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與曼德拉

    本周在我的社會認知圈子範圍內有兩件大事。一是白先勇到理工大學演講並接受榮譽博士學位，二是周五傳來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死訊。一般，我會挑一周裏面最扎心而頭條網網誌城讀者又關心的事件做網誌評論。

    周四，以為白先勇的演講應該就是本周網誌題材，當日連白姐姐都來捧場做台下發言。誰知，周五fb傳來多則曼德拉名言轉載，我就知道網誌或許應該改題目了。最後，還是決定兩方面都講一下，先講白先勇。

    白先勇呢，是一個中國相當受重視的文學家，其父為已故國民黨一級上將白祟禧將軍。白先勇的小說和文章我沒有讀，但其大名如雷貫耳，當白先勇為父親撰寫的傳 記《民國與父親》出版，老闆要買，正是我幫手做跑腿幫他到書局掃書。這書的物理重量跟份量都好重，據知白先勇花了十年才寫完呢。（白先生指中國大陸沒有禁 他這一本《民國與父親》，還有出版社為他安排出版，內地唯一的要求，是把書中提及某些人的一些稱呼做出修改，這些稱呼相信大家也猜得到，就是「共匪」和 「共軍」，據知編輯都改為「共產黨軍隊」。這本書的出版，意味着兩岸關係已然改善。）

    原來，過去多年，白先勇一直推廣崑曲，多次到全國大學推介崑曲演出，他深受崑曲之美感動，認為西方有文藝復興，有高雅的戲劇傳統，寄望崑曲之美能在二十一 世紀帶領中國進入屬於中國的一種文藝復興。是以，他當日受封榮譽博士之銜所做的演說，就名為《如果二十一世紀發生中華文藝復興》。

    我彭彭是冷水主義者，但凡任何人有雄圖大志，我第一時間想出的回應一般都係幾盤大冷水，不過呢，白先勇先生在講台上表現出的樂觀和熱情，令我感覺即使他的宏願無法實現，他的衝勁應該也可以令世界和整體的中華文化發生相當的改變，這一點我絕不敢否認。

    我的冷水論是這樣的，我認為白先勇夢想的中華文藝復興是不可能，或者這種復興即使出現，也不可能如白先勇所期望由崑曲帶動，而他夢想香港代替大陸內地成為中華文化中心，更如他自己所言，是不大可能實現的「非份之想」。

    第一，西方文藝復興已經發生了三至四百年，它出於歐陸資產階級出現，與封建宗教力量一較高下，結果由資產階級和貴族資助一班藝術家代表他們發聲。這表示， 文藝復興是與傳統的決裂，現在白先勇把夢想寄託在傳統的復興，方向與西方文藝復興背道而馳。

    第二，這也意味着如果崑曲要複製西方文藝復興的成功，必需找出背後支持崑曲的一個精英階層，把崑曲建立為流行的高雅藝術。今日，這個精英階層到哪兒找呢？精英一是官，官重視官僚制度和官僚關係，二是資本家，他們重視 資本和市場。兩者都不需倚賴新興藝術為他們說話，即使會，他們優先選擇的藝術媒體只會是電視或網絡媒體，不可能是崑曲。

    第三，四百年的差距，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媒體環境，在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按法國學者Baudrillard的分析，藝術創作是仿造，藝術品有所謂真品，可 以分出真偽，有所謂正宗標準，真品無可取代，但四百年後的今日，世界因為媒體革命已然離開了符號仿造年代，經過了複製年代，進入了擬真年代，這是連真品都沒有的後現代世界。後現代是高雅藝術與通俗藝術不再區分的時代，任何藝術試圖攀符高雅之名必然失敗，或者無法持久。在追求擬真的年代，如果有一種藝術仍只能讓演員以古裝現身，要求觀眾接受高度抽象的服飾和化妝形象，我覺得不太可能得到大眾接受。

