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為法為人苦證菩提）
圓瑛
（為法為人苦證菩提）
圓瑛法師是中國現代著名高僧。他一生愛國愛教，為法為人，宗說兼通，台賢並重，禪淨雙修，解行圓融，是佛教界為人宗仰的一代楷模。
圓瑛法師生於1878年，是福建古田縣端上村上，俗姓吳。圓瑛小時候即能過目成誦，聰穎過人。17歲之時，便覺人生如夢，便想舍俗出家，被他的叔叔極力阻攔，沒有能夠如願。18歲時生了一場大病，病癒後更加堅定了出家的決心，於是到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莆田縣梅峰寺增西和尚為師，法名弘悟，字圓瑛，號韜光，自號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靈源行者離垢子等。19歲時到鼓山湧泉寺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
圓瑛法師在出家受戒後不久，就顯出過人的智慧。他參方訪道，遊歷名剎。他先在鼓山安居，親近妙蓮老和尚，學習律儀。半年後到大雪峰寺，親近達本老和尚。圓瑛法師在寺裡修習苦行，勤於勞動，受到眾人的好評，他任飯頭、菜頭之職有半年之久。21 歲時，他到常州天寧寺親近冶開老和尚，修習禪定五年。後又隨寧波天童寺寄禪老和尚習禪六年。以後又一一參拜了通諦、諦閑、祖印、慧明、道階等尊宿。令人稱奇的是，圓瑛法師每到一處，聽經不過幾天，座主法師就允他重講。圓瑛法從容演說，辯才無礙，大眾非常驚異，讚歎同聲。後圓瑛法師研教觀，究向上，悉心學習，終於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令海內外善信同仁共仰他的風範。後來圓瑛法師又不辭勞苦，朝禮五台山、九華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得到很多感應，雖然飽歷風塵，辛苦無比，然而即事會心，得大成就。
法師曾在天寧寺，帶病參禪於禪七中，忽然定境現前，頓覺身心異常清廓，作一首偈云：
狂心歇處幻身融，內外根塵色即空。
洞徹靈明無掛礙，千差萬別一時通。
從此以後對於以前不曾明了的經論，一一透徹。但法師並沒有對已達到的境界而心生自滿。26歲那年，又到寧波的天童寺親近寄禪老和尚，從他習禪。28歲的冬天，在禪七中，又出現定境，比前時更勝。一時身心俱空，湛寂圓明。又作偈：
山窮水盡轉身來，迫得金剛正眼開。
始悉到家無一事，涅槃生死絕安排。
此後法師的慧業日日有所增進。到了36歲，讀永明、蓮池兩位大師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門。寄禪法師禪淨雙修四十多年，並在1935年秋天，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以此作為講經弘化淨土的道場，並組織圓明蓮池念佛會，高揚淨土宗的寶炬。日本學者道端良秀在他所著的《中國佛教史》一書中，對法師弘揚淨土宗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圓瑛法在淨土宗方面也有著偉大的成績，繼雲棲大師之百年後，在弘法和著述中，作了巨大的貢獻。”
佛法，是從一般的戀世的自私的人生，引向出世的無我的人生，即從家庭而向無家，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再從自心淨化而回復到自他和樂，從自他和樂中淨化自心，從自心淨化中增進自他和樂，實現國土莊嚴，這是淨化自心與和樂人群的統一。所以，菩薩行的真精神，是“利他”的，要從“自他”和樂的悲行中去淨化自心。這就不能專於說教一途，應參與社會一切正常生活，廣作利益有情的事業。所以，佛法是從利他行中去成佛。圓瑛法師亦是如此，他從宏觀處著眼，認為要弘法利生，必先振興佛教自身。他深感中國佛教界，如不加強團結， 完善僧團組織，結集成強有力的組織，對內對外都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所以法師畢生毅力於佛教的組織工作，希圖通過加強佛教組織來振興佛教；形成和樂清淨的僧團，能適應現代社會環境而獲得社會的信仰，能淨化身心而得個人的解脫。不忽略社會，不忽略自己，在集團中實現自己，而佛法也就達到了“久住”的目的。早在1907年寄禪和尚住持寧波僧教育會時，圓瑛法師就極力加以襄贊，多方面加以籌劃。1928年第一次全國佛教代表大會在上海覺園召開，議決成立中國佛教會，這時才有了全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自這時開始一直到抗戰後，法師曾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的主席或理事長。全國解放後，又與趙樸初、虛雲、喜饒嘉措、巨贊、陳銘框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並被選為首任會長。圓瑛法師獻身於佛教界的團結工作，任勞任怨，負責全國的實際的護教和教務工作，得到了全國佛教徒的崇敬和愛戴，同時也獲得了國際佛教界的尊敬。日本人道端良秀在他的《中國佛教史》一書中對法師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作中肯而符合實際的評價：“圓瑛法師在民國初期著手籌備中國佛教會，經公開選舉，由他擔任會長，各省曾分設分支機構，直接開始進行各項活動，請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產辦學目的的《寺廟管理條例》，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於民國18年11月改為《監督寺廟條例》 ，清除了對寺廟的直接迫害。”
