低免費的教育制度，同時制訂一系列「方案」，以激勵人民規行矩步（如不准嚼香口膠﹝現在已修訂為不准亂吐香口膠﹞）及專心致志工作等，等於讓人民成為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屬於全體新加坡人。李光耀這種「治國理念」，受他在倫敦經濟學院（ＬＳＥ）的教授、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不肯從政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H. Laski, 1893-1950）影響甚深（頁一八七）。新加坡的現況看起來有點像社會學家貝爾和狄—沙立特在快將出版的《城市的精神》（D. A. Bell和A de-Shalit）：《The Spirit of Cities》）中所揭示的「市民主義」（Civicism，公德社會）—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感自豪（這與「民族主義」有一線之別，後者極易發展出排他性和外侵性的大國沙文主義）。「市民主義」也許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最受歡迎的「主義」！

二、在《硬道理》的〈前記〉中，李光耀除再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傳授給三十五歲以下的國人，希望他們從而了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來不易之外，還透露了一宗發生於一九九一年的「軍事意外」，是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國慶日，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軍隊在鄰近新加坡樟宜機場馬來西亞柔佛州的Kota Tinggi地區進行聯合軍演，傘兵空降、炮聲轟轟，由於國慶閱兵儀式動用了大量軍隊，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國警戒，以防萬一。李光耀不相信馬、印會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門外軍演，威脅性強，且此舉似在測試新加坡的底線。來自鄰國的軍事恫嚇，加強了李光耀建立一支進可攻退可守的精銳空軍（ＳＡＦ）的決心，但購買飛機、訓練空軍，非有旺盛繁榮且不易受外圍因素衝擊的經濟基礎不為功，這意味新加坡不僅要建立持續發展的行業（工業及服務業），還得吸引外資投入及各國精英赴該國工作……。經濟和國防息息相關，這即是說，要不斷更新武備和培訓軍事人才，無錢不行。

新加坡這個小國有一支配備精良先進的軍隊（特別是空軍），看似是資源浪費，事實不然，因為非如此無以產生威懾力量，令有一個時期經常耀武揚威躍躍欲試入侵新加坡之勢的馬來西亞知所收斂，由是新加坡有個安定環境令經濟高速發展。李光耀雖然沒有說明，但非常明顯，如果新加坡軍力薄弱且不是「全民皆兵」（十八歲以上青年須服兵役），像九一年的馬、印軍演，便有可能演變成入侵新加坡的軍事行動。在第二本《回憶錄》第二章〈好男要當兵〉，李光耀寫得明白，即使馬來西亞能制伏新加坡軍隊、「收回」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她也得考慮是否有能力鎮壓善於使用武器和炸藥的全體人民」。新加坡的強迫徵兵制，目的在此。事實上，在新加坡獨立前後，馬來西亞部隊的表現，令李光耀有「馬來西亞隨時有接管新加坡的打算」。他於是迅速建軍，最先購進的是以色列有意淘汰的法國製造的坦克……。

新加坡現財政年度的國防開支達一百二十億八千萬坡元，約佔ＧＤＰ百分之六；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萬，常規軍近七萬二千人（後備軍人三十五萬多），其中包括空軍一萬三千五百多人、飛機（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陣容鼎盛」，目的不在擴張領土而在發揮阻嚇力量。顯而易見，這些年來，馬來西亞已無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新加坡才有機會在不必擔心國家前途的安定環境下從事經濟建設。

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