    正是因為上術三點，導出第四個不可能，即崑曲很難獲得一群能成氣候的觀眾。高雅藝術需要受到過高雅藝術訓練的觀眾，因為高雅藝術的格律需要時間學習，是一種習得的品味，現在的社會並沒有孕育這種觀眾的土壤。

    白先勇覺得香港可以成為中華文化中心，原因有二：（一）香港言論自由；（二）香港有經濟條件，只要有幾位企業家肯出錢推一下就行。問題是，企業家不需要高 雅藝術，盡其量他們需要電視或電影；再者，一個城市要成為一個文化中心，不是要有言論自由和經濟條件，而是需要觀眾和讀者，在香港能成為崑曲忠實長期支持 者的觀眾，數量很少，少得可以當不存在，同時社會也不存在任何內在動力驅使任何人倚賴崑曲。

    相反，資本主義及社會制度正在壓縮城市人生存時間和空間，以致不再有一群人有足夠閒餘消費需要全人參與的文化產品，香港人今日只能消費以手機為中心可以在 巴士地鐵上消費的文化產品，即手機遊戲或網絡小說而已。崑曲要求觀眾坐定定在劇場席上耐心欣賞，對大眾來說是一種過份的奢侈，因此作為通俗藝術來推也沒有出路。

    香港很怪，大量兒童精通鋼琴和小提琴，人人都可演奏，但卻沒有一個成形的文藝觀眾群體去欣賞這些演奏，也沒有人有空閒去做評論。為此，要讓香港成為任何文 化的文化中心，都其實是很傻的一件事。不是不可能，但第一件事，是政府和整個社會要改變思維，放棄勤力是金的信條，相信有閒餘才有文化。為此，政商界第一 件為文化可以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是禁止超時工作，以及確切實行一周五天工作制，教育上則是進一步減少家課壓力，禁止老師每天批出一小時以上份量的家課。功 課，正是扼殺兒童文學藝術能力的真正敵人。

    事實上，求取中華文藝復興，不一定靠崑曲。我個人認為華人之中有李安、張藝謀、鞏俐、周星馳、周潤發和李小龍等人，也已經是一種文藝上的復興，只是華人沒有好好把這些復興要素好好抓住而已。在後現代求取類似文藝復興的文化繁榮，應着眼於新興影視甚至互動媒體藝術。

    至於曼德拉，很多人引用他的說話來支持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我只從太太即日借到的一本曼德拉小傳講一則曼德拉小故事。該小傳《當代名人故事系列曼德拉》提及他家族與非洲一個部落的王族關係密切，曼德拉父親去世後他受託於王宮的一個大酋長。小書第22頁如此敘述曼德拉在王宮的童年：「他最愛在王宮中聽大酋長主 持部落會議，為部落解決糾紛。在這種會議中存在着一種非洲式的民主，充份體現了協商一致的精神：並非把多數人的意志強加於少數人身上，而是大家共同做出決定。曼德拉覺得其中要運用的技巧非常有趣，也令他產生了日後做律師的志向。」

    其實，這種非洲部落式的民主，即有時國內也提及的協商政治，有甚麼談不妥，就談到妥當為止。在香港法庭，其實一直也有這種協商傳統，任何官司上庭開打之前，總有一位調停官在控辯雙方之間做和事佬，協商一套雙方同意的做法，希望雙方能庭外和解，減少法官審案的負擔。

    香港民主派有一點我很討厭，就是他們扭曲了民主的定義，把民主本來具有的溝通協商成份完全剔除，把民主低貶為動員人數哂冷式政治，以致任何自己人與認定的對手做任何協商妥協，即被指為賣黨求榮，完全把民主本來讓社會消除矛盾和憎恨的目的扭曲過來。

    盼望藉着曼德拉的小故事，讓大家反省一下人為何需要民主。是為了非洲人殺光白種人或把白種人趕盡殺絕而需要民主？還是像曼德拉那樣為了黑白兩族能消除怨仇，做好協商溝通求得共同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