圓瑛法師的行為一切都是圍繞著護法而行的，護法必須先從佛教組織及僧伽自身做起。所以，法師不遺餘力，培養僧才。在1909年初法師住持寧波鄞縣接待寺時，除擴建寺宇，積極整理寺務外，也創辦了佛教講習所，歷時多年，培養出了許多人才，後來到了南洋的檳榔嶼，又創辦了檳城佛教研究會。以後又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設立楞嚴專宗學院和上海圓明佛學院，至今海內許多著名的大德高賢，有許多人是從這些學院畢業的。
教化眾生，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講經弘法，使佛法的深妙義理能通行於世，為眾生所領悟，讓佛的精神流入人的心裡，進而使人與人之間在佛光的普照下，和樂、清淨、安詳。去掉導致人們爭鬥殘殺的私慾煩惱。所以法師從未忘記弘法講經，把弘法視作家務。圓瑛法師於31歲時開座講經，幾十年來，講席遍及寧波、上海、杭州、揚州、南京、北京、天津、廈門、潮州、長沙、武漢、台灣、香港，並遠及南洋、新加坡、檳榔嶼、蘇門答臘、日本和朝鮮。他先在福州鼓山湧泉寺，乃感普賢菩薩暗中摩頂安慰。然後又精研大乘法寶《首楞嚴經》數十餘年。他自己曾說到過，當年為鑽研經中的深奧疑難之處，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寫下來，貼在牆上，逐條靜坐參究。明白一條，就扯下一條。達樣有八年之久，一牆的不明白之處，全都扯了下來。對一部《愣嚴》，痛下了這樣的功夫，其中的義理，自然通達無礙。他一生講這部經有十三遍，每講必作充分準備，不斷地從此經中開發出新義。圓瑛法師一生講經，所開大小講席達數百座，皈依到他座下的弟子數十萬人，影響非常深遠。
圓瑛法師由於多年弘法，聲名遠揚，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紛紛禮請他做住持。法師一生十主禪林，領眾學修。他所到之處都是清規整肅，海眾安和。他曾先後住持過福州雪峰崇聖禪寺、寧波七塔報恩禪寺、天童禪寺、福州鼓山湧泉禪寺、福州瑞峰林陽寺以及南洋檳榔嶼極樂寺等佛教歷史名剎。法師每到一處，都進行不用程度地整修，既為佛教徒提供了良好的活動場所，又保護了國家的文物古寺。如大開元寺的兩座石塔，是世界聞名的勝跡，20年代圓瑛法師住持該寺時，塔身年久失修，多有破損，有傾倒的危險。圓英法師經努力勸得幾位施主檀越布施淨財，將塔進行了修復和加固。更為難得的是法師每住持一寺，都嚴於律己，故僧眾都能恭敬肅然，和諧有序。他在住持天童寺時，曾對眾宣誓：“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一次，有人不慎造成火災，燒毀了九處五十多間大屋。法師作為方文，先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親自四出募集資金，予以修復。在全寺僧眾和十方信士的協助下，天童寺很快修復如初，且更為壯觀。1929年，法師住持福州雪峰寺期間，適逢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常盤大定博士到此山訪問，並記述了對法師的印象：“和尚很有骨氣，一見有豪傑之風，並富有統理大眾的才幹。”足見他對圓瑛法師的推許和敬仰。
法師特別重視社會福利，將其作為他弘法利生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除了到處講經說法，以法布施，使佛理深入人心，成為人之精神依託以外，還特別重視福利國的施好，做到財法二施並重。他以救助人的物質困迫為己任，解救眾生之苦。不但救心，而且還救身。民國初年，他開始任寧波佛教會會長時，創立僧民兩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貧寒子弟。1918年，他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兼施以工讀，多方面來培養，得到社會的好評。1923年法師在南洋講經時，遇到星州的轉道、轉物兩位和尚，三人共同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並創設開元慈兒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兒。法師親主其事，教養兼施，按照普通學校設置學科，慈兒院免費供給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課本、紙筆等。1926年，法師為給慈兒院籌集資金，再次遠渡南洋群島講經，籌得巨額資金，使慈兒院得以維持。慈兒院從籌建到建國之初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裡，收容和教出的孤兒數以千計，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法師的所作所為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他並非以自己對佛法的領悟理解而囿於獨善其身，而是以自己的些微點滴救助世間的百姓，兼善天下，使他們解脫苦難，感受佛光的普照，從而激發起對佛的信仰，使佛陀住持世間。
