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老板集體陷焦慮：大多數做好兩手准備隨時移民

民企老板集體陷焦慮：大多數做好兩手准備隨時移民


“開著豪車、住著豪宅，有司機、保姆和秘書，有財富，也有地位，可為什麼還是開心不起來？”朱濤一個華麗轉身，擊出一記漂亮的弧線球，在他內心，似乎這小小的高爾夫球每飛出去一次，都能帶走他的一點壓力和煩悶。“對，是不安全感。”

朱濤來上海創業20多年，白手起家，走到今天已是國內某化工行業最大的渠道商，業務遍布全球，國內外最大的行業企業都是他的客戶。

朱濤的焦慮不是孤例。

由上海一批商界名流和省級商會組成的上海最具影響力的民間商會之一“上海新滬商聯合會”，聯合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在對全國150家民營企業進行的“2014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指數”調研中發現，2013年，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安全感這一指標在10分制中僅得到6.09分，勉強“及格”。這項調研結果顯示，“政策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感”是造成企業家不安全感最主要的根源，占31.5%。

但去年以來，中央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簡政放權的改革，讓眾多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的信心提升。

人才焦慮

朱濤1989年扒著火車來到上海，在南浦大橋下扛過沙包，後來跟隨老鄉開始做化工生意，在創業過程中，他曾被三角債主追殺幾乎丟掉性命，還被同行誣陷進過大牢。

因此，如今的這份事業，被朱濤視如生命一般重要。

企業需要不斷做大做強並有所創新。今年，朱濤將帶領企業進入電商時代，對於化工這一傳統行業來說，將是革命性的一步。然而，在“二次創業”之時，朱濤發現，隨著經濟模式變革的到來，社會變革也不期而至，曾經讓民營企業受益的人口、資金等紅利都已開始消退。

人力資源的問題正在成為大多數民營企業家最焦慮的問題之一。2013年，民營企業對人工成本上升造成的運行壓力感受深切。根據德意志銀行估算，2013年中國企業基層員工的平均工資漲幅接近10%。而54.7%的上述調研受訪企業家認為人工成本上升對本企業比較不利，14%表示非常不利，二者相加占近七成。除工資外，附加費用也在抬高人工成本，以朱濤的企業為例，他們在“五險一金”項目上所支付的費用已提高到所付薪金的40%。

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居民收入的普遍性增長共同導致了“人口紅利”的結束。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人口出現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首次減少，且一下減少了350萬人。預計2023年以後，將年均減少約800萬勞動力。此外，人口老齡化也出現加速趨勢。

導致人口結構變化的另一關鍵要素是城鎮化，盡管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潛能是城鎮化，但接近一半的上述受訪企業家正在為城鎮化加劇“用工荒”問題而擔心。

民營企業仍然普遍不受人才的“待見”。去年發生的兩件小事讓朱濤感覺非常郁悶，一個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他的公司工作，半年不到就提出辭職去了一家外企，而就在辭職的前兩天，公司剛剛給他辦好上海戶口；另外有一個新進員工，遲遲不在勞動合同上簽字，一個月後，這位員工到勞動部門反咬一口，稱公司不簽勞動合同非法雇佣勞動力，要求賠償。“在很多人看來，民營企業依然是一個可以利用的"軟柿子"。”朱濤說。

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執行院長王紅新表示，民營企業家本該是最受尊敬的群體之一，可惜由於種種原因，社會對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群體一直存在認識誤區，仇富心態、原罪問題、政策沒預期、對民營財富保護的不剛性、政商關系等典型因素，妨礙相當一部分企業家的國際拓展、百年布局。

不“待見”民營企業的還有銀行。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但至今未見根治之策。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與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合作完成的“2012中國企業家生存環境指數”調查顯示，85.1%的民營企業家認為當前融資政策存在不公平性，這集中體現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申請銀行貸款方面的地位不平等。

