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慈（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應慈

（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出家為僧之人，不是有前世的宿緣，就是自性中有那麼一點善根，於是，在世俗的生活遇一偶然因素，便引發開來，從此皈依佛門，尋求正果。應慈法師就是如此，他生於1837 年， 俗姓餘，名鐸，號振卿，法號顯親，晚年別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縣，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個鹽商家庭，家中資財富有，其父在應慈幼年時就病故了，他的母親，在妊娠期間曾夢見僧名引磐，爾後生下了法師。

    因為其母篤信佛道，每天念誦《金剛》、《彌陀》、《大悲》等咒語時，法師聽到就心生喜歡，暗暗誦記於心。12歲時就隨母親一起吃素。母親見幼年的應慈天資聰穎，讀書頗為上進，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師不辜負母親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當時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腐敗無能，目睹國家日益衰敗，法師無意於仕途。母親希望他早日成家立業，就為他婚配，以為他至少得守住父親留下的那筆產業。誰知婚後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親又為他續妻，不久亦亡。於是鄰人和親友私下都說他是“和尚命”。法師聽到這些話以後，不由得生出對於世俗人生虛幻無常的感念，覺得如果再娶，豈不等於自己手刃他人，殺生害命。念及這一層，應慈法師實在於心不忍，遂發出家修行之念。

    1898年，他毅然辭家去南海朝禮普陀山，發誓在佛門淨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見南京三聖庵的明性禪師。應慈力請明性禪師收自己為弟子，明性聽他講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難耐佛門的清苦，難行梵行，於是就提出條件，先考驗他三年，觀其心志，應慈既然主意已定，就一口應諾。這樣，明性才把他帶回南京的庵中。此後，應慈一改在俗時形成的生活習慣，布衣粗食，不辭勞苦，如是三載，明性觀其行，以為孺子可教，就為他剃度出家。

    1900年，應慈乞戒於寄禪和尚座下，後又隨鎮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習禪。1901年至1902年秋朝禮天竺雲棲寺，在西湖的靈隱寺、昭慶寺卓錫兩年。1903年秋，他奉師父之命到常州的開寧寺參謁冶開禪師。一天，他進入禪堂答冶開法師的話頭，冶開問：“念佛是誰？”答曰：“無是誰，無非誰！”由此得到冶開法師的器重，並於1904年與明鏡、月霞、惟寬一起被冶開法師引為入室弟子，受記為臨濟宗第42世。其後，又隨月霞法師參研《華嚴》奧義，歷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師圓寂，他遵受師之遺囑“力弘華嚴，不作方丈”，始終以弘揚華嚴為己任，講經傳戒，參禪說教，發揚了華嚴精義之大德。

    佛法要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誠”與“正”來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聽信別人的傳言，竟闖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當時應慈法師正在讀經，這突兀而來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來，他看清了來者是誰後，彎腰從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繼續看他的經書，這反而使該居士尷尬無比，無法下場。過了一段時間，等事情弄清楚了，這位居士又登門謝罪，請求懺悔。應慈法師寬宏大量，笑著說：“不知不罪，知錯認罪，難能可貴。”

    應慈法師曾經富貴，又考取過秀才。然一旦入佛，卻早把權利、地位、金錢視作浮雲流水，身外之物。世間苦，做人亦苦，離棄紅塵的羈絆歸於佛門，依然無法棄離與迴避做人。成佛也正是從做人始的。佛教的教育不只是教人們去如何了生脫死，列是教人去如何包容人，以不生計較之心，看輕自己的，故應慈法師能面對居士的侮辱不驚不怒，從容處之，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高人之處。法師一生高風亮節，於名於利也極為灑脫。

    他一生不貪圖名利，也不巴結權貴，惟以自己的苦心修行來證得菩提。所以，法師在社會中立身嚴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寧願終身入憂苦，不將佛法作人情。”他所關心的是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安樂，傷心國家之不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他說：“吾不禁為人道憂，更不禁為國家憂。”應慈法師深知眾生很苦，所以，自己的生活非常儉補，要求僧眾發揚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優良傳統，痛斥不上求下化，不策勵修持的享受派，提倡勤儉節約。他終年穿的是粗布衣服，吃得是普通蔬菜。法師注重戒律，也有一個規矩，吃飯時不准講話。一次，他與弟子一起吃飯，弟子們你言我語，講個不停，應慈法師一言不發、默默站起來，提筆寫了一首詩，批評吃飯時講家常話的不良習慣。自此以後，弟子們吃飯再也不講家常話了。

    法師平時待人隨和，但嚴守佛禮，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風骨嶙峋。民國元年，他和月霞法師經人介紹在上海的哈同華嚴創辦華嚴大學。在這裡，他除講授佛學外，每日還堅持修習禪定。後來，園主人羅迦陵要法師們於每月農曆初一、十五日給主人做禮拜。應慈法師與月霞法師堅持出家人不應向在家人禮拜的原則，憤然離開上海，到杭州繼續辦學。