圓瑛法師是發揚農禪傳統的高僧之一。他的目的是通過僧人的勞動來達到自食其力，不依賴於社會。農禪學風是從唐代興起的，中唐的百丈懷海禪師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來要求自己，成為佛教千古流傳的光輝典範。1909 年，圓瑛法師在寧波創建接待寺道場時，親自操理百多名僧眾的衣、食、住、醫藥等。遇到經濟困難時，愁得連飯都吃不下。有一年春節快到了，寺內過年的東西還沒有著落，圓瑛法師趕快到寧波城裡想辦法，運回一大車過年的東西，寺裡的僧眾無比感動，都流下了眼淚。還有一次，他為寺裡購運柴米，親自撐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圓瑛抓住船幫隨船漂了很遠，才被人搶救上來。寺裡吃水困難，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壞了，他就上房修補。盛名之下，他並不養尊處優，還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圓瑛法師的優良品質還在於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時，決不為了自身的清淨袖手旁觀，而是出於人間情懷，積極救助。且在國難當頭之時，通過對佛法的闡釋來鼓舞士氣，將佛陀的勇猛無畏的精神深入到人們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師擔任全國佛教會主席，“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淪陷。法師當即代表中國佛教會通告全國佛教徒修建護國法會，並致書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則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和世界之和平。”他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並寫下了憂國憂民的對聯：“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表達了他雖皈依佛門，然仍未忘世，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情懷。
1937 年，法師在江西廬山般若精舍講經之際，“七七”事變發生了。法師立即返回上海，召開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自任團長。隨即緊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區各寺廟派出青年僧伽二百人，前往上海玉佛寺報導，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由弟子宏明任隊長，在該寺集訓。接著，法師又在上海清涼寺開辦準備收容傷兵的佛教醫院和圓明講堂等九處佛教難民收容所。僧侶隊在集訓滿月時，上海的“八·一三”戰爭爆發了，當地駐軍奮起抗擊，僧侶救護隊也開赴前線，出發前，法師對全體隊員講話，要求每一個成員以“大無畏”、“大無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戰救護工作，並說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救世學說的原則。法師對此作進一步的闡釋：“無畏”就是無所畏懼，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抗戰救亡中去；“無我”就是忘卻身家之我見，置自身生死於度外去救護別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難。
針對當此之時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國的情形，法師以後又對弟子們解說“慈悲”的含義：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辜橫遭殺戮”，不能“眼看著無數生命在殘酷敵機下被摧，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折足的哀呼慘號”，所以“挺身而出，懲一以儆百，誡少以救眾，負起抵抗侵略的救世之工作”，“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薩行”。法師在國難當頭之際，為鼓勵僧伽開赴抗日前線，對於佛法的闡釋是極符合佛理的。佛是大勇大悲而無畏的，負起普度眾生的重擔，一往直前，在緊要關頭，能將自身充沛的生命力，轉化為成佛度生的大願大精進，不懈努為，最終成的佛的大雄。後僧侶救護隊開赴戰場，他們對犧牲的戰士進行掩埋，將負傷的戰士和難民送往後方，晝夜奮鬥，英勇頑強，受到國內外愛好和平的人士前讚揚。由於戰事繼續擴大，法師又指令組織“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和”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一直到滬、漢等地上相繼淪陷，三個救護隊各自隨軍轉移他地。
救護隊、醫院和收容所的經費開支原來是由上海聯合救濟會負責的，不久經費的來源就發生了困難，法師決定再度到南洋籌集經費。1937年10月，他帶弟子明暘到了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怡果、馬六甲等地，呼籲懇請當地的華僑組織成立“華僑籌款救國委員會”，來支援祖國抗戰。並藉講經的機會，積極宣揚籌款救國，倡導“一元錢救國運動”贏得華僑、華裔的熱烈響應，大家紛紛募捐，到1939年總計募得十餘萬無，先後陸續匯到上海。、
