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者警示中共需提高執政智力
北京學者警示中共需提高執政智力
【多維新聞】近日，有40多位學者參加的、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关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发表30周年閉門座談會上，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章立凡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其当日的講話稿，警示中共要提高執政能力，首先得提高執政智力。
講話中，章立凡稱，“回顧一下历史，（中共）說過的大話、謊話，非要堅持偉大光榮正確，就是缺少智慧。現在教育部毀教育，文化部反文化，宣傳部門屏蔽历史，這种愚民政治，不管是培養學生還是党的干部，效果都是適得其反的，最終會愚弄自己。”
章立凡認為，所謂“中國模式”，號稱謀求長期執政，做的都是不計后果的短期行為。這种狀況再不從體制上得到改變的話，不會有未來。
對于《关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的評價，章立凡認為評價《決議》需要從兩個層面來分析，一個是政治層面的，另一個是历史層面的，兩者應結合起來看。今天回顧這個決議，发現很多東西沒有實現。或者是倒退了，這是历史層面的觀察。
從政治層面觀察，首先應該肯定決議在当時历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執政党達成的党內共識，是当時党內各种意見的最大公約數。有了這個公約數，執政党才能以此為基礎，就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全民全社會的共識。從政治意義上來講，《決議》確實推動了历史的前進，任何時候都應該肯定這一點。
《決議》在“反右”這樣的历史問題上留有后遺症，雖然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徹底清算毛澤東的錯誤，導致執政理論至今無法自圓其說。章立凡批評中共總想回避執政理論的重大錯誤，永遠維持偉大光榮正確。他說：“如果毛澤東的思想哪一部分不正確了，就把它開除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思想居然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本身就是悖論。”
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共識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反對國民党一党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一個主張普世價值和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政党，執政后走到了自己历史主張的對立面。章立凡指，《共同綱領》中普選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規定，历時62年仍未實現。
章立凡說：几天前新浪微博发起抵制謠言的活動，他貼了几條历史上著名的謠言和謊言，比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句頂一万句”、“八億人口，不斗行嗎？”、“國民党消極抗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引发了小小的熱議，有跟帖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畝產万斤”等等都擱上了。相关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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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報：善用媒體方能“善治” 決策層醞釀鐵路大變革 地方建鐵路時代來臨 胡耀邦到底是如何領導文革后的平反運動的 內地6000万人9月1日起免交個稅 章立凡認為：“這反映了一种民情，你（中共）宣傳什么，群眾已習慣于朝反向解讀。”
章立凡認為，《決議》破除了舊的“凡是”，又出現了新的“凡是”，例如反省历史，官方推出小平同志 “宜粗不宜細”当大棒，把這句話絕對化了，這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歪曲。鄧小平針對起草《決議》，的確說過历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目的是尽快取得全党的共識。《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曾指出：“起草文件和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畢竟是兩回事。這個文件只能限于三十年历史的若干問題，不能作為三十年历史的讀本提綱。”
30年后再回首，章立凡認為，應該承認《決議》的進步作用和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但是他表示：“對照历史決議，腐敗如此嚴重，社會矛盾发展到如此尖銳的程度，違背了改革的初衷。”“政治體制改革長期停擺，大家總是寄希望于新人新政，如今卻发現历史出現了倒退，這种現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全體國人需要深刻反思。”
章立凡說：“對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历史，執政党應該有反思和總結，將來需要作出一個新的決議。”他說：“如今，實事求是的傳統已經久違，既無历史感，也喪失了現實感，所以還不適合做這樣的決議。但繼續“不爭論”是不現實的，当前迫切需要啟動反思和討論。沒有改革的可持續性，也不會有執政的可持續性；不完成革命党--執政党--憲政党的轉型，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徹底喪失。”
