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小孩，今夜你會不會哭
流浪的小孩，今夜你會不會哭
2013-06-15 08:53:11 來源於：譯言網
我最難過的是沒人關注這些孩子，對他們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孩子們無奈地生活在與常人不同的世界——車站、下水道、又髒又臭的垃圾堆——在這樣的環境中頑強生存，與此同時，他們卻有與我們同樣的喜怒哀樂。對流浪兒最大的侮辱莫過於被社會視為異類，不被常人認同。我們不把他們放在眼裡，貶低的是恰恰自己的人格。
譯者：buddarock原文作者：Ben Faccini
孟克巴圖和阿爾騰格日勒在烏蘭巴托市烏努爾區一口井下住了三年。氣溫降至零下四十度，小哥倆保暖果腹以求生計。攝影：Richard Wainwright
幾年前，在通向開羅市拉美西斯火車站喧囂的街頭，一名戴著紅頭巾的小女孩突然進入我的視線：她在緩緩蠕動的車流中穿行，尾氣煙霧中赤裸的雙足若隱若現；她驟然出現敲擊車窗，鮮紅色的頭巾仿佛紅燈，驚得司機猛踩刹車。等司機回過神來便打開車窗轟她走，小女孩卻執著地一路追著車跑，請求司機聽她講話。那些不屑一顧的手勢，迅速合上的車窗，沒有讓她氣餒。她在車流中穿梭，尋機與人搭話，好像小蜜蜂在花海采蜜。她收穫的通常只是別人喝剩的瓶裝水，吃完要扔的零食碎渣。除非把司機逗樂了，才能弄到幾個值點錢的銅子。
眼前的這一幕引起我的好奇，於是請我的埃及同事幫忙與女孩交談。她靠著立交橋的橋墩，坐在陰涼地，有個三四歲的小孩兒偎在她身邊。我們走上前，兩個孩子站起來準備跑，我們趕緊說明不是員警，只是想跟她聊聊。小女孩名叫娜德拉，只有九歲。姐姐說話時，弟弟把頭藏在她落滿灰塵的衣褶中。她說她們住在市郊一間昏暗的棚屋中，母親寡居，常年臥床不起，每天在家等著姐倆帶回些什麼來——吃的東西，幾塊錢，一件衣服，或是可以給娘仨鋪床的毯子。
娜德拉每天拖著小弟弟步行到開羅鬧市區，靠給司機講笑話想辦法掙錢。這些笑話都是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笑話中經常是三個人：義大利人，法國人還有埃及人。有時她還講故事，比如上埃及的地主在開羅街頭像個倒楣蛋般找不著北。有時說些俏皮話，雙關語。這些笑話的素材來源於平時聽到的閒言碎語，她回家路過聽到的電視畫面的零星記憶。
在我看來這一切真是奇跡：小女孩才九歲，總是吃不飽肚子，還要照料拖後腿的弟弟和病榻上的母親；雖沒上過學卻能自編笑料，講俏皮話。娜德拉別出心裁地賺到活命錢；雖然只是偶爾有司機發發慈悲，往她髒兮兮的手中丟下枚小鋼鏰，還很當心怕碰髒他們的手。笑話就是她的武器，以此打消周圍人的漠然無視。
自從在開羅與娜德拉邂逅，便對這個活潑聰慧的流浪孩子產生好奇。儘管後來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流浪兒無數，但娜德拉在我記憶中揮之不去。真的要感謝她，與她偶遇後我開始好奇，在流浪兒眼中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進而想到無家可歸者的悲慘遭遇，我們這社會如何能看得下去？我渴望去瞭解，儘管娜德拉生活淒慘，但在她的想像中為何還是那麼純潔無暇？這些問號深深地影響到我的工作：解決社會棄兒問題和如何教育他們。
