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兒子億萬年薪

2011/09/16 15:45:18 網誌分類: 政治
16 Sep

(注:此文为2008年5月旧闻。相信朱镕基在他本人的自吹自擂的书中不会提及)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曾多次报道前总理朱镕基通过其亲信、现副总理王岐山, 把自己的儿子朱云来、女儿朱燕来安排在朱镕基自己主管的金融系统,利用朱镕基在圈内的权利和人脉关系,把朱云来主控的中金公司, 办成了朱镕基家族的摇钱树。 在朱镕基的支持下,中金公司垄断了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业务,仅朱云来一人的年工资就高达一亿七千万。 朱燕来的丈夫也频传动用大笔银行资金,炒有色金属期货的消息。

 

2001年,当朱镕基还在总理任上时,著名经济学家何新就曾写信给朱镕基,质疑他身为总理,却安排自己的儿子代理美国巨型跨国公司高胜证卷在中国的利益。毫无疑问,朱镕基父子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公开卖国!!

从朱镕基,朱云来父子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现代版“衙内现象”并不止于《水浒传》里“高衙内”的胡作非为。另一危害严重的特征,就是一些当权者特别是部分高官,通过让子女经商办公司,再以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帮助子女大肆捞钱,实现“权力变现”。像报道所说,徐伟花40万元买到征地,不到一个月,转手净赚 130万元。再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利……而程慕阳靠着他老子这棵“大树”,没有投入一分钱,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总资产达数亿元!这惊人的速度绝对是“前没有古人”。

事实上,贪官的“衙内”一个个“能力非凡”的在商业领域大把抓钱。甚至是犯了事儿,都能安然享受权力带来的不当利益,多是凭借其老子的“权力资本”,大做违法犯罪的勾当。而“衙内”们也成为其老子变相受贿、出卖公权的“道具”和“遮羞布”,充当了权力腐败的同犯。

在法制社会,出现这种在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衙内现象”,确是一种悲哀。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官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为“权力膨胀”留下了空间和土壤。于是,“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 黑老大儿子作恶,高官老爸摆平”的“衙内现象”得以粉墨登场。

这些年,有关部门没少下严禁干部亲属经商和要求干部管好子女和身边人的文件,但落实的效果,往往不尽人意。算算近年反腐中揪出的“家庭窝案”,“贪老子”和“恶衙内”难舍难分、纠缠不清的影子让人记忆犹新。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文件不是国家法律,缺少约束力,制度上先天不足,使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有限,再加上执行中的敷衍塞责,往往流于形式。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官员利益团体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这种损害腐败官员利益的制度,受到轻视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衙内现象”,是有悖社会文明发展的畸形现象。特别是“衙内们”利用老子的势力和权力,表现出的敛财和危害社会的“能力”,是与民主与法制建设格格不入的。因此,必须建立遏制家族式腐败的反腐机制,让干部手中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其本身及配偶、子女的从业状况接受公众的监督,避免“衙内”利用“权力资本”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防治和遏制权力腐败。

附: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朱镕基的儿子去年赚了一亿

中国经济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

今年1月,当中金公司(CICC)在豪华的曼谷素可泰酒店(Sukhothai Hotel)召开季度董事会时,会上的气氛远远谈不上融洽。

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持有中金34%股权,它决意将股权出售。目前,该投行正遭受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关的逾90亿美元减记。而且只有当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 后,中国监管机构才会允许它在华进一步开拓新的业务;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现金。与此同时,以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Levin Zhu)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层,则决定在与摩根士丹利分手前达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员、现任里昂证券亚洲分部 (CLSA)的分析师侯伟(Fraser Howie)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成立以来, “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国自身的一个缩影。”“它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镜头”。在中国,将商业和政治区分开,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中国逐渐告别GCD控制一切的时代之际,围绕中金的争执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的韧力——如政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它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它巧妙 地运用复杂融资,有时还是用来针对其外国合作伙伴。朱云来和其他人的关系网,帮助中金强大起来,而这些关系现在正成为摩根士丹利面临的阻碍。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这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 的优势。中方,即当时王岐山领导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王岐山如今担任主管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副总理)也同样高兴,因为建行也获得了相对于其银行业竞争对手的类 似优势。中金其它合作伙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产大亨查懋声(Payson Cha)。