法師對於佛理的參悟形成正見，即而正信不疑，故能在關涉生命與尊嚴面前，義正辭嚴，舍生忘死。1939年法師從南洋回國後駐錫上海圓明講堂。不幾天，日本人藤井草宣前來“邀請”法師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遭到法師的拒絕。隨後農曆的九月初一，在圓明講堂蓮池佛會成立時，法師正在大殿上禮佛，突然來了四輛日本憲兵隊的汽車，幾十個憲兵包圍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弟子明暘。在日本憲兵司令部，法師受到嚴刑拷打。日本憲兵用手槍指著他的胸膛說：“你怕不怕死！”後又把他們師徒二人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司令部。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氣氛十分緊張，法師一心念佛，平靜如常。在夜閒人靜，萬籟俱寂，法師接受日軍的審訊時，從容鎮定，理直氣壯，義正辭嚴。更為令人敬佩的是，法師雖然身陷囹圄，可依然念地獄、天宮皆為淨土，除受審以外，還連續打了三個靜七，並絕食以示抗議。經過一番較量以後，日本憲兵隊長看到圓瑛法師威武不屈，轉而勸誘法師與之“合作”，法師以老病辭之。日寇無奈，只好將師徒二人放出。以後，日寇又幾經糾纏，企圖利用法師的聲望來為他們服務。圓瑛法師對外宣稱閉門謝客，專事著述《愣嚴經講義》來應付他們的糾纏。法師在這次生死劫難中，面對強暴，臨危不懼，從容應對。這全賴他平時修持深入，三昧定力功深，以致於他的弟子明暘每一念及，至今仍舊激動不已，謂“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長”。在中國佛教學院師生請求法師贈言時，法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相勉。這正是法師依於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性，不礙人間正行，來趨向於佛性的完成。
法師遇事不亂，心中頗有正見，這也是他之所以成為一代高僧的緣由。全國解放前夕，上海人心惶惶，居住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有許多來函來電並買好飛機票，催促法師到南洋安度餘生。法師均以“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來作為複信，婉言謝絕。
圓瑛法師一生為法對人，堪為楷模。他自己參佛悟道，並將自己的心得諄諄教於他人。一次，有人想皈依他為師，他和藹地尋問對方為什麼出家，對方回答說：“感到人生很苦，也覺得佛門清淨安樂”，願出家成為像法師那樣有道德，有學問，講經說法，教化餘生的法師。圓瑛法師聽後嚴肅地說：“出家學做法師，不是最大志願，必鬚髮起'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大菩提心，才是最大的志願。”圓瑛法師正是循著這種認識精進前行的，他自行化化，利樂在情。他知道小寺生活清苦，經常寄錢資助僧眾道糧，還給自己的弟子寄零用錢和衣服。全國各寺廟裡的當家知事，一般的僧眾，寺廟的公事，還有其他人遭遇困難，只要求助於法師，他都會盡為相助。每逢圓明講堂舉辦法會，一些不務正業的氓流僧也來混飯吃。法師對他們也給予照顧，先叫人給他們好的齋飯吃，然後每人一個紅包，又嚴肅地接誨一番，使其歡喜而去。1952年，法師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乎洋區域和平會議之後，回到上海圓明講堂，舉辦了四十九天的和平法會，收入的香金達億元（舊幣）以上。除了一些開支外，法師將其餘的全部供給各地大小寺廟，資助僧眾生活。法師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平等利人的菩薩精神，為佛教徒和世人所崇敬、讚歎！
法師精進勇猛，辛勤勞作，積勞成疾。1953年，他身體每況愈下，在病中，法師神情一如往常一樣安定。曾對明暘等人說：“我今病勢嚴重，恐難痊癒……身心尚感安樂，無掛無礙，出家人置生死於度外，以疾病為助緣，餘號'三求堂主人' ，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淨土為宗旨。現在福慧已求，最後只有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在1953年的夏天，法師輾轉於病榻之際，弟子明哲護侍。在一個萬籟俱寂的深夜，他恭敬地前問：“如何行使佛子的使命？”法師慈目微笑，略一沉思，即說：“發菩提心，嚴持淨戒，弘宗演教，利樂人天。”稍停片刻後，又說：“為法為人為證菩提，愛國愛教愛護和平。”是年的七月中旬，法師自知塵緣將盡，決意歸老於寧波天童寺，於是束裝就道，前往寧波。到寧波一個月後，即9月19日，這一天，法師精神極好，毫無異狀，叫明暘將他的衣褲鞋襪取來，為他更衣，然後扶他到庭前，打坐有一個小時。該夜11點，諸師和信徒們都集到法師前一心念佛，法師的嘴唇也微動，默念佛號。11時15分，法師用慈眼向左右環視，作告別示意後，閉目正臥，在大眾的念佛聲中，安然逝世。
法師一生確實做到了他自我要求的那樣，始終把弘法做人，利民護國，饒益有情看作成佛之甚，眾善之首。他的這種大德永遠啟迪著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