遇到娜德拉那時候，我正協同在聯合國工作的同事參與一項研究計畫：埃及首都街頭流浪兒的生存狀況。為此我們訪問了大批流浪兒童，他們中有拾荒的，有擦鞋的；有的孩子在市場兜售小商品，有的孩子為司機尋找車位，擦車窗；有的到處追著遊客要零錢，要麼就挨個地翻垃圾箱。各國的孩子們說法都差不多，在他們口中，街巷雖是容身之所，但冰冷無情；它在瞬間就可能變幻為葬身之地。他們描述的生活，每天一覺醒來，如何填飽肚子就總成問題：撿垃圾，去要飯，換取吃食，總之得想盡辦法熬過這一天。他們總是用目光搜尋沿路一切可能讓生活有所轉機的東西——一個煙屁，一張鈔票，丟棄的飯食，沒人要的舊衣服。每一次呼吸都要隨機應變，每一個動作都要機智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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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流浪兒”這詞範圍很寬泛，包含各種流浪群體。有些孩子吃住都在街頭，找個儘量遮風擋雨的角落就能席地而眠；有些孩子白天混跡公共場所，晚上回到家中或者類似家的地方；另外一些孩子則與家人一起流浪街頭。我們可以估算出流浪兒的總數，但沒法分門別類做統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目前全世界各種類型的流浪兒超過一億，這一數字常被人引用。不過那些流落街頭，沒有固定成人陪伴的孩子，可能才是最有代表性的流浪群體。有關研究表明，這些孩子離家出走或被攆出家門，原因各不相同。家庭敗落、父母一方離世或患病是最主要的原因，自然災害、戰爭和被虐待同樣也是重要因素。
流落街頭通常是唯一的出路，那裡能給他們自由，雖然未必長久。江湖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是學校，也是家。街頭生存的機率不大，一朝淪落街頭，人生轉瞬墮落：暴力，性侵，不法交易，濫用毒品。棲身立命所迫，生活失去光澤。即便能活下來，孩子也自此脫離主流社會；一俟他們長大成人，對社會將構成更大的威脅。
紙板箱做床，幾件衣服掛在破鏽水管上，塑膠瓶存水。
長期生活在驚恐不安中，他們的面孔比年齡要老成。每次遇到流浪兒，有個細節會令你難忘，由此判斷孩子是否無家可歸則更有說服力——早早長出深深的皺紋；手上濕疹脫皮，長了牛皮癬；一口爛牙齒；斑雜的頭髮；破痂的嘴唇；營養不良發育遲緩；因過量吸毒雙目無神。我記憶裡一個馬里的街童，脖子上掛著一副破耳機，耳機線垂在他浮腫的肚子上，肚臍眼處一堆蒼蠅嗡嗡著，傷口冒著泡，已經感染了。
在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記得看到一名只有三四歲的小孩在門道裡渾身是血。他被一群大孩子給打了，身體弓著像肚中的胎兒。手中緊緊攥著一大塊麵包，他勇敢地面對襲擊者不願投降，幹麵包上沾滿了星星血跡。在摩洛哥紮戈拉市郊碰到位小姑娘，放下手中正在叫賣的食盤，給我們看她寫自己的名字。袖子遮住手，她還能用手指在沙土中寫下唯一認識的幾個字母，好像在魔術盒裡變戲法。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我注意到一個男孩穿著松垮垮、沒紐扣的外套，在翻揀麥當勞店外的垃圾筒。他動作熟練地翻找，用力掀開飯盒把別人吃剩的食物一掃而光，還把一些漢堡扔給牆外等飯吃的同伴。吃罷飯，他學吸煙高手的樣子一次吸50支香煙，使勁往嘴裡塞煙，噴雲吐霧。
孟克巴特在調手錶上的日期，衣物之外手錶是他唯一的財產。攝影：Richard Wainwright