在王岐山的引荐下,朱云来于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尽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为中金引进高管,但后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管理层, 它越过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云来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会召开前,中金管理层几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管理层逐渐积累了大约20%的 股权。

他们都得到了不错的报偿:在前面提到的20%股权中,朱云来持有多少尚属未知。但据悉,去年他赚了1700万美元,高于前年的1000万美元。相比之 下,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薪酬只有区区1万美元。中国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长王东明的收入,也远低于100万美元。

在素可泰酒店召开的董事会上,中金管理层利用摩根士丹利希望退出中金之机,要求获得更多股份,以提高持股比例。几位与会者表示,朱云来在会上保持沉默,但董事李弘(Susan Li)提出了一项股权激励计划。她警告,如果该计划得不到董事会的批准,可能导致大批高管离职。

在她发言后,中金投资银行部门主管丁玮激动地指出,中金是建立在管理层的血汗之上的。与会者表示,丁玮尖锐地问道,至于公司所有者,“他们为中金做了什么?”此言激怒了香港股东查懋声。

就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的努力而言,中金管理层的要求不是个好兆头。摩根士丹利一直在与一些希望收购其所持中金股权的美国私人股本公司进行谈判,其 中包括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凯雷(Carlyle)、CV Starr、JC Flowers和TPG。一位考虑收购中金这部分股权的私人股本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些潜在买家在担心“中金是个好公司,但里面存在着一些泡沫”。中国内地 股市曾大幅飙升,但已经开始下跌,这些收购集团都不希望支付最高水平的价格。如今他们还担心,任何买家都将面对股权立即被稀释的危险。

朱云来和中金管理团队也向潜在买家表达自己的要求,不过方式更为委婉。在与其中一个买家谈判时,朱云来阐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数经纪公司,半数股权由 管理层持有,同时50%的收入作为薪酬。这个第二位潜在买家回忆道:“他表示,这是该行业通常的运作方式,有鉴于此,让我们谈一谈合理的方案,因为20% 的比例过低。”

这位买家补充道,作为尽职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当他所供职的集团与中金管理层会面时,在原计划的四小时时间内,(中金)管理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来陈述他们提高股权比例的要求。

除了要求得到更多股权以外,中金的高管还表示,他们希望与至少一家本土券商合并,同时称,马上上市可能是个难题。第二位潜在买家表示:“他们希望达成另一笔交易,这样一来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降低。”

在得知管理层不愿上市后,一家初期参与竞购的公司退出了竞争。私人股本公司很少在没有明确退出方案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而最明显的退出方案就是将中金上市。

摩根士丹利通过这些股权筹资10亿美元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以朱云来为首的管理层拥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出售了这些股权,摩根士丹利才能在中国采取新的行动。此外,正是朱云来的关系,使得中金公司如此值钱。

代表第二家私人股本公司了解中金的合伙人表示:“中金是一招鲜。”这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上市。要想赢得这些企业的承销及保荐委托,最重要的是与关键的政府及党内官员建立关系——而朱云来拥有大量的此类关系。一位中金前员工表示:“他去见省领导人时,见的是曾为他父亲工作过的官员。他是靠着父荫赚钱的。”

无可否认,朱云来建立了一项业务,并为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股东赚到了钱。摩根士丹利的初始投资为3500万美元,现在至少增长两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朱云来不仅能赢得授权,还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对如何从国有企业僵死的躯壳中缔造出赢利的公司,朱云来已是一个专家。

“他在这个体系中玩得转,”朱云来一位前下属表示。“如果说这种情况不公平,那是因为这个体系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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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雨
麗雨 2013/10/25

小明,早晨︰

這些相片,紅紅的,看了心情很煩燥啊。

小明
小明 2012/10/29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 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亦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 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 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

 

    陈耳和陈眉之父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 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

 

