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901《讀曾國藩家書》之勸學篇(44)

書中說：「致諸弟·講讀經史方法 ─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頁，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為切當。常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站聞之言，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為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梯，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在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吱此互相原諒，兄弟得壞名為憂，弟兄以得好名為快。兄不能盡道，使弟得今名，是兄之罪，弟不能盡道，使兄得今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收錄這段冗冗長長的開場白，在《讀曾國藩家書》文本中較為少見，原因是引錄文章應以簡潔為主，只要能作為想說的話的引子，便足矣。惟筆者認為在上文四百多字中，若罔加刪減，便不足讓讀者明白讚貶、好壞、諒恨和情感的交錯和複雜難明，同時亦令筆者聯想到下星期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屢屢出現的爾虞我詐現象。

弟弟在家信中責備曾國藩對人不講寬恕，而每月信中內容空洞而又不能有實在的好消息，令父母懷疑弟弟們粗俗庸碌，無地自容。然而，暗中用計向父母討好使自己得到好名聲，那以後兄弟的嫌隙便由此而生。

觀乎近日的立法會選舉爭議中，各個候選人，特別是以「民主」自居的一群，莫不暗中用計向市民討好，以使自己得到好名聲。殊不知，香港持續發展的根基並非建在「口水戰」中，而是實質的工作、獨到的建議、有效的協作等多方面的配合，沒有多餘「互相攻擊」的空間和時間。

曾國藩在信中提到「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雖然位處湖南的衡陽距香港很遠，但喜歡譏風人，輕薄取笑別人的做法沒有兩樣，同屬那些庸碌鄙俗志大才疏的人。但為何「高高在上」的議員看不到問題的癥結，答案原來十分簡單，就是信中提到的「進入放滿鮑魚的房間，因為久而不聞其臭，早已被慢慢同化了。

筆者最感痛心的一事，就是「習俗染人」帶來的惡果。現時年青人講「潮」，說「新」，更要人有我有、人做我做、人云亦云，在「無志嘻游」的「損友」感染下，不單「放散不事事」，更要抑善揚惡，視抗爭分裂社會為對、把衝擊治安穩定為樂，豈是香港之福！。

歷史上朋黨誤國、害國、亡國時有發常，故清自康熙帝以來對朋黨十分厭惡，嚴加防範，故曾國藩在信中明言「最怕標榜，常存闇然尚沿之意」，以免因兄弟互助而被標籤為朋黨。

但在現今政治現實下，政黨政治是從政者的「家」，又是他們的橋頭堡、戰蠔，甚至乎是他們的兵工廠。惟政黨與朋黨究竟有沒有分別？在政治層面上，兩者可說是全無分別，同樣以爭取權力，希望達到政策為己用的目標。或許，我們可以說政黨有美麗的包裝外表，有極其動人的言辭來贏取對象人物，即選民的心，而朋黨則私下互相勾結，對象人物只有皇帝一人而已。

早前曾提到國民教育的「洗腦」說法實為「非黑即白」的政治技倆，原來在曾國藩時代亦有反思求學的目的。曾國藩指出，從西漢至今，讀書人讀書有三種途徑，分別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及詞章之學，但讀書人卻往往各執一門學問，而去攻擊其他兩門學問。

要知道，當明白義理，便可抓主問題的要害，在做起事來便可有根本，同樣詞章之學，也是發揮義理的。至於考據之學，主要是借古鑑今，從前人的經驗中汲取教訓，改善現行的做法。

有謂「爭天下絕不可奢言仁義，那只是婦人之仁；治天下必須以仁義為先，施行德政。不能嫉勝己、惡正直，而須賢者敬之，不肖憐之。」故看待國民教的爭議，應整體來看而非單單近代中國的一章。

不論執政者、政客、議員或那些突然湧現的關注組成員，在本職上應幹實事，做實務，而非把香港發展作為爭鬥的籌碼，置公眾利益於罔聞。若繼續擺出不惜代價也要拖跨行政機關的施政，則社會前景只會停滯不前，最終市民便會成為內耗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