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的小餐館

太地道了。聞到羊肉香，活佛也跳牆。

我很喜歡吃羊肉的。＋２

乌坎：胡锦涛、江泽民的隔空角力战场2011-12-23 21:29:06阅读(87) 评论(0)
12月20日以前，汪洋内心的犹疑不决被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捕捉到了：既不愿意真正“来硬的”封锁村庄，又不愿意作出真正让步、明确表态不追究村民的“闹事”责任。事态就在这种暧昧的气氛中持续发酵，牵涉的因素越来越多，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直到12月20日派出省委工作组，汪洋才正式站到一个难以回头的位置上，昭告世人，他要创造历史。
 
毫无疑问，此时此刻汪洋的一切大动作，都会围绕即将来临的十八大。以此视角来审视汪洋的犹豫和决断，很有意思。对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很多观察家都没有形成清晰概念：在十八大前夕如此关键时刻，作出这种史无前例、有悖于传统“维稳”思路、必然对中国政坛和政局产生重大冲击的决断，这绝不是汪洋这个位置所能决定的。真正的决定者一定高居其上，这个人也不难猜测：此时此刻，在这种事情上，能够令汪洋采取“出格”行为的，唯有胡锦涛。
 
胡锦涛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是为了践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他应该至少在几年前就这么做。此时此刻突出奇招，标的也只可能还是十八大。胡这样做，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胡对十八大接班格局的不满意，众所周知。要想改变既定格局，唯有制造混乱。越乱，越有可能滋生变数，打破定局。胡自忖，现在已是他所可能面对的最差局面，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赔个精光与还保留一点相比，其实差别不大。所以，这一回他破天荒地不惧冒险，不怕折腾和混乱。
 
二，他要试探对方的底牌。江泽民这个庞然大物，无可争议的实力强大，让人不敢正面对抗。但江毕竟已是风烛残年，而且几次传出病危消息，他到底还能使出几份力气？江系在这种状态下，还有多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情况，静态观察很难得出准确判断，必须让对方面对危机动起来，而且不能因此过于伤及自身。所以，必须选择一个有利的战场，与江隔空而非直接地交手。乌坎就是胡选定的战场，在此，他不怕江不出手——如果他还有能力出手的话。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江最不愿意乱，因为乱则可能生变，影响他的既定布局，他现在显然也难有精力再重新布个局了。如果乌坎村的做法成为示范，全国农民起而效仿，政府要面对的，就不只是星星之火，而是烽烟遍地。所以，对于可能带来全局性震荡的乌坎，江不能不应子。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江系一方的反应耐人寻味：没有明确表态。显然，江系不想过早介入并与胡系短兵相接，而是打算坐等对方出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抵定乾坤。
 
如此就不难理解汪洋此前的犹豫不决：他确实很无奈。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如果有得选择，他显然不想掺和进来。十八大要入常，对他来说，未必要采取这种“超常规手段”；胡如果真心支持他，更用不着出这招。现在，胡明显将他当作了棋子，而他又没有拒绝的能力——到这个时候才来改换门庭，只会落得两头不是人。于是，汪洋最后只能选择咬牙“硬顶上”，虽然是被绑上的战车，更要显得卖尽全力，而且要尽量做得漂亮，否则，他一开始就会出局。于是，他派出了最重要的心腹，从重庆带过来的朱明国亲手操刀，既显得诚意十足，也便于他自己遥控操纵。
 
