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動物，才能保障人性

保護動物，才能保障人性

( 11月15日 錢永祥教授 於香港中文大學)

“絕大多數的動物都有感覺、情緒、欲望，並且在意自身所承受的痛苦、驚恐、剝奪。只要具備了這樣基本的心理與生理條件，外來的對待方式對它們便有利害可言，是它們所在乎的。動物與石頭、木塊的不同在此，動物與人類的相同也在此。在這個意義上，既然人類擁有道德地位，動物便也擁有道德地位

據說甘地說過：“一個民族的偉大與其道德上的進步程度，可以從它如何對待動物來判斷。”──這正是保護動物的意義所在：減少動物在人類手裏所承受的痛苦，也就是減少殘忍與野蠻心態對人類自身的貶抑和戕害；保護動物，才能保障人性。到今天，已經有100多個國家立法保護動物，說明動物議題已經進入了法律管轄的範圍。一旦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訂定《動物保護法》，將代表人類正視動物議題跨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

據粗略估計，全世界每年要屠殺12億頭豬，700億隻雞，3億頭牛；在中國大陸，每週要宰殺1200萬頭豬；在臺灣，2009年屠殺了將近900萬頭豬，3億隻雞，3萬頭牛。在這裏，我們還沒有談到其他進入人類胃腸的各種動物，為人類提供毛皮、膽汁、藥品的動物，在實驗室受盡糟蹋折磨的動物，以及無數被關進人類住處當成玩具的所謂“寵物”。

這些數字看起來抽象，其實都是一條一條血肉生命堆積出來的；其背後隱藏著動物的死亡、人類的暴力與殘忍，都不是平常“消費者”所能想像的。單就這種超級規模的屠宰來看，我們便應該自問：如此放縱、殘酷地對待動物是對的嗎？動物是不是應該受到某一種程度的關懷與保護？

大家都會承認，人類之間相互對待的方式，是有“是非”、“對錯”可言的：説明人是對的，傷害人是錯的；讓人愉悅是對的，製造痛苦是錯的；尊重是對的，歧視則是錯的。我們難免會明知故犯做下錯事，關於是非對錯的界定也一定會有爭議。但是沒有人會否認，對待人有是非對錯之分。道德規則與法律條文，正是這種是非對錯之分的具體表現。如果某種對待人的方式違反了道德，就會受到譴責；如果違反了法律，更會受到懲罰。可是面對動物，這種是非對錯的考慮立刻不適用，好像人類對動物做什麼並無所謂是非對錯。當然，很多人對動物還是友善的，維持著基本的“人道”精神，排斥極端而沒有意義的殘虐行為。不過，以人道態度對待動物雖是好事，卻仍有所不足。

現代社會使用動物的方式已經體制化，脫離了個人直面個別動物的階段，因此個人的人道精神一般不見得能讓動物受惠。而由於人道意識的內容因人而異，也無法導出普遍的規則，讓多數的人遵循。最關鍵的限制在於，人道主義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品質，可以鼓勵與期許，但是無法要求；它無法形成道德義務，更缺乏法律的強制性格，面對已經成為體制的虐待與濫用動物的現象，例如上述的大規模屠宰，便無法產生保護動物的效應。

動物具有道德地位

過去幾十年，西方道德哲學擺脫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偏狹傳統，積極面對動物議題的挑戰。動物畢竟都是生命，道德思想家豈能垂眉無視億萬生命的苦難，暢談天理人欲，下課之後再撕嚼手中“香脆多汁”的炸雞腿？但如果不以個人的善心為已，而是想要從道德甚至於法律上節制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首先要處裏的問題就是：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是不是應該接受道德的評價？用術語來說，就是動物有沒有“道德地位”？

一件事物有沒有道德地位，判准在於它是否具有本身的利害可言，可以受道德規範的保護。一個東西如果沒有本身的利害可言，受到何種對待均既不得利也沒有受害，把它列入道德考慮的範圍，便是沒有意義的。

根據這個判准，動物當然具有道德地位。絕大多數的動物都有感覺、情緒、欲望，並且在意自身所承受的痛苦、驚恐、剝奪。只要具備了這樣基本的心理與生理條件，外來的對待方式對它們便有利害可言，是它們所在乎的。動物與石頭、木塊的不同在此，動物與人類的相同也在此。在這個意義上，既然人類擁有道德地位，動物便也擁有道德地位。

