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16《讀曾國藩家書》之勸學篇(41)

書中說：「致諸弟·述求學之方法 ─ 進德之身，難於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如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為傳食之客，或為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究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雍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

           「六四」燭光晚會過後不久，便傳出經歷二十多年牢獄生涯的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的遺照，實在令人痛心疾首。任何時候有無辜的人遭人殺害，均是大錯特錯的做法。因此不論是六四事件，或李旺陽事件，若天蒼有知，受害者最終都必定得到平反，而涉事者更應量罪處刑，以彰正義。

           回看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對於參與者表達的哀思同感至深。然而，觀乎近年來在商營化媒體，以至網絡上鋪天蓋地出現的平反六四語句，特別是那些高喊叫嚷、衝擊警方的八、九十後年青人，究竟對六四事件的認識和了解有多少？他們的行為表現只是趨炎附勢的一群，視平反六四視為潮語般人云亦云，還是如我們這些五、六十後，曾在電視前目睹六四事件經過者般心有感觸而作為情緒的渲洩。

           獨掌不成聲，經過二十三年的時間，當年由鄧小平率領的中央領導層對六四事件有著無可推卻的責任，但有謂「獨掌不成聲」，現時寄居海外的「六四學生」，在與領導層會晤時一副「我是老子」的態度，莫非完全不用負上任何責任？當年攜錢北上支持學運，更藉此成為政治權貴的一員，也毋須為令數以萬計原想撤離廣場的學生繼續留守一事而負責嗎？

           前重慶市委書紀薄熙來掉官的其中個原因是大搞具濃厚紅衛兵色彩的「紅色革命」，這是新中國政府當權者十分忌諱的事。因此，二十三年前中央政府，而鄧小平個人不單遭紅衛兵批鬥，其子鄧樸方更被紅衛兵從高處抛下而終身殘廢。換言之，當二十三年前愛國學生完全不理會中央領導層的勸喻，鄧小平等紅軍老將士又怎會不把他們視為紅衛兵般的反動份子。遺憾的是鄧小平等是軍人出身，而當時公安機關亦沒有防暴隊的設立，結果導致大悲劇的發生。

           觀乎現時「靠六四老本」為生，早已所餘不多的「民運學生」如王丹和吾爾開希，與近日發表寬恕論的柴玲，以及關注經濟更多於政治的李祿比較來看，部分香港市民視後者為「判徒」，而將前者形容為「愛國異見人士」。

           但這些「愛國異見人士」究竟為國家的民主作出了什麼貢獻？若他們願為民主而犧性的話，為何逃的逃，就醫的就醫，而不是如李旺陽般為個人信念堅持到底，在自己的家園上發聲，反而在其他地方吃得肚滿腸肥，一邊抹著嘴上的油脂，一邊指責國家的人權不是。

           據資料顯示，李旺陽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民主鬥士。雖然他的一生飽受煎敖，但其死卻可青史留名，對當權者日後的施政帶來深遠影響。

           中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大國，政令施行暢順並不容易，更何況地方政府貪腐事件不絕，再加上不少中層幹部是文革時期的「產物」，個人操守以至整個官場文化價值觀或多或少受到「文革期間不分是非黑白，個人思想主導情況」的影響。

           過去個別官員的犯錯，經常令中央陷於困境，窮於應付國際的輿論壓力。故希望李旺陽事件只是地區某個「沒見識，又沒知識」者所作的個別事件，而中央政府在徹查後得以真相大白。

           談回六四事件二十三年，期間曾令國家重回閉關封國之路近十年，而偏處一偶的香港和澳門雖因成為國家窗口而得益外，各省各地旳經濟發展受到很大的阻力。二十三年後的今天，在任何有華人的地區都希望能平反六四，讓當年遇難犧性的學生取回正名。

           個人十分接受天安門母親高喊平反六四，因為母親喪子之痛是毋庸爭議，而任何父母都不會接受子女的無辜犧性，都希望為子女討回公道。此外，為遇難者表達哀痛的人也是可敬的，因為他們以人類的良心來看這件事。然而，那些藉六四事件「抽水」的政棍和他們所謂的支持者卻有辱「六四的亡魂」。因為他們口中提到的價值觀，只是為自己和所屬政黨服務。看看美國在伊拉克殺害數以十萬計的伊拉克人，美國士兵和阿富汗醉酒下可殺整條村的數十人，較之中國在六四事件中的死傷者更多，這些政棍卻不吭一聲。或許，早前維基解密洩露的部分文件中可知，為何香港的某些政客會經常站在美國的一方。

           平反六四，或許在我的有生之年亦不會見到。但在歷史中，一百數十年只是一丁點的時間，何不留待歷史自有公論。個人深信，當國家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時，平反六四必可實現。正如曾國藩在家書中對弟弟說「進德的事，難以盡言」。農、工、士的勞心只為謀生，只要無愧於心便可。農夫努力耕種，商人積藏貸物，讀書人能精學業，又怎見得不會有其他謀生的途徑呢？因此，政客如想國家朝民主之途發展，並非只叫口號，而是有多可行。縱使挖了多個井但仍沒有泉水可飲，除了是不專的過錯外，也因非在可行之地去掘。

最後，引用6月13日張翠容在報章專欄《大地旅人》「聽不到的哭聲」一文撮要作結：「從一個人的苦難，我們應該推而廣之，感受到更多人的苦難。就好像李旺陽，我們香港人會問，究竟還有多少個李旺陽？接著再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李旺陽。這種正義心、同理心、是非心，我認為不該只對自己同胞才會產生的感情。既然大家都愛講普世價值，那關懷也好應該能夠跨越種族和國界。愛，如海洋般廣闊。

或許我們沒有留意到，自○八年奧巴馬上台後不久，他已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展開間歇性空襲，三年多以來，死傷枕藉，更造成十多萬難民逃亡，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日前，我在半島電視台看到一個論壇正討論此事。一名巴基斯坦人權工作者帶來了多張圖片和視像，展示出死傷的孩童和婦女，他們臉部扭曲的痛苦表情，還有斷骿殘肢，當中有多少家破人亡？國家恐怖主義，都觀照著我們的雙重標準和偽善。我看過那些死者的照片後，實在無法釋懷，一如我看過李旺陽被自殺的照片，無法釋懷一樣。

媒體與教育機構，他們有否歷史觀與國際視野？在香港，兩者皆欠奉，而別國人民的哭聲，也就變得太微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