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18《讀曾國藩家書》之修身篇(33)

書中說：「致九弟·凡鬱怒最易傷人 ─ 內疾外證，果愈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盡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和平矣。」

在警察的日常訓練中，跟縱目標人物並非一般巡邏警員的重要訓練項目，但在耳濡目染，以及師兄同胞的互相討論印證下，每名人員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跟縱技巧，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融入四周的環境中，如外貌衣著的平凡，行為舉止的自然，才有望成為出色的「狗仔」成員。

一個經常討論的處境，就是目標人物發現被跟蹤，「狗仔」如何抉擇？一般而言，若「狗仔」身份曝光便等如行動失敗，只有收隊離場一途。但更多的情況，就是目標人物知道自己有可能被跟蹤，因此採用反跟蹤技巧，試圖或企圖迫令「狗仔」現身。對於這種難纏的目標，「狗仔」除要人數多外，更重要臨場經驗的發揮，不要墮進「反跟蹤」的圈套。

若將這理念套用於近日在行政長官選舉戰中經常出現的「抹黑」現象，不難發現政治學與犯罪學實在有很多共同之處。警察與罪犯永遠站在敵對的立場，總是透過種種手段來蒐集對方的材料，不論「白的」和「黑的」都需要，才能及早作出部署，而「狗仔」正是「爾虞我詐」鬥爭中的棋子。同樣地，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豈不是也出現「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關係。若要「置敵於困境」，就要「知己知彼」，而知彼便需要有等同「狗仔」的角色，只是肩負者並非警務人員而已。

事實上，在打擊罪行的戰線上，警方絕不能有所鬆懈，也絲毫不能妥協，必須教育市民做好預防和打擊罪行的工作，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同時，警方亦要透過宣傳以建立警察的正面形象，加強市民對警察的信心，並演化為警民合作的基礎。因此，教育和宣傳工作做得好，便有如在正與邪兩者之間爭取到更多的選票，令警方在執法上有更大的民意支持。

至於在政治層面上，政客透過公關工作教育市民，「誰」是英明的領導者。縱使個人形象或有不足之處，但亦可藉有效宣傳策略，有系統地貶低對方，揭示對方的錯處，從而讓「選民」在兩害取其輕的情況下作出選擇。當然，針對對方的弱點的「執法」行動，最佳的方式就是「借力打力」，只要獲取足夠的黑村料，便能大聲疾呼，借用如政府或媒體的其他力量，按步就班予以打擊。

警方的「狗仔」深得市民認同，因為他們的工作是保障市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然而，政客的「狗仔」卻令人厭惡，除他們只為「某人」服務外，更重要的是提出陳年、鎖碎、不值一提的舊事來「雞蛋裡挑骨頭」，結果令市民的關注點移離應有的「政綱」上，最終將令香港整體利益受損。

所謂「君子之爭」，自古以來除堯舜外，相信屈指可數。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縱使競選雙方的團隊幻想著來一場「君子之爭」，但事實證明只是一場空談。若現問題繼續惡化下去，必定會出現「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曾國藩在家中提醒弟弟，凡「忌嫉我的人，只願我弟弟做錯事，只願我弟弟不恭敬。忌嫉弟弟的人，只想為兄的做錯事，只想我們兄弟不和」。因此，不論唐英年先生，還是梁振英先生，都希望能看破這種世態，知道世道的艱險，只有抑制憂鬱，心境才能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