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不等於是無冕皇帝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離任前接受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學生的訪問，是為近年來少有的與傳媒工作者（或應稱為準傳媒工作者」的接觸。究其原因，相信是懷有游子之心的許仕仁，勉為其難地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之餘，只希望個人的私生活不會受到影響，亦毋須凡事猜疑，使個人遠離精神緊張之害。

　　惟興趣始終要配合現實的需要，往日本聽歌劇，雖然感性浪漫，充滿藝術氣息，但卻不是香港市民的「口味」。因此，既然臨別在即，來一個既出於自我真性情，亦能反映內心思維的總結式訪問，何樂而不為。

　　可是，這種真我的表現，卻不是香港傳媒界的遊戲規則，少不免惹來陣陣批評。甚至乎，近日再有評論指許仕仁的做法為「將新聞自由如溫水煮蛙，結果失去編輯自主」，並引述記協發表的《香港言論自由年報》內容，提出自回歸十年來，香港新聞自由空間日漸收窄。由此可見，現時部分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模式仍維持一貫「無冕皇帝」般的處事方法，不論是新聞採訪，資料蒐集，或是人物專訪，都只能按其方向而行，否則便是「判逆不道」，實在使人唏噓。

　　於去年年底由港大民意網站發表「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評價」的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為三年以來的新低評分，認為傳媒有誤用新聞自由和報道不負責任的比率明顯增加，上升了五個百分比，前者更加直逼九八年十一月時錄得的歷史高點百分之七十五，反之，市民認為傳媒充分發揮言論自由的比率改變不大。由此引伸推論，傳媒工作者與許仕仁兩人何者的做法更為市民所認同，相信已無須筆者直言了。

　　另一方面，為何記協的年報與市民的意見未能一致。究其原因，「記者協會」只是一個「工會」組織，而非規管傳媒操守的法定機構。過往，記協在面對有傳媒作出失實報道時，往往表現出有心無力的舉措，令不少市民失望，這可由記協網頁的投訴版列舉的數字可見一斑。今天記協接獲涉及傳媒的投訴數字偏低，是基於市民的投訴減少，還是市民已由失望而變為不寄予厚望呢？相對其他政府部門或組織的有關數字而言，答案亦是非常明顯。

　　事實上，記者的工作在捍衛「新聞自由」及「編輯自主」發言時大言侃侃，仿如神聖代表的化身，並把這光環套落在爭取同業「權益」的環境上。在許仕仁訪問片短播出後，記協隨即發表聲明，認為由並非前線記者進行今次訪問，未必是最理想的做法，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至於評論中指責由新聞處負責所有片段的處理，當中記者處理的角度及分析等完全欠奉，因而不能算是一個採訪，這種說法使人感到「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的酸溜溜感覺，並未能使人信服。

　　這是因為採訪工作的首要工作，亦是市民關注的重點所在，就是報道內容必須不偏不倚，真實地反映受訪者的意見。在事件中，新聞系師生證實提問內容是自行構思，並沒有經政府審查，而「最終除了一些私人問題外」，許仕仁亦已回答所有問題，並在節目中播出。若然按記協的聲明，在節目內容中以記者處理的角度及分析作為重點，這又是否「喧賓奪主」？此外，若不由政府新聞處處理幕後的工作，單憑學生的個人能力，甚至乎整個嶺南大學的支援，有關節目亦可能需不少時間才能完成，而非一時片刻，這對於凡事求真、求快的新聞界，又是否合適的做法。

　　傳媒守則中的一個重要格言提出，新聞報道必須以事件的真相為骨幹，上文所述的學生、記者、以至幕後製作人才及設備均屬次要。因此，在許仕仁受訪節目中，只要沒有刪減重要的內容，又有可不何。反之，少部分新聞工作者喜用以偏概全，誇張渲染的報道手法，才是值得市民，以至記協關注的地方。

　　由此可見，當時離任在職的許仕仁拒絕了不少傳媒的訪問要求，最終卻選擇樹仁學生，自必有因，但我們相信其中的目的當然不是評論文章中提到的「明欺負同學仔」。或許，許仕仁當日接受訪問的另一個目的，只是向新生代表達其為官之感，並透過青少年的角度，探討現今的政治環境之餘，亦可反思香港持續發展的方向，這對我們的下一代而言更具實效。若訪問事宜安排全港中港記者到場，這個遠大的目標相信難以如願。

　　過去，在報界備受尊崇的查良鏞先生曾在一個研討會中提出，新聞自由並非絕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香港報業評議會」成立五周年致辭時亦同樣提到，新聞自由並非絕對，只是應考慮到了什麼程度才能被「其他合法權益」所凌駕。既然許仕仁及樹仁師生在雙方同意的方式下進行訪問及播放節目，其後亦沒有修改或刪剪重要的內容，又怎能說成是政府在「操控資訊自由和市民的知情權」。「此地無銀三百兩」，或許這只是反映出部分有心人在習慣性的傳媒主導工作上吃了一次敗仗，因而發出不滿聲的吼叫而已

寫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