    法師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學，所以對此有較深的根基。出家後在講經說法之時，常融儒入佛，要求學佛人先做一個正人君子，然後才能學好佛，所以學佛不在學佛，而在於做人。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與根本，於迷情無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覺的自由、解脫的人生。他認為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仁、 義、禮、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處。他認為佛法主張的佛法不離世間，巧把塵勞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為做人要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他主張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覺破一切迷惑，離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動心，不動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覺己覺人。這才是學佛之道。他堅持佛法救助世間，首先在於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圓融的智慧，以他對儒佛的參學合為一體，來浸潤眾生的性靈，使這些覺情迷苦的人獲得一種精神的救助，支撐自己忍這世間之苦。所以，儘管當時時局多變，海內兵氛鼎沸，風鶴頻驚，而法師仍能克服種種困難，堅持講經說法，闡揚大乘，以增加人們在這內外交困的世間活下來的勇氣和信心，擁有一顆堅強的靈魂，來直面人生。他在80歲時，猶以講經弘法為事，有人勸他多加休息，他說：“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說法利生，供養塵剎，復何圖耶？”一番話便可感法師“老驥伏櫪”之心。亦可感法師從多年參研佛理中得出了佛法的真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支撐著法師，1957年，他86歲高齡時，仍在上海玉佛寺開講《華嚴》全部，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弘揚《華嚴》教法。

    這種在學佛中求得的對待人生的態度，一直是應慈法師處世的根本。所以法師在有生之年，常行精進。除弘法以外，法師還開辦僧學，培養人才。1911 年，法師在上海哈同開辦華嚴大學之時，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塵、慈舟等高材生。1917年，又與月霞共同發起，在常熟興福寺創建華嚴講堂。1925年，在常州清涼寺開辦清涼學院，培育華嚴預科學僧。1928年，在上海辛家花園興建華嚴七處九會大殿，成立清涼學院，續辦華嚴正科。後又在常州永慶寺、無錫龍華庵繼續宣講80卷本的《華嚴經》。1939年，在上海建立華嚴速成師範學院。1948年，在南京建立華嚴法會，講授華嚴《探玄記》。法師一生抱著“紹隆佛種，為法忘軀”的志願，弘法的足跡遍於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河北等省市。除宣揚《華嚴》教義外，還多次講演過《般若》、《楞枷》、《楞嚴》等。法師潔身自好，從不輕作授徒傳戒之事。法師一生曾於1931年、1933年、1935年、1940年在安徽蕪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蘇無錫等地寺院參與開壇傳戒，傳佛心要，繼佛慧命。

    法師對於佛法的弘揚，除了講經說法外，還致力於刊印經籍，傳佛心印。法師先是襄助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創辦毗陵刻經處。該處所刊印經書的捲數，幾乎與金陵刻經處相等，還為揚州眾香庵校刊很多經典。1933年，在上海得《普賢行願品疏》，就籌化資金，重刻經文。這年，又出版《華嚴經》。1942年，在常熟虞山興福寺刊印《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會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華嚴初祖杜順和尚的《法界觀門》。1944年，法師任《華嚴疏鈔》編印會理事長。《華嚴疏鈔》由於年代久遠，在宋、明兩代屢經離合，不免有出入。為恢復該書的本來面目，法師不畏事巨時艱，輾轉遷延十餘載，終於使淹沒1000多年的《華嚴疏鈔》得見復刊流通，在1945年出版了《賢道探玄記》及《地藏三經》。1948年，又命校勘《清涼行願品疏》。1952年，法師聽說揚州大、小品《般若波羅密經》，十年前毀於外禍，在他的努力推動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於世。

    法師之於佛法，是正信的佛法，所以從不說感應，不說神通，唯心戒佛。法師平生不談說詭異神奇，也從不吹噓自己看何神異經驗，他堅信自己的內心，所以對萬事萬物都有正知正見，無論面對何種情形，都能鎮定超然。抗戰時期；南京、上海的敵偽曾多次請法師出面主持法會，都遭到法師的斷然拒絕。1943年，我國僧侶抗戰工作史《奮迅集》一書再版時，請法師作序，敵偽雖一再阻撓恫嚇。法師依然欣然命筆，毫無懼色。他在序中闡述了國家之安危與個人修行的關係，“當國家清平之時，自應隱逸德修，一旦有事，仍當作獅子奮迅以赴……”這是何等深徹的洞兒，是法師深明大義的表徵。解放前夕，有次法師在新生電台講經，談到有些人聽到誣衊共產黨的謠言恐懼萬分。他說：“ 毛澤東先生也是中國人，他又不是三頭六臂，有什麼可怕呢？”謠言是非止於智者。正因為有正知有正見，才能對事物有正確的領悟與理解，保持智者的冷靜與洞明。臨解放前夕，有些海外徒眾邀他出國，安度晚年。應慈法師對此一一婉謝。他說：“投身異國，本非所願，且弘法利生大業為終身之志，豈能圖一己之利而不顧？”

    法師一生解行並進，宗說兼通，講經傳戒，參禪說教，興辦佛教學院，刊印徑典注疏，把精力都傾注在一點一滴的利生護法的事業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堅持不作方丈，以免為事物糾纏，故身無長物，一生過著“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的雲水生涯。而對於著書立說，亦認為古往今來，佛注論疏早已是汗牛充棟。當務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夠應用。以此可見，應慈法師既不注重玄談佛經奧義，也不忙於著書立說，他是將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動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眾生、救心、救身、救世。

    1956年，應慈法師圓寂，世壽93歲，僧臘63載。歸葬於廬山冶開祖塔墓之側。他一生實踐佛陀的“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的宗旨，碩德高行，體現了在自己的詩中表述的姿態與境界。正信、灑脫，不為外務所累，春風怡然。

        策杖離京去，西湖野外家。

        跏趺遍地坐，行腳走天涯。

        有縛終須解，無緣路亦賒。

        寒冬花塢裡，相伴臥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