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427《讀曾國藩家書》之勸學篇(38)

書中說：「稟父母·聞九弟習字長進 ─ 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寧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尚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為盧，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

遊子給父母的家書，一直以來都是令人感動的文章，字裡行間滿溢的思念之情，不單表達作者對父母的孝道，也是抒發對家人的思念，對家鄉的回憶。

身為一方大員的曾國藩，多年隻身在外，與父母和親人聚少離多，然而在家書中除向父母問好，以及述說自身近況外，竟不乏朝庭政事。不論軍事攻略，地方情況，以至大河缺堤也直說不諱。由此可見，曾國藩早已將家書視為教材，以身作則好讓家鄉子侄學習遵循，以增族群的裨益。

一個族群、機構，以至政府，好的領導人便是當中的中流砥柱，可如曾國藩般成為精神領導，建立別人無可取代和僭越的族群價值觀，或機構／政府業內的文化價值觀，帶領其他人朝正確的方向邁進，拙壯成長。否則，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無論界內有識者如何疾呼，業界持正者如何努力，都難免因覆巢之下無完卵，良好的文化傳統便會逐漸被蠶食。

四月二十四日張翠容在報章專欄《大地旅人》撰寫「偏見」一文，文中提到在北京與一名雜誌記者見面時，該記者一坐下來時便問她是否曾採訪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這位獨裁者。張小姐反問為甚麼這樣確定查韋斯是獨裁者呢？結果該名記者怔了怔，聳聳肩回答說：「我們這裏人人都這樣說，他是位獨裁者…」。

張小姐在文中強調自己不是查韋斯的支持者，也不是有心維護他，只是不想該名記者這麼容易就加上她的判斷，人云亦云。因為如果連記者也是人云亦云的話，的確是社會的悲哀。因為記者的工作是為社會大眾發掘真相，現在反而去鞏固一些可能是大家的偏見的看法，如是者偏見愈滾愈大，到最後變成「真相」。

回顧現今香港的傳媒業界，究竟有多少記者都如該北京記者般只是做著人云亦云的工作？答案已不需筆者多說了。究其原因，就是傳媒業界的管事人對傳媒操守的輕視，在營商賺錢為大前提的情況下，什麼追求真理、發掘真相等崇高理念，早已變成「傳媒治港」的武器，而什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則變為「傳媒大過天」的護盾。

市民對傳媒的尊重和支持，取決於傳媒的操守；新聞報道的可信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力，在乎於傳媒的公信力。沒有傳媒操守的新聞媒體，失去公信力的新聞機構，那有能力和可信性高呼傳媒自由、言論自由和提出諸般要求。

傳媒自由和言論自由是香港取得成功和持續發展的最重要核心之一，現時卻淪為某些人的「口術」，實在可悲。拜讀張翠容小姐的文章實在同感唏噓。

張翠容又說：「甚麼叫做偏見？顧名思義，就是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下，只從一個角度去看問題的一部分，便把他們所看到的變成事實的全部，然後繪影繪聲。在這個時候，記者應該以正視聽。可是他／她沒有這樣做，並更多踩一腳，一是出於無知，不然便是別有企圖，兩者都令這名記者不合格，他／她不好好反省的話，最好離開這個行業。」

香港大部分的記者積極「追新聞」多為市民所熟悉，惟其中沒有深究新聞真確性的惡劣印象也是街知巷聞。正如張小姐提出：「環繞我們這個社會，有多少新聞工作者信口開河，人云亦云，沒有做好調查便草率地寫出報道？」

張小姐總結說：「對記者而言，可能以為應付了一天的工作，便能鬆一口氣。但是，社會的偏見便因為記者的懶惰而愈演愈烈，其所帶出的影響，不是一個人可估計的。」

筆者認為這不單是個別記者的懶惰而形成，已是整個傳媒業界缺乏一個像曾國藩般的能人高層，成為能夠提壼灌頂，言行身教的好楷模。或許筆者不應以偏概全，現下有心有力的傳媒工作者也大不乏人，部分人更在污濁的漩渦中不單沒有被同化，更力求改善，但業界的歪風不能單靠數個人或個別傳媒機構可以改變，因為「英國人滋擾以來，那幫漢奸助紂為虐」。業界內除見錢眼開的經營者外，亦有不少「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之政客黨徒參與附和，利益與共，實在令人氣憤。

只望「不知道哪天罪惡貫盈，才得以一起把他們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