最后一个问题：胡这种做法，有没有可能是真心想利用最后的机会，趁江“无力东顾”时，过一把政治改革的瘾？答案是没有这种可能性。首先，中共高层除温家宝外，没有谁表示过对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认同。温也只是口头表达，并无实际的行动配合。另外，江现在有没有东顾之力还难说，如果他“顾”不了阻止政改，也就“顾”不了十八大的布局，胡完全可以先弄好十八大的事后，再来全力推进政改。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浸润多年，胡不可能不明白，如果汪洋现在的做法真正有效，该办法早就被用出来了，绝不须等到现在，中国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允许村民自治就能打破今日之僵局，母猪也能上树了。原因很简单，正如“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的保证一样，将执政党的权威树立到每个村庄和社区，也是集权体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套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说，这是让整套制度得以发挥效用的基础秩序。为什么南美一些威权政府，无论维持稳定还是发展经济都不给力？就是因为缺少了这种可与集权体制相匹配的基础秩序。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高效率？也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与集权体制相匹配的基础秩序。可以说，“将执政党的权威确立到每个村庄和社区”，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奥秘和基因密码。而村民（社区）自治，却是民主体制的基础秩序。用民主体制的基础秩序替换集权体制的基础秩序，无异于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墙脚被挖掉后，只剩下空中楼阁，大厦还能不倒吗？集权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奥秘，就在于下级依附于上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如果下级成了独立个体，对上级的指令可以自我选择执行还是拒绝，或者上、下级之间依据法定的权限各行其是，失去了将全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的优势后，集权体制的效率将马上一落千丈。在全球竞争激烈、中国在许多方面居于弱势、现实矛盾积淀深厚的背景下，沦为“弱政府”的中央政权，必然承担不了维持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它只能垮台。如果它转向民主，希望依托新的基础秩序建构新的体制，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的积累，放开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参与后，它只会垮台更快。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胡都不可能作此抉择。
 
由此可见，乌坎现在发生的变化，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事情过后，一切很快又会回到原样。被利用完后，道具很快会被丢弃，棋子也可能遭到舍弃——失败就不用多说了，如果结局是胡大获全胜，到时出来摘果实的，未必就是汪洋，汪可能最多只是分一杯羹而已。而村民自治这一在中国土地上看起来稀罕的“怪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短命。长着一对翅膀，是不可能下水游泳的。中国问题的解决，目前看来还只能回到“管好干部”的老路上来。至少在可展望的视野内，中国还看不到走出“既要管好干部，又要依靠干部”这一两难怪圈的希望。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com/post-158404.html

平凡人兄早晨！祝聖誕快樂！

茅于轼：“国家利益”与人民无关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 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 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 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 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

 

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

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2011年12月22日

廣東省高官讓步答應要求
烏坎村民初步勝利取消遊行

受到全球關注、數月來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的陸豐烏坎村終於取得初步勝利，烏坎村昨天舉行村民大會，聽取代表林祖鑾與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會面的結果，村民同意拆除村內的示威白布條、取消遊行及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擾攘了三個月的烏坎村維權事件，愈演愈烈，就在村民準備於周三發動大規模遊行、突破武警包圍遊行至市政府前夕，廣東省高層官員終於作出讓步，令原本一觸即發的衝突得以化解。

原定會面地點在烏坎村內舉行，但後來臨時轉移到陸豐市政府，在市政府附近，大批特警和公安戒備。

釋放被捕村民

中紀委委員、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昨天早上在陸豐市政府，單獨接見烏坎村代表林祖鑾，並答應了村民提出的三項要求，包括兩天內釋放被拘的三名示威村民、調查在押期間死亡的村代表薛錦波死因並盡快交還遺體，以及承認村民成立的臨時理事會的合法性。

林祖鑾表示，村民提出的多項訴求已得到「滿意答覆」，預料原定的遊行將會取消，代表也將會商討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林祖鑾下午向村民報告了與朱明國會面的結果，大會結束時，村民鼓掌歡迎會面結果。

林祖鑾表示，烏坎村將會透過村代表理事會繼續關注非法徵地問題。

林祖鑾指出，當局會確認在扣留期間死亡的村代表薛錦波的死因，但要進行解剖。不過，薛錦波的女兒反對解剖，不希望父親「再受痛苦」。

會談有結果只是開始

林祖鑾說，事件無法在一個上午就得到解決，但朱明國承諾廣東省工作組會查明事件真相，無論涉及那一級的官員，都會查辦。

據路透社引述村民代表楊色茂的話說，雖然當局現在同意了村民提出的要求，但如果政府不兌現承諾的話，村民會再次舉行抗議。

法新社的報道則引述林祖鑾的話說，會談的結果還不是勝利，只是一個開始。

法新社還說，警方自11月以來對烏坎村的包圍已經撤除，一個政府的十人工作小組將進入烏坎村，調查村民的投訴。

村民亦發現在村外圍的武警公安檢查站，駐守的軍警已在前一晚悄悄撤走，村民遂自行拆除入村路障以示誠意。

汪洋認村民抗爭有理

事實上，朱明國周二傍晚已通過官方網站發表聲明以及向村民廣發手機短信，除了承認「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外，還表示「理解和原諒大多數」群眾的一些過激行為，只要村民承諾不再滋事，可既往不究。