在蒙古國，地面之下還有個小社會，是孩子們自己營造的避難所，不受大人管束。這裡可以避開不懷好意的陌生人，躲避刺骨的嚴寒。首都烏蘭巴托市中心的多數建築都是集中供熱，這要感謝前蘇聯時代建設的縱橫交錯的供暖線路，把市郊供暖站的熱水輸送到市區。人行便道檢修井下骯髒的洞道裡，在熱水管上臨時搭出平臺。流浪兒童分群而居，大孩子當頭，管理得很鬆散。雖然井洞中黑黢黢，臭烘烘的不很舒適，但熱乎乎的索性還有個家的樣子。紙板箱做床，幾件衣服掛在破鏽水管上，塑膠瓶存水。流浪兒一旦淪落到這個世界，就很難說服他們回到地面了。正常的社會生活消失殆盡，對外人也缺乏信任。在烏蘭巴托為流離失所的孩子提供教育規劃的一位女士對我說，她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勸說街頭孩童使用她提供的浴室。孩子們明白乾乾淨淨洗個熱水澡對他們沒壞處，但是要把裹在身上保暖的報紙一層層扒下來，洗完澡還要一層一層重新纏好真是件麻煩事。曾經有孩子因為做這個花了好長時間，把整整一堂文化課都給誤了。孩子們對食物來者不拒，但一拿到吃的，澡也不洗就立馬消失，只想躲開這個社會越遠越好。
烏拉巴托的員警定期巡邏，收監流浪兒童。把這些孩子送到市郊的收容中心，從收容中心再分配給各個政府福利機構。有些孩子借機跑掉，重返街頭，直到再次收監。2008年我與負責收容中心的員警正在交談，這時麵包車送來一批孩子。車後門打開，湧出一群孩子：瘦削的腿，衣衫襤褸，頭髮髒得打了結。孩子們魚貫進入屋中，排成一隊，總共30多個，大的都有十幾歲了。隊伍中乾咳聲此起彼伏，搔癢也好似在傳染。一名頭髮稀疏的女童光著腿，由大孩子抱著傳來傳去。放回地面後，小女孩拖著雙腿，顛來顛去尋找熟悉的面孔。看得出她一點都不喜歡成年人的出現：我們都像幽靈般的陌生人，與她的生活毫不相干。霓虹閃爍，歌舞昇平，流浪的孩子很清楚他們與周圍世界的界限。孩子們在他們的世界裡同呼吸，共命運。
收容中心的油氈地板，刺眼的燈光，響個不停的電話——是他們一直在躲避的世界，他們一頭紮進黑黢黢，不舒適但很溫暖的洞屋，就是為逃避這個“不懷好意”的社會。員警逐個登記孩子的資訊，有些很明顯來過，有些是初來乍到。有的孩子對他們的生日，原居住地和父母名字毫無概念。經過一番梳洗，當他們再次出現時身上穿著收容中心捐來的衣服。各式各樣的，都不大合體。上身是米老鼠T恤，下身運動褲；也有短褲配羊毛衫，還戴著兜帽、手套。有的沒有合適尺寸只好將就，圍巾和馬甲太短，肋骨都露出來了。那名蹣跚學步的女童，穿的是紫色睡衣、絨毛拖鞋，在到處晃蕩。角落裡堆著孩子們來時穿的衣褲和破鞋子，鞋底都開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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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參加過一個專題討論，要求與會者寫下街頭流浪兒的特徵，以便制定教育計畫。有幾位寫的是：敢想敢幹，喜好爭鬥，不屈不撓，眼光很毒。敢想敢幹這條即便在正規的教育目標中也是排在前面的。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許多孩子精通算數，計算加減很有經驗，這樣能防範別人騙取他們原本不多的收入。他們的交流能力和說服本領也很好開發。雖然現行教育體系要求有證明，住址等正規手續，這些流浪兒都無法提供。但可以對他們實行靈活、創新的教學方式，進行個別輔導，輔以醫療保健，培養生活技能，技術及職業培訓，都有可能對孩子產生影響。
例如蒙古國的蓮花兒童中心，就一直重視培訓孩子的工作技能，試圖打破貧困怪圈。該機構也在堅持盡可能與“脆弱家庭”保持聯繫。摩洛哥的非政府組織Bayti也採取類似方式，重點培養社交技能，想法讓孩子重新融入主流社會。墨西哥城的Fundación Renacimiento組織提供烘焙、木工、電腦以及電工技能項目，武裝孩子們的頭腦。
