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基金，重蹈火上加油之災

　　紮鐵工人罷工事件持續至今已差不多二十天時間，雖然曾發生工人堵塞中環商業區，以及襲擊復工工人的不愉快事件，但在輿論及市民一致的聲討聲下，不論是紮鐵工人，還是背後「出謀獻策」者，均有所收歛，以免引火焚身，未能討得個人和政治利益之餘，更惹來全民唾罵，得不償失。

　　可是，現有的「火頭」，往往是不少所謂「政客」的彈藥，若能引風吹向政府或敵對政黨，豈能不撿現成的「便宜」。因此，各大「政客」便以親舉「鋼鐵」，在鎂光燈下大聲疾呼，鎂光燈後「氣喘如牛」地做了一場政治表演為首要工作，當然不會考慮到要救火或自行撲息，使「話題」不再。

　　古語有云：「亂世出英雄」，真英雄當救萬民於水火，構建安居樂業的社會。可是，現時社會上的不少政客是否真英雄呢，相信在民意調查中已有確實的反映。我們相信，對偽君子來說，和諧社會乃其出位行為的大忌，只有分化市民、挑撥勞資、煽動對錯，甚至乎呼籲市民違法等行為，正好促使亂局之象重現，這才能滿足個人混水摸魚的私心。

　　因此，在紮鐵工人罷工事件中，若亂局之象在政府及工聯會的協調下得以平息，私心者又豈能甘心。因此，自言救世者在多名無名人士的捐助下，設立支援基金，隨即以「利誘」之法，用金錢為柴來延續「亂火」的燃燒。當然的是，凡這「損人利己」，甚至乎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實不能明告於天下，因此必須冠以道貌岸然的名稱，如「支持基層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及工時，爭取有尊嚴的工作條件」等。若然在香港自由市場經濟，即供求定律下，八百五十元的紮鐵工資當然會隨有工無人做時而提升，這在我們的認知裏並不能構成不合理工資的理據；至於工時方面，尤記得地盤工人在黃金時期以兩個多小時作半工計算的情況，為何當時沒有人落實三個半小時的半工時間呢，而原因亦只是供求情況而已。若爭取有尊嚴的工作條件是基於這兩個理由，豈不是金庸筆下的「岳不群」堅持推動正派之士衛道的現實版。

　　另一方面，八九年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據聞廣場參與的學生經多日來的活動，不論是體力或精神，均有透支和思家的情緒，其後得到趙紫陽的親臨廣場勸喻，大部分學生已有回校或回家的打算。可惜的是，當時香港社會一群熱心人，看到廣場學生的慘況，紛紛發起籌款活動，合共籌得數以千萬元計的資助款額這信息迅即傳至學生耳朵中。對於當時落實經濟開放才十二年的國家來說，市面物資匱乏，學生的生活尤其艱辛。因此，數千萬元的金額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縱使未能分得一份，也希望看看這些花花綠綠的鈔票，因而導致不少廣場學生打消離開的想法。

　　現時在「支聯會」的網頁上，仍有以下的一段句字：「赴京代表團將香港市民的捐款帶到北京，支援北京學運。「六四」後，北京形勢惡劣，代表團團長李卓人曾被扣留3天，寫了悔過書後獲釋回港，但尚有130萬元款項被公安當局沒收，至今仍未能追討回來。」

　　我們不知道，若沒有這些熱血金錢，歷史會否改寫。但由此可見，金錢可幫助別人，但亦是「糖衣毒藥」。不論是數以千萬元的籌款最終只能明確肯定其中的130萬元去向，或是只有近40萬元的捐款基金，並由警察護送李卓人攜至罷工場地分派給已登記的紮鐵工人，這種情景總是讓人休心戚戚，感到這做法無疑是火上加油而已。

　　當年「好心做壞事」，全港市民都不願意看到有再發生的一天，亦相信「有心人」是出於一片至誠。但由於結局令人心酸，市民大多不再跟進其後的一連串神秘行動。惟今天紮鐵工人的罷工事件，眼睛雪亮的市民已看清是非之別，亦會繼續監察「有心人」的一舉一動，其中包括由於第三者的介入，並迅即將事件提升至鬥爭層面，以及在紮鐵工人仍未明險況之時，親手將溝通之間關上，使事件陷入膠著狀態，進而尋求一己之利。幸而，採用多年的行業工會與商會兩者洽商進行方法未有顯著成效，但仍有溝通之門，謹希望這方面最後能取得良好結果。

　　在日常生活的糾紛事件中，涉事雙方永遠都指責對方的不是。警方到場後，必定以中立者的角色，為雙方作出調解，甚至乎如調查案作般，仔細地分析事件的起因和過程。待雙方冷靜過後，再解釋事件若不協商而可能出現的結果。一般而言，涉事雙方在明白非一己全對，也非對方全錯的情況下，總能各退一步而將事件平息。

　　上述情況套用在今次紮鐵工人罷工事件上，政府，或是勞工局的角色與警察的角色一樣，只能協調雙方，分析其中的利害，以及解釋法例的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雙方能繼續溝通，才有望達成和解之局。

　　溝通，永遠是雙方面的。正如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表示，任何工潮都不能「死牛一面頸」，而「有進有退先係策略」，只希望紥鐵工人不要再受「拍拍屁股便可一走了之」的人的鼓動，必須自已細心靜下來想想，究竟現時所得，與繼續工潮所失比較，何者對自己更為有利或不利，不要再被利用為「火上加油」的棋子。

寫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