被視為中國下一屆中央核心領導新星之一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周三在官方《南方日報》對抗爭事件置評時，也間接承認村民抗爭有理。

他說：「烏坎事件雖是意外，但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這是經濟及社會長期發展累積下來的衝突結果。」

烏坎村自9月杪因官員私賣耕地以及村代表被扣留期間無故死亡，引發村民發動一波又一波激烈抗爭，並將官員及公安驅逐出村，村民也無懼當局封村斷糧的威脅，引起國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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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請願事件 出現汪洋拐點

 

2011年12月22日

丁望思維漫步

廣東省東南沿海的潮語（閩南語系）地區，正值政治的多事之「冬」（秋）。繼汕尾市（地級市）陸豐市（縣級市）東海鎮烏坎村的和平請願，汕頭市（地級市）潮陽區（原潮陽縣）海門鎮數千名的居民，於20日遊行，反對興建高污染的煤電廠。

歷時頗久的烏坎請願事件，已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拐彎處；中共廣東省委介入事件的處理，初現官民對話、和解的拐點。這種新的轉機，本欄權稱為「一二．二○拐點」，亦稱為「汪洋拐點」。

歷兩年上訪　求還我耕地

所謂汪洋拐點，本欄的解讀是：一是中共廣東省委於12月20日正式宣布，由省工作組直接與村民對話和「解決矛盾」；二是對事件的「定性」：烏坎村民內部利益的紛爭，即「人民內部矛盾」；三是汪洋對處理事件的「四字令」：息事寧人，「認真回應和解決村民的合理訴求」；四是有限度開放媒體採訪、報道。

烏坎事件由來已久。在12月20日陸豐市幹群大會上，廣東省委副書記、烏坎事件省工作組組長朱明國（黎族）說，烏坎村村民從2009年6月21日開始到今年9月21日的上訪，「是事出有因和相對理智的」。

經歷兩年多的上訪，烏坎村民的訴求並未獲得實質的回應。今年9月，村民包圍村委會「討個說法」，並因警察打人而包圍烏坎邊防派出所。汕尾市、陸豐市和東海鎮官員將這次官民衝突，稱為「聚眾滋事事件」，甚至扯到「敵對勢力」。

11月21日，村民再次上訪，數百人聚集於陸豐市政府門前請願；抵制警方進村捕人的「全村行動」，則持續到現在。

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稱，村民上訪的一個原因，是對市工作組的工作不滿意，「認為沒有實質性進展」。

烏坎村民近期請願的主要訴求，本欄歸納為四項，一是「還我耕地」：調查和處理土地出讓弊端；二是「懲治貪腐」：徹查村幹部在土地、選舉方面的違法行為；三是「正視冤案」：調查村代表薛錦波死因（是否因警方刑訊迫供或毒打致死）；四是「回應訴求」：市政府應回應村民的合理訴求，切實「解決問題」。

村民請願是理性、有序的，避免過激口號，但堅持保護警方打算緝捕的村民。兩級市的工作組以警力圍堵烏坎村、禁運糧食等，引起村民不滿。

護土地權益 涉官員貪腐

12月20日，廣東省委正式宣布派工作組進駐陸豐市，直接處理烏坎請願事件，汕尾市和陸豐市的工作組實際是「靠邊站」，這是「汪洋拐點」的一個標誌。

省工作組的成立和處理事件的取向，是根據汪洋的「重要指示」。朱明國透露的指示是：「烏坎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忽視經濟社會發展中發生的矛盾積累的結果，是我們工作『一手硬一手軟』的必然結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直面和解決好這些矛盾和問題。」

他提出五個「一定」：「一定要徹底摸清烏坎村民的合理訴求，一定要認真回應和解決村民的合理訴求，一定要嚴肅查處違法腐敗行為，一定要為烏坎村民辦好事辦實事，一定要讓烏坎重新恢復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

