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04《讀曾國藩家書》之修身篇(32)

書中說：「致九弟·宜以自養自醫為主 ─ 弟病今日少愈否？肝病余所深知，腹疼則不知何證？屢觀《郎山脈案》，以扶脾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為然。然心肝兩家之病，究以自養自醫為主，非藥物所能為力。今日偶過裱畫店，見弟所寫對聯，光彩煥發，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認真調養，不過焦灼，必可漸漸復無。」

財政司司長於剛過去的星期三公布最新一份，亦是其本屆政府任內最後的一份財政預算案，一眾新聞媒體，包括電子傳媒、報章及網上媒體均紛作評論，有讚亦有彈，但新聞「熱度」的持續力，至今天（星期五）已開始降溫，遠遠不及一月中旬那自稱孔和尚的北大教授孔慶東，在內地電視節目辱罵港人是狗的一番話，近二十天來仍新聞不絕，不時佔據本地報章新聞、評論或專欄的重要位置。

有謂「人必自侮後人侮之」，更何況是為求「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沽名釣譽之徒，因此凡有識者均應對「大嘴吧」之言視而不見，聽而不慍，不怒不火如待「無知小兒」，憐恤體諒視為「腦殘身障」，以免讓其繼續自我陶醉於良好感覺中，做其「聞名於天下」的白日夢。

然而，南北文化衝擊、市民情緒爭拗，卻不能予以輕視，否則對國家社會做成的影響。自古以來地域文化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異，均是除「資源爭奪」外引發戰爭的最重要元素。現時香港主流意見認為孔慶東之言欠缺修養，並普遍得到內地鄰近沿海地區群眾的認同。惟在較北地區生活的內地同胞，卻有不少贊成孔慶東之言。歸根究底，就是兩地文化的差異，而這種文化是建基於教育、社會價值觀和個人國際視野。

回顧歷史，中國自清末民初至今經歷了百多年喪權辱國的苦難，中華文化傳統美德的仁義禮智信敵不過求生的需要，再加上西方文化的衝擊，國民教育不單陷於停滯不前，更失去了目標和方向，不知應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縱使五四運動解放文學的枷鎖，但卻出現「破四舊，立四新」的困擾，當代大部分知識份子忙於詮釋文學價值對國富民強的作用之時，往往忽視對新生代建立正確社會價值觀的重要。及至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進一步徹底摧毀社會道德良知的種子。雖然壞日子終於過去，國家迎來近二十年的急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雖得到改善，但由於沒有種子的萌芽，在父傳子，子傳子的情況下，不少同胞的精神素質卻仍停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鬥爭求存的環境中。

引發今次風波的是有內地家長縱容子女在港鐵車廂內進食，但不論香港人怎樣說，內地人都不會明白為何不能為了方便一己之私而視法規於不顧。事實上，部分香港市民，特別是長者和新移民，他們的想法也沒有因香港教育的普及而受惠及作出改變。

記得李純恩曾在報章專欄《天地良心》撰文寫道：「那些日子去一家學校跟家長交流教孩子的經驗。我說做父母做得像個泳池邊上的救生員就行了，讓他們自己在池裏游，沒事就不要打擾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才拋個救生圈下去，再緊急些才跳下水去救人。父母做到這樣，孩子的心情也輕鬆，他們會自找合適的生活方式，用他們的能力和認知去生存。」

內地的「蝗蟲」，香港的「王子公主」，兩者在基本是同一類人，就是「隨利益而動」。過往我們叫內地人做「阿燦」，因為他們對世界全不認識，看到新事物、新科技便大出洋相。現在我們稱他們為「蝗蟲」，因為他們雖披上新的外衣，手持最新的科技，擁有令人詫異的金錢，有的行動起來時總是群體快速消費。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頭臚下可能只有丁點兒的腦袋，認為先敬羅衣後敬人，物質的炫燿較個人品行的修養還重要，甚至乎「身光頸靚」卻隨地排便和插隊，反映出他們只是按個人利益需要去做。

觀乎香港的現實環境何不是這樣，只是冠以的「名詞」不同而已。雖然香港教育普遍，自身價值觀較高，絕不會隨地大小便，但在多年殖民管治主張的「拜金主義」和「追求實際利益」的影響下，大部分港人已在內地人心目中成為貪錢、現實、走精面的代表，這也是「利益為筅」的行為，而這情況不單是在成人身上，連四歲小兒也是如此。

教育，只是建立正確價值觀的第一步，更需要家長、學校、不同界別、不同組織的攜手合作，再加上國際視野的培育，明白整個世界均有一個無形但十分重要的共同價值觀，我們才有望改變下一代「利益為先」的行為。

因此，不論是內地或本港，大家應尊重不同的文化，希望在十多年後，我們的新生代都懂得尊重別人，便能自然減少彼此的文化衝突。正如曾國藩給弟弟的家書中提到，治病不要求速效，而應以自養自醫為主，不是藥力可以挽口。如中港兩地在文化差異上能夠認真調養，不過於焦急，日後必定可以慢慢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