學習課程之前有一個必經階段，要求孩子們不能再染指毒品和暴力，並與教育顧問一道確定個人的人生規劃。重塑人生對這些經受重重苦難的孩子來說委實不易，世界各地的眾多非政府組織，創新思路，建立後續體系。他們也在為無家可歸的兒童提供基本醫療保健。在更大層面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其他機構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為指導，致力於影響各國政府對流浪兒的政策和態度。上述舉措中最關鍵的一條，我們要明白流浪兒童經歷的苦難，領會他們的故事並傾聽他們的過去。
2008年，我和作家勞倫·喬爾德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下發起一項活動，名為“我的人生是故事”，活動的主旨之一就是聽孩子們講他們的故事。通過提供這樣的平臺，讓流浪兒童講述那些不為人知的個人經歷。這項活動雖然已經結束，但孩子們令人動容的講述留存下來。他們敘說的是很多流浪兒都遭受過的非人折磨，這些年輕脆弱的生命如何眨眼之間就落到人見人嫌的境地。
埃及亞歷山大港的一名男童述說他就是想逃出家門：他的新爹為懲罰他，隔段時間就把他鎖在墓地過一夜。拉脫維亞的一個男孩說到，偶爾去看吸毒的母親，他媽竟然從身上抓跳蚤，再逮進透明的塑膠袋中。墨西哥的基耶斯被送到親戚家生活，十歲時坐錯車到了很遠的地方，身無分文，從此無家可歸。塞內加爾和納米比亞的姑娘們說她們被有錢人家雇做傭人，主人殘忍地虐待她們，骨髓都快被榨幹，萬般無奈只好逃上街頭。
這些東西幾乎相當於他們的護身符：撿到的一枚手鐲，一個塑膠湯匙或是一張皺巴巴的照片，都是他們與人世間可能還有某種聯繫的一點證明。
不幸經歷各自不同，這些故事的弦外之音是孩子多麼希望自己能像個普通人，講給別人聽時這種感受更加強烈。孩子們參與“我的人生是故事”的講述，但不見得相信有人會對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言談和看法產生興趣。流浪兒多半沒有了自我，他們身上獨一無二的特質被剝奪，生活也就失去意義。如同馬里那個戴著耳機的孩子，他們嚮往別人眼中的自己哪怕有一點點尊嚴，有一點點意義。
這些東西幾乎相當於他們的護身符：撿到的一枚手鐲，一個塑膠湯匙或是一張皺巴巴的照片，都是他們與人世間可能還有某種聯繫的一點證明。失去與外界的聯繫，已無法挽回，餘下的還有什麼值得留戀。能講給這社會的也就是隻言片語，懷念過去於事無補。吸毒只是為了忘卻，忘卻曾經世間的美好。
一名孩童在政府經營的孤兒院中，這裡有100多個孩子。這些孤兒院過去名聲不佳，現已經過整頓。攝影：Richard Wainwright
作為 “我的人生是故事”活動的一部分，我通過在英國學校宣傳街頭孩童的親身經歷，來喚醒學生的良知。我會首先展示幻燈片：月臺上簡陋的棲身地，在垃圾堆中翻揀的孩子，擦車的兒童。學生們同情弱者的反應讓人欣慰。很多學生理解流浪兒為什麼離家出走。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甚至經常想像在街頭怎麼求生；沒人幫助只能獨自承受，會是什麼樣子。多數學生能想像出失去一切的感覺，這讓他們害怕——街頭看見流浪者，會令他們為之擔憂。
提到如何面對這樣的生存挑戰，有幾名學生聲稱寧願去偷也不願幹低三下四的工作；有的說漂在餐館附近討飯吃；更多的學生則說，首先要找到能安安穩穩休息的地方，不管是公園還是購物中心。學生們都意識到，若流落街頭遲早會有員警找麻煩。
這些討論通常都會轉向對無家可歸者的同情，但毋庸置疑，學生與流浪兒的世界有天壤之別。我們說的是理論，現實世界中街頭流浪兒在多數英國學生眼中並非同類。流浪兒身體上的創傷和精神上的苦惱，他們的不安和喜悅，都屬於另一個世界；正常孩子一般很難體會。