烏坎村民的請願，與其他省份農村的弱勢群體事件一樣；最主要的「抗爭動力」，是依法維護土地權益。

早在1997年，烏坎村的村官把五百畝良田轉讓給港商，成為豐田畜產公司的養豬場。最近，村官又把四百多畝耕地，轉讓給地產商「碧桂園」；村官涉嫌在村委會選舉中舞弊，長期控制村委會權力，形成官商勾結賣地斂財的腐敗現象。

按照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耕地是全體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等，均有保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的條款。不少地級市、縣、鄉鎮、村官員，卻違法侵害農民的土地權益。

農民從自焚抗議、單獨上訪，到群體上訪、全村上街請願，是維護土地權益、要求懲治貪官的「模式創新」。抗爭的演化，折射許多地方官，漠視民眾利益，甚至動用「專政力量」對上訪者「秋後算賬」。

有土地情結　無恆產不穩

農村居民的生存，早已不是主要依賴耕地；進城當農民工或經營小商業，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不過，村民大都還有「耕地情結」：擁有土地承包權，留一條後路；在城鎮失業、經商失敗或體衰返鄉後，還可耕田「解決溫飽」。這就是烏坎村民高喊「還我祖先耕地」之因。

耕地具有社會保障的「社會功能」。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農民缺乏社會保障，有一塊地便可「找飯吃」，這是「確保農村社會穩定」的機制之一。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要完善土地承包制、保障農民的承包權益，就與農民的「溫加飽」有關。

《孟子》謂：民無恆產無恆心；又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對於當今中國大陸的農民而言，耕地就是「恆產」，有土地承包權才能「心安」。漢賈誼〈過秦論〉評秦末農民陳涉在大澤鄉（今安徽省境）揭竿而起，謂：「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所謂民危，就是許多人失去土地、不得溫飽，這是應記取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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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2日

練乙錚

三看烏坎 三問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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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群眾運動有特殊意義，香港人尤其有責關注。筆者今天試提供分析此運動的三個參照點，並膽敢向有關港人提出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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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第一參照點是發生在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知道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讀者，都會馬上看到二者之間的共同處。首先，當年的巴黎和今天的烏坎的原來地方政權，包括官僚機關和武裝力量，一下子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當地群眾建立的臨時自治政權或組織。巴黎公社的臨時政權維持了六十多天，最後被凡爾賽政府（其時法國敗於普魯士之後的流亡中央政府）的軍隊武裝鎮壓，死人以萬計，悲劇收場。烏坎村的自治組織成立於本月初；其時，村幹部、公安怯於群眾運動聲勢，一個不剩落荒而逃，文件等物品都來不及收拾，村政府的辦公樓現在空空如也，上了封條由群眾把守。

巴黎烏坎 難作比擬

其二，群眾為填補地方權力真空而設的臨時自治組織，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不同者，巴黎公社誕生之前，法國由復辟的拿破崙三世統治；此君原來與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一樣，有鋪皇帝癮，起先通過普選上台，當了三年總統便策動政變，修改政體稱皇，故巴黎公社臨時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還原而已，而且發生在法國戰敗、皇權式微之際，本身不算太震撼。烏坎則不同，它的民主選舉是在整個中國大陸六十餘年一黨專政、黨勢大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出現的，對中共而言，說是晴天霹靂也不為過（近年買好中共專制政權「模式」者，大概不會說「預咗」）。

事件的第二個參考點，可試從中共黨史上找。1931年中共在山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過那時中共已經得到蘇聯的幫助，瑞金政權遂有毛有翼，具備完整的政府功能，還發行自己的鈔票，而且存在了三年，烏坎實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瑞金政權成立之前，有「井岡山的鬥爭」，是黨直接領導的、非常成熟的武裝鬥爭，長時間與國民黨短兵相接，「段數」已經很高，烏坎亦無可比擬。

古老悲劇 當地重演

再之前，中共在湖南、江西一帶發起 「秋收起義」（黨史上亦稱「秋收暴動」）；但因為同樣是武裝鬥爭，起義之後還準備攻打長沙，而且地域規模大得多，烏坎也不能比。如果撇除暴力與非暴力這個不同點（烏坎乃非暴力），光從性質與規模看，黨史上提供最接近的參考點大概是1927年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不錯，也是在陸豐及附近地區發生，也是農民造反。