章立凡，近代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中國社团党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分子問題等。曾長期參與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撰稿；合著有《轉型期相关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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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報：善用媒體方能“善治” 決策層醞釀鐵路大變革 地方建鐵路時代來臨 胡耀邦到底是如何領導文革后的平反運動的 內地6000万人9月1日起免交個稅 的中國：社會變遷》、《七君子傳》、《中國大資本家傳》等；編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記憶：往事未付紅塵》。
章立凡之父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創辦人之一章乃器。章乃器曾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創立了糧票制度，穩定了糧價。1957年，章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撤職。1962年，由于他上書政協要求平反，被認為是“翻案”行為，民建將其開除。“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章被紅衛兵打成重傷，剝奪了几乎所有財產。1977年在北京病逝，1980年始被正式平反。
,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激情殺人後，現在又創“試探性自殺”？！
這樣搞法，大陸的律師和公檢法司的人員真的要先學創造性的文學。
平凡人
挑斷腳筋墮樓亡 鄂官又係自殺【本報訊】繼湖北公安縣紀委官員身中十一刀死亡，被官方指是自殺，該省再爆出官員離奇自殺案。襄陽市一名官員日前從審計局大樓墮亡，據指其腳筋被挑斷、遍體鱗傷，但官方稱其自殺。輿論質疑另有內情，譏諷湖北官員有自虐狂，自殺也格外慘烈。
據指由死者家屬發布的網貼稱，任職襄陽市襄州區審計局的四十八歲幹部曹新全，上周五被人挑斷腳筋，再從辦公樓四樓扔下亡，警方尚未驗屍就判斷為跳樓自殺，家屬遭當局恐嚇不要生事。網上照片顯示，死者四肢均有傷痕，白襪染血。家屬質疑當局掩飾真相，事後於審計局外拉起橫額抗議。
但警方指出，曹新全是黃坡居委會農村經濟經營管理站站長，因被舉報部門出現經濟問題，被召喚到審計局核對帳目，又被發現帳目混亂。曹藉詞上廁所幾分鐘後跳樓。但此說法未獲輿論採信，紛紛要求查明真相。
中11刀官員 10刀「試探性自殺」另方面，身中十一刀死亡的公安縣紀委官員謝業新，官方指其頭十刀為「試探性自殺」，又稱自捅多刀求死的情況並不罕見，警方沒義務調查其自殺動機
因涉逃稅被判刑的湖北前首富、東星航空總裁蘭世立，昨日透過家屬開記者會，公開實名舉報武漢常務副市長袁善臘，大爆其貪腐六宗罪，包括大肆索賄、包養情婦、放高利貸等。檢舉信又指袁利用職權栽贓陷害，令本已陷於財困的東星航空破產收場。內地過往鮮見名人舉報貪官，因此今次事件備受注目。惟袁善臘昨未回應，武漢市政府亦無評論。
尚在獄中的蘭世立，昨早透過姪女、東星集團總裁助理蘭劍敏，在北京開記者會宣讀二千五百字的檢舉信，媒體蜂擁採訪。疑因內容過於敏感，有酒店臨時拒絕提供場地，令記者會須更改地點。蘭世立於檢舉信稱，自己被控逃稅的案件屬「特大冤案」，是遭袁善臘報復陷害，呼籲當局對袁徹查。
稱利用職權栽贓陷害檢舉信羅列袁善臘六宗罪：第一，包養多名情婦，包括武漢某大酒店老闆娘和銀行經理，在袁包庇下，酒店公然經營色情賭博業務，並列為公務接待定點酒店；第二，挪用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五千萬元（人民幣‧下同）資金，借予黑幫放高利貸；第三，助黑幫收取高利貸，指使蘭世立派人圍攻武漢市交通委員會。
第四，以要錢打麻雀、兒子赴巴黎探女友等名義，多次向蘭索錢；第五，指使公檢法部門以非法拘禁等手段，迫使蘭賤賣公司資產；第六，指使地稅局人員偽造證據，誣陷蘭犯罪。
指東星破產受袁影響蘭劍敏昨透露，檢舉信早於七月遞交湖北省紀委及檢察院，但未見回覆。她又爆料，東星破產與袁善臘有關，公司○八年出現資金困難，經袁介紹向高利貸公司借款三億一千五百萬元，但實得八千萬。袁及後脅迫蘭世立還債，建議他把價值數十億元的東星航空賤賣。
本報綜合報道
在內地當局的宣傳語中，二億六千萬名中小學生昨日「幸福」開學，惟對北京六千多名民工子女來說，迎來的卻是「失學日」。由於當局在暑假期間大舉勒令民工子弟學校停辦、甚至粗暴強拆校舍，令大批民工子女至今仍找不到學校接收；部分獲分流到其他學校的民工子女，亦面臨學費昂貴、路途遙遠等困境。隨着多數民工子弟學校復辦無望，愈來愈多學生踏上返鄉讀書路，一幕幕骨肉分離的場景，正在京城上演。
北京海淀、朝陽、大興區廿餘所民工子弟學校，早前被指證照不全遭強拆。事件引起全國關注後，北京當局曾承諾「不讓一個孩子失學」。惟教育部門數字顯示，截至前日，受影響的一萬四千餘名學生中，僅八千多名學生獲安排到合資格的公辦學校就讀，其餘的六千多人須自行聯繫新校，或返鄉就讀。
無奈返鄉 逼骨肉分離朝陽區民工子女蘇琪，今日就要離開父母，返鄉讀書。蘇父埋怨稱，當局雖說會安排受拆校影響的學生到公辦學校，但他們去報名時卻均被以名額已滿為由，拒諸門外。該區一間被關閉的民工子弟小學，則選擇在被停水停電情況下堅持開學，校長稱，太多家長致電哀求繼續接收學生，於是他們就冒死開學，現已有四百多名民工子女報讀。
部分找到學校的民工家庭亦面臨各種困難。有民工子女被分流到距家十公里以外的學校，家人要冒着烈日騎三輪車送他們上、下學。民工陳兆菊亦稱，新學校使費貴，兒子和三胞胎女兒，四人的月花費要用六千元，比在民工子弟學校貴一倍。
