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與佛教

雍正皇帝與佛教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礻真，身為天子，卻起兩個法號，自號圓明居士和破塵居士。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皇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國歷史上可比於漢唐盛世，後人大多知道漢唐盛世得益於帝王內用黃老之術，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於禅宗心法，尤其是這三代盛世中承上啟下的雍正皇帝，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於一身的殊勝風采。雍正在禅宗上的修證主要得益於章嘉呼圖克圖的教授與印證，章嘉呼圖克圖是聖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對於章嘉呼圖克圖，雍正稱贊“乃真再來人也，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眾之所欽仰。”雍正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於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國師指導下禅坐，連續兩日，“即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當時章嘉國師認為只是初入堂奧，如針隙觀天，勉勵其更求進步；雍正遂於當年二月於結雲堂閉關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遂又問證於章嘉國師，國師認為這仍不過是庭院觀天，應該更加勇猛精進；於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於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踏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章嘉國師稱贊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國師的最後認可。雍正歷來被公認為中國帝王之中唯一真正親參實悟、直透三關的大禅師。

講經傳法自選語錄

雍正繼位登極以後，於政務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講經傳法，自號圓明居士，近從王室宗親，遠至和尚道士，無不從學如流。雍正閱讀《指月錄》、《正法眼藏》、《禅宗正脈》、《教外別傳》等禅宗語錄，認為這些語錄的選編中“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紛雜陳，撩亂錯出，蝌蚪與神龍並游，野狐與獅子齊吼”，特別批評當時迦陵性音禅師選編的《宗統一絲》，更是“錯雜不堪”，“尤為乖謬”。雍正認為，這些語錄，令“飽參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為毒害，奚可勝言”！針對當時禅法“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絲”的狀況，歷時數年親自“選輯從上宗師吃緊為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以“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因此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最權威的禅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雍正選編的原則是，不重虛名浪譽，唯看是否達到真實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從性地流出。雍正親自選編出了12位主要禅師的重要語錄及其它500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語，同時還收錄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語。特別是，在每卷語錄之前，雍正親自御制序言，諄諄提示，闡明心要，指示學人，實在是十分難得的點睛之筆。

雍正別具慧眼，發前人之所未發，在《御選語錄》中首先收錄了僧肇的《肇論》、《寶藏論》等論文。僧肇生於達摩東來以前，因此前人從未將他列入禅師之中，但雍正認為僧肇諸論“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所以加封僧肇為“大智圓正聖僧”。本書還收錄了紫陽真人的禅宗頌偈，紫陽真人張平叔是中國道教史上重要人物，所著《悟真篇》與《道德經》、《陰符經》齊名，雍正認為，這些禅宗頌偈“一一從性地演出西來最上一乘妙旨”，“篇中言句直證了徹，真指妙圓”，所以加封張平叔為“大慈圓通禅仙”。同時，本書還選錄了淨土祖師蓮池大師的《雲棲法匯》，雍正認為“淨土法門，雖與禅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得參禅，果深達性海之禅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焉隨喜真如，圓證妙果”。因此可以看出，《御選語錄》已經完全打破教下與宗門、佛法與道教、禅宗與淨土宗的門派之見。正因為這部《御選語錄》處處顯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見，所以歷來被列為真參實證的學人終生必須閱讀參究的一部重要經典。

重用高僧保護寺廟

歷史上，有過不少僧道參與朝政的事情，像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廣孝，都是比較典型的。雍正帝則一度重用文覺禅師，在森嚴的紫禁城內為他安排了專門住所，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倚之如左右手”。雍正朝前期，接連發生了大將軍年羹堯、皇舅隆科多、皇弟允異、允唐等幾個震驚朝野的大案。在處理這些機要案件過程中，文覺禅師作為雍正帝的高級參謀，一直出謀劃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覺禅師70高壽，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儀仗隊伍浩浩蕩蕩，如同王公大臣一樣，所過地方的官員對他頂禮膜拜，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和稅關監督年希堯等要員，都以弟子禮相見，充分顯示了文覺禅師的特殊身份和顯要地位。

雍正帝很注意保護僧捨。西寧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爾寺，位於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糾眾發生叛亂。川陝總督年羹堯奉命進討，次年平定。為鎮撫青海諸部，年羹堯令丹噶爾寺的喇嘛騰出寺內房屋1500間，讓給留守官兵居住，而把眾喇嘛趕到朝天堂棲身，引起強烈不滿。雍正帝知道後，親手批示：“將喇嘛寺之僧捨作為營房，似屬不利，自應另造(營房)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捨。直隸唐山縣令反對佛事，下令驅趕僧人，強奪僧捨，改為民房。雍正帝聞訊後，下旨立即將該縣令拘拿問罪。這時有侍郎留保出面奏道，僧道都是些無法生活的窮人，寺廟實際上是他們的收容所，皇帝容留他們，就如同周文王視民如傷的一樣，不過是把他們當作鳏寡孤獨加以照顧，然而那個學究式的縣令，不能領會皇上的聖意，難免犯錯誤。雍正見這個侍郎說得堂而皇之，最後把縣令從輕發落了。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繕古剎名寺。江南荊溪(今宜興縣)崇恩寺，曾是玉林蓞國師傳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谕擴建。浙江紹興報恩寺當初也是玉林蓞的開堂場所，奉旨維修。浙扛普陀山是觀音大士示現的聖地，雍正帝動支帑金，派遣專官監督修飾這裡的普濟寺、法雨寺。

雍正帝參與佛教事務的內容是，利用皇權調和儒、佛、道三教的關系，使三教融於一爐。他說：“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又有許多共同的東西。雍正帝特別強調，三教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比如勸人為善棄惡，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說，“誘掖獎勸”，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導人於善”。儒佛道三教共同起著“致君澤民”作用，同樣有助於帝王之業。

佛道二教歷來矛盾，雍正帝以帝王之力大搞調和。他說：“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強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門弟子，卻接受了道人婁近垣；他選編的佛家語錄，把道家紫陽真人張伯端的著述也選了進去。雍正帝認為，張伯端的《悟真篇》，盡管是道家的著作，就是在佛學中也是上乘的。雍正帝極力揉合儒、佛、道三教，目的在於全面地利用它們，充分發揮它們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帝還在佛學方面大量地著書立說，以影響佛教領域。他寫有《教乘法數》、《園明語錄》、《集雲百問》、《揀魔辨異錄》、《悅心集》、《破塵居士語錄》、《御選語錄》等佛學著作，編有《翻譯名義選》、《禅師心賦選注》、《大覺禅師錄》、《萬善同歸集》、《當今法會》、《經海一滴》、《宗鏡大綱》等佛學作品。這些佛學論著，表明了雍正帝不僅信佛崇佛，而且對佛家經文也很有研究。大量刊刻發行後，在佛教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雍正帝政事不廢，又搞了這麼多的佛學著作，恐怕也實在難以找到第二個這樣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