陸豐在汕尾海濱，旁有海豐，兩地一般合稱海陸豐。彭湃是海豐人，大地主家庭出身，辛亥革命後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習政治經濟，本是一位基督徒，五四之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參加 「南昌起義」，失敗後，決意組織自己家鄉的農民運動；因為熟悉農村，工作得心應手，於1927年創立了「海陸豐蘇維埃工農兵政府」，堅持了一年多，是黨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比瑞金蘇維埃還要早，連毛澤東也佩服，稱他為「農運之王」。

讀者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八十年前的悲劇，今天在海陸豐重演，同樣是土地問題，同樣是錢權勾結；不同者，是舊時農民跟共產黨起來造反，現在是農民自己起來造共產黨的反。革命者得天下之後腐化墮落，最後成為革命對象，中國的二十六史，從湯武革命起，大抵就是如此周而復始。及至中共，一個以農民運動起家的皇朝，再一次從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從根基底部動搖了自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烏坎事件一葉知秋，向大家提示：中國歷史似乎並未走出毛澤東滿懷自信以為已經走出的「歷史周期律」。

烏坎的第三個參照點應該從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自發群眾運動裏找；最明顯的，當是八九天安門事件。 論起因，兩個事件很相似，都是貪官太多，民眾要反官倒。論訴求，天安門運動要求新聞出版自由及政治民主，並以法律形式保障；烏坎要求地方政府接受民眾監督，不能隻手遮天，官員應由公開公正的普選產生。這兩個運動的訴求都差不多，其實都是憲法已經明文保障的。不過，在不少方面，包括群眾的自治程度這方面，烏坎不僅繼承了天安門，甚或已經超越：

論持久，烏坎事件由開始至今三個月，已超過八九天安門事件；後者由當年4月中旬胡耀邦去世起，到六四屠城止，還不到兩個月。

論參與者成分，天安門多年輕學生、工人投入，烏坎則是以所有宗族、家庭為單位，不論男女老幼社群行業，都成為發動機，完全沒有內部阻力，結果是一個全體市民參與的總動員。

中央政府 多月無聲

論發生場所，天安門運動是廣場運動；廣場運動有其優點，就是可以很快把運動訴求聚焦，但缺點是要佔領，非常不方便，而且一旦佔久了，當局要驅散參與者，藉口很多，美國華爾街及各地發生的「佔領運動」，便是好例子。烏坎，則是名副其實的社會運動，在社會每一角落、每條街上、每個單位、每戶人家裏就地發生，超越廣場，包括廣場，不必佔領，已然佔領。這個運動形態，是烏坎社會現實政經矛盾深廣度決定的，有其體制普遍性；運動蔓延到各地的話，一樣會以此形式出現。

論原動力，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由抽象理想驅動的，烏坎運動則源於具體利益被掠奪。要解決由抽象價值驅動的運動並防止重演，統治者只需擊破運動，進而重設民眾頭腦裏的觀念便可（看來中共在這方面做得不錯）；但是，因具體利益被掠奪而引起的運動，卻只能通過利益還原才能解決，而且不能只在一地還原，因為別的有同樣問題的地方，遲早會群起效法，進入運動狀態以取得利益還原。也就是說，體制問題須體制解決。而大陸農村現時發生的，是由黨員帶頭的體制性掠奪，要體制本身去解決，困難得多 。

烏坎民眾呼籲中央政府出頭，但奇怪得很：中央政府三個月來在此重要事件上無半點公開表示！中央怎麼解決呢？上頭知道下面的地方政權都敗壞了，就算解決得烏坎的問題，烏坎就馬上成為星星之火，向全國四周燃燒、向上方燃燒。因此，中央一定要求地方就地解決。

斷水斷糧 全球罕見

不過，汕尾與烏坎地方政府出什麼招，大家早可猜想到：一、事發後馬上和村代表會面，隨即聲稱「問題基本解決」——再鬧，就是你心懷不軌（做了）；二、把運動的中堅打成壞分子，抓一批、殺幾個（做了）；三、指控《南周》和一些境外媒體別有用心，是受敵對勢力指使（做了）；四、試圖切斷出事地點與外界接觸，封網、割線、阻外人進入（做了）；五、準備鎮壓——斷水、斷糧（做了）。