不只學校的孩子對流浪兒另眼相看，大眾的觀念中也普遍對其困苦無助的現狀熟視無睹。當然，不能說流浪兒與我們的孩子，與孩童時的我們無甚分別；不過真正從心底接受這一事實，的確很難。流浪兒現象破壞了人類社會的一條普適原則：我們要關照孩子，保護孩子。恰恰相反，最需要呵護，最幼小的生命卻淪落為流浪兒。這些孩子無人關愛，成了社會棄兒——無依無靠，備受欺淩，世界是那麼的卑鄙無恥。
從蒙古回到家中，看著自己的孩子，對流浪兒的記憶在不斷折磨我。一邊陪孩子入睡，一邊要驅走供暖管道中蒙古兒童的身影。我必須放開這些鮮活的記憶，只為更好地與自己的孩子相處。孩子生活中的牢騷突然讓我感覺沮喪：“我不想別人碰我的豌豆和我的土豆泥”；“我再也不看《羅賓漢》了”。孩子們的怪念頭本應司空見慣，但我卻只想對他們大吼一聲：你們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嗎！
他開始構想她在生活中的場景，她是睡在車站，還是沒人住的空房，是和姐姐一起生活，還是和爸爸在一塊兒？
然而這些無法化解的情緒之中，我隱隱感受到失落。本希望最近經歷的事情會讓我看淡家庭生活中的雞毛蒜皮，不成想心情卻越發沮喪。痛楚一點點地侵蝕我，也影響到我的為父之道。在蒙古的遭遇讓我加倍明白童年的珍貴，但同時卻反感自個孩子的懵懂無知。他們一個個乾乾淨淨，衣食無憂，卻讓我心生憎惡。不止一次，孩子們坐在後座你推我搡，亂踹我的椅背；我把車駛向路邊，發動機還突突著，眼神在瞬間茫然無著。怒火中燒，卻無可奈何。
最近的伊斯坦布爾之行，我是和十歲的兒子一塊兒去的。我們在街上看見一個女孩，年齡不過八歲，在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吹來的瑟瑟寒風中，只穿著件破T恤，在那兒一個勁兒地修理她的手風琴。每次修好，拉上幾分鐘就又壞了。我兒子盯著她腳上超大的男式鞋子，盯著她亂蓬蓬、擰成結的頭髮，看得入神。我能看出他在觀望周圍的幾名遊客，想找到對女孩不理不睬的親人。她爸媽始終沒有現身，這對我兒子來說太不可思議。他試圖說服自己，小女孩在這座城市中不是獨自一人，應該有張安全“網”在保護她。
透過小女孩的鞋和手風琴，為我們打開她生活中的一角，由此可以窺見她的窘迫。我和兒子猜測她是怎麼弄到手風琴，又是怎麼學會的；鞋子是誰的？我不大確定這麼跟孩子說話是否適當，當孩子表現出不解時，我發現自己講的太過直白了（也很內疚，在人的潛意識中，父母的職責就是保護孩子不去遭受生活中的苦難）。
一位長期在東歐生活的朋友，向我講述為了讓孩子知道他們的生活有多美好，有一次她大著膽子給三個流浪兒買漢堡吃。剛給完這三個孩子，不知打哪又冒出一幫流浪兒，每人都伸手跟她要漢堡。我朋友只好又去買了至少10個，速食店門口孩子排成一溜，小髒臉緊貼在玻璃上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這事突然被人打住，一名顧客阻止她再去櫃檯。這人對她說，一幫社會害蟲眾目睽睽下，他沒心情吃飯。這故事我朋友的孩子可能會記一輩子了。
在伊斯坦布爾，當一個來自敘利亞的家庭跟我們搭訕要錢之後，我兒子才開始對什麼是無家可歸和動盪不安有了概念。這家人是從戰火中逃出來的。兒子在電視中看到過敘利亞發生內戰，戰爭在他想來是書本和電影中的故事。他又想起那個玩手風琴的女孩，她也是敘利亞的？兒子開始構想她在生活中的場景，她是跋山涉水，忍饑受凍來到伊斯坦布爾的嗎？她是睡在車站，還是沒人住的空房，是和姐姐一起生活，還是和爸爸在一塊兒？她撥弄手風琴的時候，又在想什麼？
我能看出兒子內心的掙扎，這些距離他很遙遠的想法，直接挑戰很多固有的信念。第二天，我們去找那個女孩，她卻消失了，那件用來放錢的桔黃色衣服還丟在便道上，路人就從旁邊走過。可能他們也想知道這衣服是打哪來的。主角不出現，一切變成了謎，我兒子不知如何是好。