    那是一吨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亮晶晶的,断面处能照清人影。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村里的车把式王脚,赶着马车,把煤从县城运 回。王脚方头、粗颈、口吃,讲话时,目放精光,脸憋得通红。他儿子王肝,女儿王胆,都是我的同学。王肝与王胆是一卵双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 长不大的袖珍姑娘——说得难听点吧,是个侏儒。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胆长得小。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大家都背着书包,围看热 闹。王脚用一柄大铁锹,从车上往下铲煤。煤块落在煤块上,哗哗响。王脚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间那块蓝布擦拭。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便大声喝斥:回 家割草去!王胆转头就跑——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王肝往后缩缩,但不走。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现在的 小学生,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起来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驾辕的是匹退役军马,曾在军队里驮过炮弹, 据说立过战功,屁股上烫着烙印。拉长套的是匹脾气暴躁的公骡,能飞蹄伤人,好张嘴咬人。这骡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气力惊人,速度极快。能够驾驭这头疯骡的也 只有王脚。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职业,但都望骡却步。这骡子已经咬伤过两个儿童:第一个是袁脸的儿子袁腮,第二个是王胆。马车停在她家门前时,她到骡前去 玩,被骡子咬着脑袋叼起来。我们都很敬畏王脚。他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石碌碡,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尤其让我们敬佩 的,是他的神鞭。疯骡咬破袁腮头颅那次,他拉上车闸,双腿叉开,站在车辕两边,挥舞鞭子,抽打疯骡屁股。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声脆响。疯骡起初还尥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前腿跪在地上,脑袋低垂,嘴巴啃着泥土,撅着屁股承揍。后来还是袁腮的爹袁脸说,老王,饶了它吧!王脚才悻悻地罢休。 袁脸是党支部书记,村里最大的官。他的话王脚不敢不听。疯骡把王胆咬伤后,我们都期待着再看一场好戏,但王脚一鞭也没打。他从路边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 掩在王胆头上,把她提回家去。他没打骡子,却抽了老婆一鞭,踢了王肝一脚。我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那头棕色的疯骡。它瘦骨伶仃,眼睛上方有两个深得可放进一 枚鸡卵的凹陷。它的目光忧伤,似乎随时都会放声大哭。我们无法想像这样一匹瘦骡子怎会爆发出那样大的力量。当我们一边议论一边向那骡子靠近时,王脚便停止 铲煤,用凌厉的目光逼视我们,吓得我们连连倒退。堆在学校伙房前的煤堆渐渐高起来,车上的煤渐渐少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抽鼻子,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 味。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我们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王脚拢马驱骡,马车离开校园。我们并没像往常那 样,去追赶马车,并冒着被鞭子抽头的危险跳上去过瘾。我们目不转睛,慢慢地向煤堆移动。伙夫老王,挑着两桶水,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的女儿王仁美,也是我 们的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是当时少有的没用器官命名的孩子,因为伙夫老王,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原本是公社畜牧站的站长,后因说话不当犯了错误,被开 除公职遣返回乡。老王狐疑地看着我们。他以为我们要冲进伙房哄抢食物吧?所以他说,滚,小兔崽子们!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回家吃你们娘的奶头去吧。我们自然 听到了他的话,我们甚至也考虑了他的建议,但他的建议无疑于骂人。我们都是七八岁孩子,怎么还可能吃奶?即便我们还吃奶,但我们的母亲,都饿得半死,乳房 紧贴在肋骨上,哪里有奶可吃?但没人去跟老王理论。我们站在煤堆前,低头弯腰,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我们抽动鼻子,像从废墟中寻找食物的狗。说到 这里,首先要感谢陈鼻,其次要感谢王胆。是陈鼻首先捡起一块煤,放在鼻边嗅,皱着眉,仿佛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他的鼻子又高又大,是我们取笑的对象。思索 了一会,他将手中那块煤,猛地砸在一块大煤上。煤块应声而碎,那股香气猛地散发出来。他拣起一小块,王胆也拣起一小块;他用舌头舔舔,品咂着,眼睛转着圈 儿,看看我们;她也跟着学样儿;舔煤,看我们。后来,他们俩互相看看,微微笑笑,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地,用门牙啃下一点煤,咀嚼着,然后又咬下一块,猛 烈地咀嚼着。兴奋的表情,在他们脸上洋溢。陈鼻的大鼻子发红,上边布满汗珠。王胆的小鼻子发黑,上面沾满煤灰。我们痴迷地听着他们咀嚼煤块时发出的声音。 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吞咽。他们竟然把煤咽下去了。他压低声音说:伙计们,好吃!她尖声喊叫:哥呀,快来吃啊!他又抓起一块煤,更猛地咀嚼起来。她用小手拣 起一块大煤,递给王肝。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把煤块砸碎,捡起来,用门牙先啃下一点,品尝滋味,虽有些