內地中小學生自○八年來，在開學首日均會被組織觀看教育部與中央電視台聯辦的「開學第一課」節目，今年該節目的主題為「幸福」。有輿論指，對於孩子而言，最大幸福莫過於留在父母身邊，當局應反思，無數民工子女被迫返鄉讀書，他們的幸福在哪裏？
31幼兒園強迫關閉雖然關閉民工子弟學校引起非議，但是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日前仍強硬要求卅一間民工子弟幼兒園，在昨日前關閉，否則就要強拆。涉及的兒童有二千多人，引起關注，該區教委回應稱，該批幼兒園均為違章建築，屬非法辦園，必須關停。
本報綜合報道
2011年9月2日
張宗永 一瓢集
《信報》林先生在他的專欄裏連續5天談到新加坡立國總理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我認同林先生大部分的看法，但也想就自己的個人經歷作一點補充。
我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了8年，加拿大以外，這是我僑居最久的地方，我的兩個孩子都在新加坡出生，我在當地也結識了很多好朋友。曾經工作過的星展銀行是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業龍頭，客戶包括不少新加坡國企，道聽塗說不少當地政經圈的蜚短流長。
林先生推許李光耀為國際「知華派」翹楚，李光耀之懂中國，大概是「知不知者為知也」。九十年代初期，新加坡大舉投資蘇州工業園，鎩羽而歸，唸法律出身的李光耀，以為可以利用合約綑綁中國地方官員，計算錯誤。
蘇州工業園開始時，新加坡資金是大股東，後來雙方合作出了問題，工業園的租務一直未達標，後期外方甚至發現在合資工業園的另一角，當地政府建立相似的工業園，以更便宜的租金招租，事情在新加坡股東出讓股份，放棄大股東地位後，才出現轉機。
蘇州工業園今天是一很成熟和賺錢的項目，總理後來也說了句（大意）：「我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其實我不是。」李光耀承認他的誤區，將自己提升至更高的層次。
新加坡立國歷史短，人稀地更少，獨立以來，國家操縱主要的經濟活動，企業對外投資更要配合國家政策。一直以來，新加坡資金應該是朝西看（往印度走），抑或是朝東看（往中國大陸跑），兩種策略各有支持者。李光耀是親華派，前總理吳作棟態度就比較中立。
李光耀治國是切頭切尾的現實主義者，由早期的抗共到後期的親華，都是受利益指使遠多於血緣。共產黨曾經是李光耀策劃新加坡獨立時的政治合作夥伴，李光耀在的回憶錄也屢次提及共產黨人組織群眾的能力，視他們為政治上一個可怕對手。我相信懼共甚至是仇共，在李光耀的思想中已經植根多年。
今天李光耀堅持美軍駐軍東南亞，目的是要平衡中國的崛起。這點和我們的華叔早年和共產黨交手的經驗很相似：愈了解愈害怕。
大部分的真相都不是美麗的。李光耀的優生學社會觀和高壓政治手段，都不是很多人的那杯茶，然而單論成效，這些政策和手段卻為新加坡這蕞爾小國締造了高效率的政府。
國內很多官員都非常傾慕新加坡這個既獨權，卻又經濟上超成功的華人社會；然而，中國版圖大，地方經濟發展參差，Singapore Inc那一套治國如營商的管理辦法，不一定可以照單全收。
中國刑訴法修正案被指將“強制失蹤”合法化
【多維新聞】中國人大8月30日在其網站全文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修正案中有关逮捕與監視居住的條款，引发关注人權的律師與社會公眾的关注，他們視這一條款為当局立法將類似艾未未事件的“強制失蹤”合法化。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有99條，將把原有的刑訴法從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85條，修改的面大，涉及條文比較多，涉及完善證据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别程序等七個方面。
媒體報道稱，雖然关于對刑訊等非法證据的排除、建立證人保護制度、細化逮捕條件、保障律師職業權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規定令學界贊揚，但有关逮捕與監視居住的條款的規定，引发了不少关注人權的律師與社會公眾的关注。批評者甚至將相关條款視為將之前发生的艾未未失蹤，并被警方在秘密場所关押半年的做法“合法化”而量身定做的條款。
例如，修正案草案第三十條規定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当把監視居住的原因和執行的處所，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
同樣的情況，還存在于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條。該條規定：“拘留后，應当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這意味著，“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几种情形，也可以成為對当事人實施監視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后，不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的理由。
這些規定引起人們的廣泛擔心和質疑。分析認為，首先，“無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為適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導致偵查機关可以隨心所欲決定是否通知家屬，“秘密拘捕”泛濫成災。
其次，對当事人采取強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屬，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不符合人權保障的法治原則。