街頭流浪兒是社會缺陷的綜合產物：各地針對婦女、兒童施暴的一再失策，對消除極端貧困和解決地區爭端的無所作為，面對自然災害也不能合理處置。把流浪兒關起來，限制他們的自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對流浪兒的擔憂和內疚之情也不會因此釋然解脫。
找個藉口很簡單：沒人管的野孩子與我們有何相干，他們生活的空間我們怎麼能理解？但我遇到的每個流浪兒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複雜的經歷，我們要以此為戒。我最難過的是沒人關注這些孩子，對他們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孩子們無奈地生活在與常人不同的世界——車站、下水道、又髒又臭的垃圾堆——在這樣的環境中頑強生存，與此同時，他們卻有與我們同樣的喜怒哀樂。對流浪兒最大的侮辱莫過於被社會視為異類，不被常人認同。我們不把他們放在眼裡，貶低的是恰恰自己的人格。
作者：本·法奇尼（Ben Faccini）
本·法奇尼是一名作家。從2008年到2010年，他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幫助開展了一個活動叫“我的人生是故事”，希望以此讓更多人知道流浪兒童。
原文於2013年5月16日發表於《萬古雜誌》（Aeon Magazine）
2013年5月18日，本文作者附上以下評論：
很難說哪個國家真的在國家層面解決了流浪兒童的問題，或者作出表率。似乎都是些民間的非政府組織（NGOs）走在前面了。很多國家依然否認其有流浪兒童的問題。那些能夠影響國家政策，讓教育體制更包容的人，才能最終改變流浪兒童的處境。我知道有些地方政府幹得比其他好點，或許從地方政府層面入手也是條路。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怎樣了，不過以前在馬里的巴馬科，有個地方叫青少年交流中心（Le Carrefour des Jeunes），類似於搞室外藝術的場地。這個中心不是為流浪兒童而設的，是為了搞音樂和跳舞之類的，但是流浪兒童可以進去和其他人攀談。流浪兒童在這裡可以有種再次融入到大家庭的感覺。我一直覺得除了改善教育和尋找家人，這種城市的開放也是個好的開始。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不錯，讓流浪兒童在攝像機前說出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讓其他人拍下他們。這樣去拍要自由多了。我聽說過幾個項目，給流浪兒童相機去拍照。事實上我們在蒙古國用拍立得試過，馬上就出效果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和中非共和國的流浪兒童辦過一個好玩的攝影計畫。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也辦過。我很期待將要上映的比利時電影《金夏沙的孩子們》（Kinshasa Kids），這部電影是要和剛果金真真正正的流浪兒童合拍的，不知道虛構和紀錄片混搭在一起會怎樣了。
我們每個人能做什麼呢？獻出時間、精力和金錢，和那些非政府組織以及真的想要作出改變的人一起，把這個不能容忍的現象傳播出去，又或者讓流浪兒童有一天時間去和別人交談，讓別人聽到他們的聲音，讓他們感受到為人的尊嚴。說來容易做起來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