牙碜,但滋味不错。陈鼻大公无私,举起一块煤告诉我们:伙计 们,吃这样的,这样的好吃。他指着煤块中那半透明的、浅黄色的,像琥珀一样的东西说,这种带松香的好吃。我们已经上过自然课,知道煤是许多世纪前,埋在地 壳中的森林变成的。给我们上自然课的是我们的校长吴金榜。我们不相信校长的话,我们也不相信课本上的话。森林是绿色的,怎么可能变成黑色的煤炭?我们以为 校长和课本都是在胡说八道。发现了煤块中的松香,才明白校长没有骗我们,课本也没有骗我们。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除了几个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们每人攥 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我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游戏。肖下唇拿着一 块煤,翻来覆去地看,不吃,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他不吃煤因为他不饿,他不饿因为他爹是公社粮库保管员。伙夫老王惊呆了。他手上沾着面粉跑出来。天哪,他 手上沾着面粉!当时在学校伙房就餐的除了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教导主任之外,还有两个在乡下驻点的公社干部。老王惊呼:孩子们,你们干什么?你们……吃煤? 煤也能吃?王胆用小小的手举着一块大煤,细声细气地说:大叔,太好吃了,给你一块尝尝。老王摇着头,道:王胆,你这小女孩,也跟着这帮野小子胡闹。王胆咬 了一口煤,说:真的好吃嘢,大叔。这时已是傍晚,红日西沉。那两个在这里搭伙就餐的公社干部骑着车子来了。他们也被我们吸引住了。老王挥舞着扁担轰赶我 们。那个姓严的公社干部——好像是个副主任——制止了老王。他的脸色很难看,挥了一下手,转身钻进了伙房。

 

    第二天我们在课堂上一边听于老师讲课一边吃煤。我们满嘴乌黑,嘴角上沾着煤末子。不但男生吃,那些头天没参加吃煤盛宴的女生在王胆的引导下 也跟着吃。伙夫老王的女儿——我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吃得最欢。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患有牙周炎,因为吃煤时她满嘴都是血。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便回头 注视我们。她首先质问她的儿子、我们的同学李手:手,你们吃什么?妈,我们吃煤。老师我们吃煤,您要不要尝尝?王胆在前排座位上举煤大喊——她的大喊也像 小猫叫唤——于老师走下讲台,从王胆的手里接过那块煤,放在鼻子底下,既像看又像嗅。好久,她一言没发,将煤还给王胆。于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今天上第六 课,《乌鸦和狐狸》。乌鸦得到一块肉,非常得意,站在树梢上。狐狸在树下,对乌鸦说,乌鸦太太,您的歌声太美妙了,您一歌唱,全世界的鸟儿都得闭嘴了。乌 鸦被狐狸的马屁拍昏了头,一张嘴,哇,肉就落在狐狸口中了。于老师带领我们诵读课文。我们满嘴乌黑,跟着朗读。

 

    我们于老师是有文化的人,竟然也入乡随俗地给她的儿子起名为李手。李手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医学院,毕业后到县医院当了外科大夫。陈鼻铡草时铡断了四根手指,李手给他接活了三根。

小明
小明 2012/06/05

----写在六四屠杀23周年

润涛阎

六四是一个悲剧,乃地球人的共识。它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悲剧,也是参加学运的学生们的悲剧,亦是共产党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上文提出了六四结局的根本原因,本文着重探讨学运起因。

