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太，教育改革的母親

　　前教育統籌局秘書長，現任廉政專員羅范椒芬在「教院風波」事件中黯然請辭，並發表聲明指出辭職是為了維持公務員推行政策的尊嚴，所以決定不再繼續留下來。由此可見，羅太對改善香港教育環境之心不死，尤如母親面對逆子，總希望其有知錯能改的一天。

　　一直以來，市民均認同羅太對教育充滿熱誠，亦是十分能幹的官員。在推行教育改革期間，羅太深明過程的艱巨，但仍抱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就是希望以全港學子的利益為重，對那些既得利益者提出的阻難，仍顯出一副無畏無懼的信念，勇往直前。

　　《呂氏春秋．誣徒》：「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矣」。羅太為更深入對教育工作的了解，以及設身處地感受教育工作的真諦，毅然決定在公餘時間，親自修讀有關教育的碩士課程，是羅太對教育工作的熱誠和不懈，這有如母親對子女，處處無私奉獻個人的時間和心血，以求「子女」健康成長，學業有成，成為社會上有為的楝梁。

　　同樣地，正因為母親愛護子女之心，旦見子女行為偏差，難免出言警戒，以求子女見過有改。遺憾的是，這種「苛責之言」，雖為善意，卻在畸型的政治環境下被視為「干預」，除使母親有錐心之痛外，更助長逆子誤判是非，把指鹿為馬看成正確的事。

　　進一步來說，教院風波中涉及的大章，是「教員」本着學術而寫，還是基於教院本身的利益，教員暫代「職員」之責，調查委員會並沒有詳加探究。當然，我們堅守及認同「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是教育界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範疇，但「教員或學者」的工作本是學術層面的探討，知識的追尋，從而灌輸給入讀院校的學生。

　　發表有利於院校本身的文章，然後貼上「學術自由」的標籤，難免予人有「利益衝突」之感。羅太若因是政府高層官員而不能對教院政策提出「善意」的指引，那麼學者亦不能發表支持本身院校的文章，以免惹來「公器私用」的指責。這種爭論最終豈不導致政府高層及教育界人人自危，而官員或學者雖非敵人，但也難成為朋友了。

　　另一方面，若然「不容反對意見」被視為學術自由的絆腳石，那麼所謂的學者發表意見後，又有否坦誠地接受別人的批評。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報告指出，涉事的教員葉建源和鄭燕祥於二零零二至零四年期間，多番在報章撰文批評教育改革的推行，而葉建源主辦的小班教學研討會，以及鄭燕祥參與的校長研討會，也提出反對教育改革的聲音。我們撇開有關文章及言論是否確實與學術層面有關，但若然羅太是因為上述事件而給教院校長莫禮時電話以表達不滿，亦可被看成是個人提出的反對意見。若然莫禮時最終獲教院續約校長，或羅太是以一名教育碩士生的學者身份來電的話，這種被報告形容為「過火」的行為便只是學者的交流和溝通。

　　記憶中，現任教院校長莫禮時在教院風波發生前，教院不少本地教員亦曾發出不滿聲音，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任人唯親」的指責，凡教院高層人士，除副校長陸鴻基外，均是外籍人士，土生土長的教育導師只有受擠壓的份兒。惟當事件被政治化後，市民及輿論只專注於政府高層人員有否失職上，這種現象相信亦是畸型政治環境的寫照之一。

　　在教院風波調查報告中強調，學術自由並不是「絕對性不受規管」，有關演繹甚至乎可引伸至近年來不斷被人濫用的「言論自由」、「集體回憶」等情況。事實上，在現今畸型政治下，任何問題都可被有心人扣上「政治白帽子」，然後再高舉「民主」的口號，無視整體社會利益的需要，以破壞和打擊政府的誠信及價值觀，企圖爭取一己或一黨的利益，但結果只是一個雙輸，甚至乎是香港全輸的局面。

　　韓嬰《韓詩外傳》卷六云：「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一名有抱負，肯上進的官員，在不懂的時候去學習，在不明白的時候發問，真是難能可貴，但最終卻惹來干預學術自由的指責，實在可惜。至於那些所謂「學者」，對學問是否為「知」，能否做到「雖知必讓」，亦實在使人疑問。

　　在今次事件中，我們只知道任何「願承擔，有作為」的官員，並不能以「為人父母官愛民如子」的心態辦事，更要攝足慎言，構做「特務式」的工作環境，以免被人偷錄偷影，否則往往因為過於投入而動輒得咎，自身受害之餘，亦難展一身抱負，損失的將是香港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