一旦取得道德地位，“道德”這個概念會進一步提出一項意義非比尋常的要求：凡是具有道德地位的事物，它們的利害都應該獲得平等考慮。從道德角度來看，所有利害都一樣重要，至於它是“誰”的利害，是屬於男人還是女人、黑人還是白人、窮人還是富人、動物還是人類，不會造成差別。如果對利害的考慮不夠公平，因性別而異、種族膚色而異、社會地位而異、或者因物種而異，那就構成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物種歧視，不能被道德的平等原則所接受。

這樣說來，人類的利害與動物的利害應該受到平等的考慮。當然，“平等的考慮”不等於“一樣的待遇”：畢竟，動物與人類之間還有眾多的差異，根本沒有必要要求一樣的待遇。可是，既然對待動物的方式需要將動物的利害與人類的利害作平等的考慮，我們便不能把動物排到木塊、石頭的範疇；而因為我們對待人類的方式需要受到道德規範的管束，所以如何對待動物也不只是一種個人的修為或者情緒問題。一如對人類，我們對動物也負有道德義務。

人類對動物的道德義務包含什麼具體專案，會引起很多爭論。這沒什麼稀奇。但一個明確無疑的原則是：人類有義務不要給動物製造痛苦，一如人類相處之道的一個起碼原則是不要給別人製造痛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足以淩駕這項原則。可是試想，“不製造痛苦”寥寥幾個字，卻完全否定了今天人類使用動物的整個體制！在絕大多數的情況裏，所謂“使用動物”，都擺脫不了折磨、傷害與殺死動物。如果要根據“不製造痛苦”來檢討人類使用動物的方式，還有什麼會剩下來？

用“應然”節制“實然”

讀者會說，這樣談動物議題，豈不脫離了現實？當然是的。但別忘了，幾乎每種道德上的觀點，都有脫離現實之虞。“應然”本來即非“實然”所能決定，反而要節制、規範實然，怎麼能不脫離現實？跟著現實走，也就是跟著強淩弱、大魚吃小魚的規律走，豈有道德這回事？

試想，“將人視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這項道德行為的準則，距離現實豈不也是很遙遠？無時無刻，我們在與他人交往時，都會“利用”他人達成我們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利用，受到了“視他人為目的”這個原則的節制與指引，讓我們知道，利用他人不僅要獲得對方的同意，更不能忽視對方的自主，剝奪對方的利益。結果這種利用，與奴隸制度下的“利用”就有天淵之別。

換言之，道德原則提供了一種理想、標準，讓我們在現實中設法實現較為公平的關係。永遠有橫暴強徒想把人際關係看做主奴關係，但道德原則也永遠會警告這是錯的，鼓勵我們消除這種錯誤的人際關係。道德本身不會改變世界，但它能鼓勵我們嚮往與追求改變。

這正是動物倫理學的思考給我們的幫助。人類會繼續利用動物，且規模會愈來愈大。但一旦肯定了動物的道德地位，承認人類有義務不要給動物製造痛苦，利用動物的方式就成了一個需要檢討與反省的問題，不再由食欲、利潤、方便的考慮所壟斷。道德觀點很難壓倒或者取代這些以人類私利為著眼點的考慮。不過這不是重點。一旦對動物的道德思考取得了立足點，它就會對襯出其他觀點的偏狹與自私，人類會因而開始思考和選擇。

保護動物的三重意義

40年前，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一書，首倡動物倫理學，在西方社會開啟了現代的動物保護運動。此後，關於動物的倫理思想、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史學、社會學、文學、法學研究，都發展蓬勃。最重要的，還是動物權利與動物福利的思潮凝聚成了廣泛的動物保護運動，影響尤其深而且遠。

動物保護運動最直接的影響，當然是無數人道德意識的改變。由於動物本來是全然的“他者”，是一種“非人”異類，屬於化外禽獸。如今動物倫理學指陳它們屬於道德關懷的範圍，對於人類的道德意識，所造成的震撼十分巨大。一方面，人類的道德視野必須擴充，從原先以人類為中心的格局，延伸到動物的世界。這種能夠涵蓋動物的道德感知能力，比起人類中心主義，顯然更為寬宏仁慈，連帶使得人類本身的道德品質有所提高。另一方面，道德視野要求對於人與動物的利益施加平等的考慮，也促成了平等意識的進一步發展。