最後一點，猶如天安門的坦克，也是共和國的第一次。用集體餓死、渴死為手段，對付有正當訴求的自己人民，除了今天的中共黨官，筆者還想不起近代世界上有哪個政權曾這樣做過【註】。怎麼辦呢？現在中間着墨由省政府出頭，也不外玩兩面手法，懲處一兩個市級當政官員、抓起運動的帶頭人，把火種撲滅，同時增強全國各地的專政維穩機器。能否奏一時之效，大家就看此黨的造化。

烏坎勢危 應予聲援

烏坎土地問題，肇於當地黨官胡作非為，倒賣土地與香港地產開發商聯手獲利。弄到如此局面，筆者認為港人是有責任的。為此，筆者膽敢提出三問。

香港地產開發商和大陸各地官員勾結，瓜分國內人民土地，恐怕不限於烏坎。那些江蘇姑爺珠海姑爺，二三十年來在大陸風光得很，地產項目發展快如閃電，還常常慨歎香港公務員項目審批速度慢，環保團體阻住地球轉，拖慢「香港發展」。試問，當年大陸人民的維權意識薄弱甚或根本無有，這些財雄勢大的地產姑爺們有沒有像在烏坎的一樣，於全國各地與各級黨政要員打龍通，掠奪土地予取予攜，一天等於香港二十年？此第一問。

美國自1977年起，有國內法規範國民及美國企業在外國的商業行為；如有在外國以任何利益為手段行賄當地官員者，如同在國內犯法，可以刑事起訴，最高罰款二千五百萬美元及入獄二十年（American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1998年，OECD（發達國經合組織）當中的二十九國通過了協議，同意各自推動類似的國內立法。英國去年修訂並通過了了它的Bribery Act，其中第六章便是有關這方面的規範。現在，G7國家除了加拿大，都有類似的法律了。

大陸黨政貪官多如牛毛，港商肆無忌憚與其勾結，直接損害大陸人民利益，實在不可饒恕。故筆者認為，香港也應進行同樣的立法工作，並於立法之後嚴格執行。若有港商、港企在此法之下獲罪，港人更應杯葛他們的公司股票及產品。此立法工作能否展開、能否順利進行，端視本地商界在大陸有頭有面的大人物（特別是那些如同擁有內地政治通行證的港區全國或地方人大、政協）能否不為私利、多為國家，與立會衷誠合作。特區政府、立法會及有關方面的官員、政黨、團體、個人願意嗎？此第二問。

筆者希望烏坎運動和平發展，但一來擔心中央黨政分裂無作為，地方黨政官員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圍堵，最後血腥鎮壓；二來擔心中央未表態，也許只是山雨欲來。回想六四前夕，中央分裂了，一度無作為，之後主殺派得勢，馬上下令共軍屠城。此刻政治局常委可能正在鬥得不可開交；筆者留意到溫家寶近日取消了接見兩位重要外賓的消息。

港人有深切責任在此時發聲，以助免除烏坎民眾的可能一劫。立會各議員應不分黨派，共推一個議案，譴責汕尾當局對烏坎實施的野蠻斷水斷糧行為，並要求中央及各級黨政機關保證不用暴力及其他非法行為對付烏坎市民、作秋後算賬。四名角逐特首大位者，亦應立即發表聲明，向中央政府作同樣呼籲。代表港人發聲支援烏坎民眾，這些人願意嗎？此第三問。

天安門之後二十二年，無良黨官狼性依舊，甚或因國勢上升、專政資源強化而大大膨脹了。耶誕在即，舉世歡騰無暇顧及之際，烏坎人民卻危在旦夕。港人應該再次有所行動，面北發聲。

註：讀者請看此視頻：www.youtube.com/watch?v=2fGCpHdDT3U

《信報》特約評論員

多年前在大连吃过摊档的羊杂汤，味道太突出，受不了。

这样的乡间小店，令我想起前几年在福州郊区一个也是没有名牌的农舍小店，内里有非常好的清炖鳗鱼，羊肉等，必须提前一天订好，这样河鳗就是野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