一提到八九学潮,大家一定会想到:由薄一波牵头、邓小平陈云拍板决定的罢免胡耀邦,导致了知识界的愤怒,胡耀邦抑郁而终便引发学运。其深层原因便是物价高涨、赵紫阳的儿子为首的高干子女带头搞官倒,导致市民对改革走向歧途的担忧。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上面所说的现象再结合共产党专制特征便下结论说八九学潮的起因已经明了,我们就把探究真相的历史机遇后移了。

从另一角度思考八九学潮的起因,我发现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埋在里边而被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忽略了。如果您想听听润涛阎的另类思考,那您就再把板凳搬来,听我细说端详。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上升为“改革开放”政策中的“改革”,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不是赵紫阳或者万里提出来的,而是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18 户农民1978 年开启的包产到户。这个大胆的“吃螃蟹”行为被安徽市委书记万里肯定了。虽然在 1979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建设提出的25 项政策措施第三项中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但万里把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结果告诉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到了1982 年,中央才下文件全国一盘棋走小岗村农村经济改革的道路。最早悄悄跟上小岗村等于背叛中央的是四川的赵紫阳和安徽的万里,这就使得在1979 年就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全国范围的包产到户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让农民吃饱了肚皮,但要说有什么“万元户”也是搞副业、倒买卖的少数人。但中国的特征就是造舆论特在行,没有去过农村的城里人,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一看报纸电台充满了“农民万元户”的报道,一下子受不了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在 1985 年我离开中国前就已经看到知识分子或者城里人要找机会闹事的苗头了。我跟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聊友李老师谈论起这个预测,他愣愣地看了我很久才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便跟他谈论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读书人甚至城里人绝不会容忍农民成为万元户而自己还不是万元户。我那是由于研究课题的缘故,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对农民、城里人的收入情况非常了解,很清楚报纸电台上瞎吹的农民万元户根本就不是普遍现象,农民仅仅是刚吃饱饭刚有新衣服穿而已,整体收入远远没有城里人那么多,更别说永远不不上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们听说农民万元户后心理无法平衡是有道理的,就拿我来说,那时候我这个讲师级的“城里人”、“知识分子”每个月的工资才 114 元,等于十年加在一起才挣一万元,远远比不上不读书的农民万元户。中国的报纸宣传仅仅是对邓小平的改革歌功颂德,或者也有把经济体制改革往城市推进的用意,但这离谱的宣传给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则是动荡。我跟李老师谈论这些,他听后苦苦思索,最后给我的评论是:“小阎啊,我就喜欢听你讲道理,哪怕是谬论,你说出来也跟真理一样逻辑严谨,无法反驳。”

第二天早上,李老师找我,郑重其事地说要给我道歉。我不知何故。他说昨天对我的评论等于是对我的诋毁,后来越想越后悔。我哈哈一笑,说李老师您道歉干嘛,我听着很舒服,是对我的恭维啊。把谬论推理成真理,那不算牛逼谁还算牛逼?李老师听后拍着我的肩膀大笑不止。正因为他的严肃道歉态度,令我感动,也就无法忘记。我相信今天李老师看到此,也会想起那天的谈话。

随着时光的推移,农民万元户的报道更加甚嚣尘上。加上城里本来一些不三不四的无业人员包括刑满释放人员也搞起了餐馆、倒卖香港电子表等发了财,尤其是当官的如赵紫阳的儿子也水涨船高地成为百万富翁,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再也无法忍受了。掌握报社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将胡吹农民万元户改成了“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等为知识分子鸣不平的大肆报道了。

胡耀邦的死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闹事的导火索。“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赵百万”等“官倒”也是拿得出手的口号而已。中国历来对官员的腐败都有很高的容忍度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城里人真正愤怒的有两项:一是“农民万元户”的大量报道令他们信以为真,城里人是瞧不起农村人的,何况知识分子那可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亦即“人上人”。最底层的农民竟然比知识分子还富有,那还了得?所以,铺天盖地的报纸比较的是“搞导弹的”与“搞鸡蛋”(或者“茶叶蛋”)的谁更富有,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

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彻底歪曲事实。我在1985 年年初还到过华山,亲眼看到往华山山顶背水泥的农民走在我前边。我问他们背一袋这么重的水泥怎么能爬山,要给你多少工钱。他们告诉我,一天只有两块钱。