历史學者雷頤直言，這四种情況太寬泛，如果通過，意味公安機关可任意抓人而不必通知家屬，尤其第四點（即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几乎任何案件都可以說如果通知家屬“有礙偵察”，每個人都無保障。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通過微博回應說，事實上，在修改前的中國刑事訴訟法，就有規定，“有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形，可不通知被拘留者家屬。他認為，新的修正案中，“有礙偵查”被限定為“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通知可能有礙偵查，這至少是對原先籠統寬泛的規定予以限縮，應屬改進。
北京律師劉曉原昨日在博客上回應說，“作為一個曾被“強迫失蹤的受害者”，我強烈反對“《刑訴法》草案類似于‘迫失蹤’規定。”
8月30日是第一個“強迫失相关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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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解密：洪博培狠批中國一胎政策 艾未未眼中的北京 余政憲涉扁家南港案二審重判 陝西省政府被指干擾司法 礦權糾紛富商被逮捕 蹤受害者”國際日，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就此发表聲明稱，“強迫失蹤”在一些國家仍然被用作對付冲突和內部動蕩的工具。目前，中國仍不是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的签約國，劉曉原唿吁，中國政府尽快加入公約，保護全體公民的基本人權。
据悉，由于刑訴法修改涉及公檢法等權力的再分配，各方利益難以達成共識，此次刑訴法修訂2004年動議，中間各方利益難以擺平，一度停頓，直至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后，刑訴法修改日程才得以確定。
(甄宏偉 編輯)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china.dwnews.com/big5/news/2011-08-30/58071831.html
【多维新闻】“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是‘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这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阐述的理念。
《财新网》8月30日刊载了于建嵘的这篇发言稿。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最好纪念，应是思考国家执政理念和基本制度建设，要把人类最基本的政治文化用来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文明的国家，而不应当回到意识形态的争议上。
于建嵘在“纪念《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实际上，有些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对人类基本文明的态度问题。”于建嵘说，“如果纪念还是局限在政党政治话语体系下来分析问题，认为普世价值也要跨越式发展， 当今中国就远远没有达到30年前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的水平”。
“纪念，应当站在《决议》发表30年后的角度来看，建国30年时出了什么问题，建国60年的今天又存在什么问题。而如今的纪念活动在此纪念得并不够，这不是说对历史人物纪念不够，而是国家执政理念和基本的制度建设思考不够。”
他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决议》对建国以来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没有进行全面的检讨，而现今发生的很多问题使得“治国理念和基本制度建设”这个基本问题的检讨再也不能回避。
于建嵘认为，如果国家是人民的或者说是公民的，每一个公民的法定权利就应当得到着力保护、保障。这是纪念《决议》时应当回到的第一个基本点，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为此，需要明确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是“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没有这个认识，今天很难跨越30年。”
要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应当实施相应的改革，允许人民或者公民保护自己的权利。于建嵘认为，今天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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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之后，国家的基本制度中应当有救济渠道。于建嵘提出，执政党应当切实把把法治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兑现宪法对人民的承诺。
他特别提出，现在，在新媒体信息时代，公民的言论自由体现出新的特点，执政党需要对此有更好的考虑，以能更好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8-31/580745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