2013年，國家在引導投資進入流通環節、支持實體經濟方面嘗試破解融資難題，例如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民營銀行等。對於政策的實效，民營企業也將拭目以待。

抱怨

宏觀環境、行業環境和內部管理是企業發展面臨的三層生存空間。上海新滬商聯合會的調研發現，2013年，受訪民營企業普遍“對自己有信心、對行業有期待、對宏觀有不滿”。31.5%的企業家認為“政策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是自己安全感缺失的首要原因”，這在5大類中的入選率高居首位。此外，另有10.7%和10.1%的受訪企業家提及“法制不健全”和“社會環境不適宜民營企業發展”導致安全感缺失。

政府的市場調控之“手”，在民營企業眼裡形像地分為兩類，一類是“閑不住的手”，監管面過廣，但效果並不好；另一類是“看得見的手”，這只手過於活躍，民營企業從行業政策中，更多的是感受到管制、限制和牽制。

這在教育、運輸等行業的情況最為明顯。在各行業中，教育文化產業對行業監管政策的認可度最低，而業內人士最不滿的情緒在於行政審批環節。

北京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趙經理說，據其所知，北京多家“教育機構”冠名的民營企業正在靠“企業培訓”業務維持運營。“我們很想做教育業，但很難從事真正的教育業。這個行業的審批程序太繁復，門檻也太高。”

趙經理說，以申辦民辦幼兒園為例，需要符合四大條件，首先，須在申辦前已具備法人資質，如果以個人名義申辦，須具備北京市正式戶籍；其次，營業注冊資金須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第三，須有經過公證的經濟風險擔保，擔保額不低於一年收取學生費用的總和；此外，還須具備符合國家標准的校舍、教育教學設施設備和師資。

而即使具備了以上資質，仍要面對煩瑣的申辦流程，申辦手續達16份以上，包括辦學申請、驗資報告、辦學場地產權證明等，申辦流程有5個以上，包括教育局、民政局、公安局、地稅局、財政局等，涉及法規6個以上。

除了對市場監管的抱怨外，民營企業對宏觀的不滿還源自以下幾點：一是行業政策不平衡，例如，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行業政策上沒有得到公平待遇，大企業與小企業、老企業與新企業沒有得到公平待遇；二是行業政策不合理，例如，政策的修改與調整滯後於市場的變化，對享受扶持政策限定的門檻過高；三是行業政策存在過度擴張性。

對於經濟危機下的政策扶持，僅1/3的民營企業家認可其利好作用。由民建上海市委調研部完成的調查結果表明，在部分特殊行業，認可宏觀政策具有扶持性的比例相對更低。例如，教育與文化產業民營企業中僅23.8%認為政府政策對自家企業的影響是正面的，在交通運輸與物流倉儲業這一比例低至11.1%。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岳指出，政府扶持政策的“夢想沒有照進現實”，大體上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民營企業認為不存在扶持政策，或扶持政策的作用沒有達到預期。第二，民營企業認為扶持政策不透明，分配不公平。從信息渠道看，民營企業難以迅速、准確地獲得政府扶持政策信息，從申請渠道看，部分扶持政策的門檻仍然較高，民營企業在申請時存在實際困難。

去留兩難

移民是企業家安全感缺失帶來的一個重大後果。在2012年末，中國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了《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報告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1000萬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

而上述調研結果亦顯示，有33.3%的受訪企業家已經或打算移民，其中已經成功移民和正在申請辦理移民的占到近一成。

80%以上申請人最直接的移民原因是子女教育。另有43%的富翁把保障財富安全作為投資移民考慮的第二大因素。而尋求更高的生活品質、可多生子女、稅率低等也是投資移民的考慮因素。

大多數企業家做好了兩手准備。朱濤認為，未來中國仍然將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也是催生機遇的地方，因此，他的企業將繼續立足於中國。但同時，朱濤也坦承，前年，他已經將女兒送到美國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