背一袋水泥爬山,一天只有两块钱,一年也挣不到八百块钱。如果农民很容易或者说大多数是万元户,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农民去挣那每天两块背水泥上山的钱?何况背着水泥爬华山之险令我至今想起来腿都颤抖。

但不明真相的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竟然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真的以为农民比城里人甚至知识分子们还富有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与其直接相关的现象:什么物价都可以涨,唯独农产品一旦涨价,便有了导致城里人闹事的危机。所以,八九学潮的另一起因便是物价上涨,城里人或者知识分子们不能容忍的是米价粮价、肉价、菜价的上涨。即使六四杀完了后,一旦农产品涨价,包括猪肉涨价,政府就赶紧给城里人发铺贴。房子、家具等任何东西不论怎么涨价都不担心城里人闹事,唯独担心农产品涨价。而猪肉涨价,政府给城里人的补贴是不包括没有养猪的农民的。难道农民就不买猪肉吃?米价涨价而发给城里人补贴时,也不给不种粮食的养猪专业户农民补贴。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涨价,政府不给农民补贴。

知识分子们以为地球人“搞导弹的”就应该比“搞鸡蛋的”收入高。我到美国后最吃惊的两件事便是:一位韩国同学假期拉我去他老爹办的养鸡场参观。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养鸡专业户竟然是那么富有。他老爹告诉我很多知识,比如,他的几十万只母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下蛋。我以为他们的鸡跟我们中国的鸡不是同样的鸡,中国的鸡一到夏天就不再下蛋,要孵窝。即使不给母鸡的鸡窝里放鸡蛋,母鸡由于激素的原因,也照样不下蛋而卧在窝里假装孵化鸡蛋。他告诉我,只要不让母鸡看到阳光,一直用日光灯照射,每天的周期不是24 小时,而是25 小时,母鸡的生物钟就打破了,它们就常年下蛋了。看他那豪宅,他何止是百万富翁。比较之下,那些搞导弹的教授科学家们,辛辛苦苦都难得到研究经费,收入根本就无法跟“搞鸡蛋的”相提并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回答:凭什么搞导弹的就比搞鸡蛋的富有?理由何在?地球上没有搞导弹的时间是以千万年为单位的,但那时都不能缺搞鸡蛋的。

第二件事令我吃惊的是美国农民的富有程度。对于这一点,我就不赘言了。你随便搜索一下便知,只要当上三代农民的农场,别说有自己的喷药飞机,大量的康拜因之类的昂贵农机具,就是政府的农业补贴都不是搞导弹的科学家所能比的。不种粮食的地,政府给养地补贴,防止过分耕种土地。种粮食的土地,政府给各种补贴。而搞导弹的科学家们那点薪水,连一辆康拜因都买不起。

八九学潮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农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是在抱怨他们,而事实上,他们搞鸡蛋的做梦都想让儿子考上大学去搞导弹。只要留在城里,搞什么蛋都成。倒是有三个农民,还是湖南的,去天安门毛泽东的画像上投鸡蛋。他们心里最明白:你们将来搞导弹的学生闹事说是要搞民主,反对独裁专制。而共产党独裁祖师爷、被你们城里人称为“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的画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搞鸡蛋的农民把鸡蛋里边的蛋清抽出来,换上墨汁,投到毛泽东画像上去,看看你们学生的态度。

学生们把他们三人带到广场,然后投票,结果是把他们三人扭送到公安局!这三人的命运多么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坐牢绝不会受到王丹等学生们在牢里的待遇。他们出来后还有一人没有被整成精神病,出来后接见记者时还原谅学生。

这三位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其中有两位是农民户口。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今年2月22日获释。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老人要问那些投票同意把三位志士扭送给公安局的道理何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学生的,是全国人民的,也有那三个农民一份。是谁给毛泽东画像搞上鸡蛋的,应该由公安机关自己去查,除非你们学生认为他们三人的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是否非法,不是由你们投票决定的。问题是:为何你们知识分子可以在广场搞民主,人家就不能搞反对独裁?你们有把人家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为何他们三人没有把你们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你们搞民主,他们泼墨独裁者,干的是一回事啊,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大学吗?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专制制度的那一天,大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城楼上拿走的历史时刻到来的那一天,把他们三位扭送到公安局的学生领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