19世紀的愛爾蘭思想家勒基曾經指出：“有一度，仁愛之情只限於家族，但很快，這個向外擴張的圈子先容納了一整個階級，然後容納了一整個民族，然後容納了多民族的結合體，然後納入了整個人類，最後，它影響到了人與動物世界的關係。”

勒基的意思是說，人類的道德意識可以比擬為一個“擴張中的圈子”，開始時局限於親近的“自己人”，但在歷史中會逐漸擴張，把原先視為他者異類、視為不具道德意義的其他人、其他動物，逐漸納入道德平等考慮的範圍之內。這可說是歷史趨勢，是由“平等”的道德邏輯所導引、推動的。

回顧數百年來人類爭取性別平等、階級平等、民族平等與種族平等的鬥爭，盤點其成果，不能不說這個“擴張中的圈子”生動地描繪了歷史大勢。這趨勢當然受到各種阻撓抗拒，總有男人不願意跟女人平等，白人不願意跟有色人種平等，資本家不願意跟工人平等，因為平等會剝奪特權與消除剝削，會讓原先居於優勢的強者受到損失。不過，在人類內部，平等意識一直在擴張中。今天的動物保護運動，正是這個道德圈子擴張趨勢的最新階段，行將突破人類中心主義。

動物保護運動帶來的第二個影響，在於把動物議題轉化為公共議題。以前，少數具有慈悲心腸的人士，對於動物的悲慘遭遇生出同情，經常引來旁觀者的訕笑甚至敵意，整個社會並不覺得特別有義務去理會動物議題。如今我們知道，如何對待動物不能窄化為個人的感情或者喜好，而是牽涉到了道德上是非對錯的分辨，有“公是”與“公非”可言。

針對動物議題，社會有權利也有責任進行公共討論與決策。在許多國家，動物的繁殖、飼養、運輸、屠宰、科學實驗、狩獵、以及其他使用動物的方式，都須要接受公權力監督管制，不再是自家後院的私事。各地的動物保護運動，也努力推動相關立法，敦促政府積極負起保護動物的責任。到今天，已有100多個國家立法保護動物，說明動物議題已經進入了法律管轄的範圍。一旦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訂定《動物保護法》，將代表人類正視動物議題跨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

將動物議題公共化，其實也延續著歷史上保護弱者的普遍趨勢。試看各種有關婦女、兒童、殘障人、家庭暴力、勞動條件、環境污染、原住民、同性戀的議題，一度均留給私領域自行處理，如今卻均屬於公共政策的一環，由公權力依據正式的法律規章加以保護或者管理。歷史經驗顯示，在這類保護弱者的議題上，公權力若能與民間的關懷團體合作，可以事半功倍。在動物議題上，由於動物完全沒有法律地位，沒有表達意志的能力與機會，動物保護運動者的責任尤其重大。

動物保護運動可望帶來的第三個影響，目前言之過早，也有點烏托邦，那就是改變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從而改變整個人類社會的性格。人類使用動物的方式，除了虐殺動物之外，已經到了傷害人類自身、不能不根本檢討的地步了。在此只舉一個例子。由於肉食習慣根深蒂固，全球必須飼養大量的肉用動物，結果造成了十分荒唐的局面：一，生產肉品耗用大量穀物作為飼料(約占全球產量的1/3強)，可是全世界至少還有5億到10億人口營養不足；二，每從肉食取得一個單位的蛋白質，需要先給動物吃掉16個單位的蛋白質，轉化效率極低；三，養殖動物的排泄物，滋生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8%，構成了地球暖化的重要因素，比全世界交通運輸工具總排放量所占比率還高40%；四，肉食對人類健康與公共衛生造成可觀的傷害，各種疾病與各類禽流感已是明證；五，大規模虐待與屠宰，也一步一步強化了人性貪婪、兇殘一面。

人類像目前這種沈溺式、糟蹋式的吃肉方式，難道不應該檢討嗎？修改食肉文化與食肉經濟，能給生活形態與經濟結構帶來多大的改變，目前很難想像。但是可以想像，這方面的任何改變，都將牽動人類與自然環境、與自身健康、與其他人的關係，也將調整我們對公平、人道、生態、以及合理生活方式的想法。這個世界想要走向較為寬厚、溫和，自製的文明，揚棄貪婪、暴戾與縱欲嗎？如何對待動物，將是一個重要的考驗。

香港中文大學 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討論動物倫理

講者：梁文道先生(文化評論人)、錢永祥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參與翻譯《動物解放》) 11月15日於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