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美軍另一面：猥褻強奸法國婦女更勝納粹

1944年,美國《生活》雜誌刊登的美國士兵親吻法國女子的照片。資料圖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8月2日文章]1945年8月,《生活》雜誌刊登的一張照片成為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一個瞬間。艾爾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拍攝的一位水兵在紐約時報廣場親吻一名護士的照片引起美國人的興趣,因為這張照片代表二戰的結局就像童話故事般美麗。就像珀修斯與安德洛墨達、聖喬治與公主、超人與路易絲·萊恩———美國戰勝了怪物,贏得全世界的感謝,這一吻就是獎勵。

從這一天開始,無數關於二戰的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都讓這一童話故事延續。在美國,二戰仍被稱作“正義之戰”,參加二戰的男人都是“最偉大的一代”。盟軍被描述成像《兄弟連》一樣,無所畏懼地直捅敵人的老巢,並活着給後人講述這一神話。相反,軸心國則與他們所犯的暴行分不開:南京大屠殺、緬甸死亡鐵路和猶太人大屠殺。而其他人都是可憐的受害者:被侵犯的猶太人、被拯救的戰俘和充滿感激之情的法國抵抗運動者。

嚴肅的歷史學家向來對這些神話表示懷疑。多年來,許多人試圖給我們傳統二戰的講述模式引進新鮮角度,但這些新角度總是集中在具體細節或事件上———比如對盟軍轟炸行動的道德批判或我軍戰俘受到善待。

性侵案比比皆是

沒有哪位歷史學家會質疑盟軍打倒納粹政權的核心目的,但現在似乎有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直面這場“正義戰爭”中黑白分明的方方面面。就拿那張時報廣場的親吻照片為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教授瑪麗·路易絲·羅伯茨在她的新書《士兵做了什麼:法國二戰時的性與美國大兵》中對這張照片作了不那麼光彩的解釋。這一吻不是主動獻上的,而是水兵強吻的,他覺得自己理所應當。如果從美軍在歐洲的所作所為來看,這張照片變得令人有些反感。

羅伯茨指出,几乎在《生活》雜誌刊登這張照片的前一年,該雜誌也刊登過一張美國大兵親吻法國婦女的照片,為的是宣傳戰爭的好處。但羅伯茨說,許多美國士兵根本不勇敢,他們首要目標就是活下去和性愛。用現在一位觀察家的話說,美軍對法國女人的態度是:“我們解放了你,你不欠我們點什麼嗎?”

羅伯茨說,帶着這樣的態度,隨着諾曼底登陸而來的是“真正男性欲望的海嘯”,讓當地人民大吃一驚。她從諾曼底檔案中找到許多美國士兵性侵和公然猥褻的案例。比如在勒阿弗爾,當地人出門時几乎肯定能撞見美國士兵與妓女在公共場合交歡。許多法國人聲稱,美國人的行為比德國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人寫道:“他們襲擊、搶奪,把街道和我們的房子弄得團團亂。”

但羅伯茨的書也有問題。她沒有探尋戰場上的暴力體驗和對性的貪婪之間的心理聯係。她也沒有給出這些事件的規模,也許只有少量士兵是這樣的,但其比例不得而知。羅伯茨沒有詳述這些方面本身就透露了一點———她只想觸碰禁區,留待其他人為着迷於性愛的美國大兵來辯護。

為金錢臨陣脫逃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到的關於二戰老兵的描述。另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也在質疑盟軍的英雄形象。記者查爾斯·格拉斯的《逃軍者:二戰最後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了1939年至1945年間,15萬英美士兵放棄軍職的事。這些故事以前從未被提起的原因,一方面是這些人覺得很羞愧,另一方面是我們想讓這些英雄永垂不朽。然而,通過講述這樣的故事,格拉斯打破了將近70年無人觸碰的禁忌。

格拉斯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許多士兵在血腥戰斗的壓力下失去人性的過程。格拉斯描述的戰爭與我們習慣在《兄弟連》中看到的狀態相去甚遠,因為許多士兵在不同的部隊間調動,從未能與同伴建立任何深厚的友誼。約翰·韋恩在電影《硫黃島浴血戰》(1949年)里刻畫的指揮官像父親一樣的形象也被無情地顛覆了。的確有許多軍官自己也身負重傷,無暇顧及尋求指導的普通士兵。雖然英勇事跡在這本書里也比比皆是,但這種英雄主義標凖是多數士兵無法做到的。

雖然他十分同情這些士兵,但格拉斯也認為,這些士兵在戰場下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他在書中說,一些逃軍者不是被炮彈嚇退的,而是看到賺錢的機會,通常和暴力犯罪團伙攪和在一起。他們性放縱,在黑市牟取暴利,甚至從事暴力犯罪。

殘暴不遜日本兵

如果說羅伯茨和格拉斯質疑了英雄的形象,那麼曼徹斯特大學研究東亞歷史的阿倫·威廉·穆爾的新書則顛覆了怪物的形象。穆爾在《書寫戰爭:士兵記錄下的日本帝國》一書中,通過200多名日本、中國和美國士兵的日記審視了當時的亞太地區戰場。

據他描述,日本士兵遠非許多西方人仍然堅信的是“被洗腦的機器人”,日本士兵展現的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度與中國和美國士兵完全一樣。他們能夠在目睹暴行時表達不滿和懷疑。1937年,一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殺後抵達南京時驚恐地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日本兵幹的嗎?”

同樣,只有日本人殘暴的想法也是錯誤的。穆爾描述,許多美國士兵與日本人的殘暴程度完全一樣,包括將囚犯亂刀砍死,斬首,把油炸過的日本人的耳朵或手指作為戰爭紀念品。穆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這一方面,美國人與其東亞的對手沒什麼區別。”日本士兵拒絕投降的傳奇其實主要是怕被美國人虐待,而非什麼特殊的狂熱。

也許最讓人不安的是穆爾對士兵寫日記的分析。他說,在美國、日本和中國,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級的嚴密監視。因此,他們平時表現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寫日記成為這些士兵說服自己聽從國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許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們現在能更加舒服地表達質疑,而過去我們深深地陷入對冷戰或反恐戰爭非黑即白的論斷中。也許我們武裝部隊今天的所作所為(比如阿布格里卜監獄丑聞)也讓我們不禁懷疑他們過去表現得如何。

不論最近歷史學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麼,關於正義戰爭的論調不會輕易消散。這些故事得以持續的原因是,我們會對自己感到好受,對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對培養我們的國家感到好受。這些故事讓我們同過去產生情感聯係。時報廣場上的這一吻比任何知識分子追求的細節真相更能滿足我們靈魂深處的渴望。 

(本文摘自新華網  作者:基思·洛  原題為:士兵在二戰期間到底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