有两个原因导致学生领袖们决定把三人扭送到公安局:一是学生们内心的软弱,害怕政府把三人的犯罪行为栽赃给学生,令学生蒙冤,甚至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这表明:学生们并没有与独裁者死磕的打算,也表明学生们没有反对独裁者的诉求。二是学生们打从内心里认同毛泽东的“严惩投机倒把分子”、“打击资产阶级个体户”的专制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宁愿维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做人上人”的专制制度也不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理念。

除了以上两个解释外再也找不到其它解释了。这个突发的额外事件本身给学生运动的定性开了一个小的天窗。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反对专制政府的运动都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民主运动,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对甚至推翻专制政府的运动都无一不是成功后自己当皇帝,与民主运动无关。把八九运动说成是“反腐败的学生运动”是合乎历史的,是可以经得起历史考察的。农产品物价上涨引发学校的伙食费增加,而政府没有增加学生的生活费,外面宣传的是农民万元户、个体百万富翁,令他们无法得到心理平衡。如果政府加倍增加学生的生活费,胡耀邦死后是否会引发学潮,还很难说。如果那时有网络报道农民还很穷的真实面貌,万元户是媒体瞎吹,没有了“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等胡说八道,胡耀邦死后是否导致学生们上街,还很难说。从另一方面讲,政府的媒体大造舆论,给改革成果唱赞歌太离谱而引发学潮,也是政府的罪有应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上人”观念本来与民主、人权、自由所依赖的“人人生而平等”文化格格不入。八九学潮没有提出“取消农民户口”的要求与口号。要知道,把农民单独列出不能到城市生活的农民户口制度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绝大多数独裁国家,都没有的。当然除了北韩等极个别小的国家外。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知识分子竟然歧视农民以堂皇的理由“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为心中怨气而寻找出气口,无疑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惊叹。打从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吹捧农民万元户的报道连篇累牍,以至于“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宣传充斥媒体,深入到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成了城里人、知识分子与学生连同一气找机会闹事的动力,甚至把农民已经成万元户而知识分子还没有富裕作为闹事冠冕堂皇的理由。尤其对农产品涨价非常反感,简直是怒火中烧。个体户可以富,知识分子却不是第一批富起来,那还了得!那叫“脑体倒挂”,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人上人”传统文化本末倒置。知识分子内心不能平衡,对政府的政策也就无法认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想怎么生气。

六四的血腥镇压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它反映了独裁者的嗜血本性。不论学生的要求多么不合理,那也不应该是用坦克碾压的理由。不论下令屠杀学生市民的邓小平,还是推波助澜沆瀣一气的李鹏陈希同等人,都将牢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必须清楚,连同上文所谈,八九学潮的兴起与悲剧结局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专制制度的产物。当然,六四学生的血也没有白流,导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独裁者政治骗子毛泽东的画像遭到首次泼墨,虽然“倒蛋”者是三个湖南农民而非大学生、虽然这三位勇士被学生们扭送到了公安局。他们三人的名字必将被历史书写,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画押已经上了雕塑,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后记:本文只是求真的探讨历史,并非对死难学生的责难,更不会减少对残暴屠夫的谴责。但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历史是无情的,必然回归到求真的路上。在没有打破腐朽的传统文化之前,一切反对专制的抗争都会以悲剧告终。

打从共产党掌权,怨气积压最多的是农民,饿死他们也要一平二调交公粮。但六四学潮跟共产党死磕时,农民不参与。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们的所谓的反腐败,只是知识分子们没有得到腐败的机会而已。事实上,六四后,淘气的孩子有奶吃,政府让知识分子们纷纷入党当官,他们立刻腐败透顶,再也不反腐败了。表明那些学生知识分子当年的所谓反腐败,不是文化层面的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认同,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发财而恼怒。一旦自己当官发财,便把反腐败的诉求丢到脑后了

不學無術
不學無術 2012/06/05

D軍人唔記得帶走D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