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力的等差

    喬布斯在生時話：「人未見過自己想要的，怎麼知自己想要的是甚麼？」人未見過，但卻是想要的那個東西，即是他所開發iphone及iMac等等。

    蔡英文說：「我要提醒馬總統，我們現在在選的是2012年的總統；不是2008年的總統。站在你面前的是蔡英文；不是陳水扁。」這是蔡英文的說辭。

    李書福：「要讓中國的汽車跑遍世界，而不是世界的汽車跑遍中國。」李書福是中國吉利汽車董事長，經常在國內發表演說。

    公開演說，在全球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下，可說是決定國家文化軟實力強弱的指標。西方國家素來有演說對壘的傳統，十七世紀英國對出版物做審查限制出版，詩人彌爾敦寫書反駁：「禁一本好書如同殺一個人，殺一個人就是殺死了一個理智的生物，也就是毀了神的形像。」多麼有力而讓人無法反對的說辭。

    在《林肯》一片中，美國國會為廢奴一案分裂成為兩派，反對廢奴派質問史提芬斯是否認為黑人與白人是完全平等。今日這觀念當然是政治正確，毋須辯護，但在美國立國之初期，認為黑人與白人平等有違白人的尊嚴，不會在全是白人的國會中得到支持。史提芬斯的回答出人意表：「我怎可能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呢？站在我面前正是一名來自俄亥俄發出惡臭的紳士屍體，證明了有些人種是先天低等，他們的創造者給他們昏智，無法思考，只有冷冰冰的黏液在血管中流動而不是熱血……但即使是你，潘達爾敦，早就該被判叛國絞刑罪，不配也不值得，你在法律面前也該受到平等對待。」史提芬把黑人和政敵位置對調，不但避過了質詢，反而借機數落了政敵潘達爾敦一道。

   公開演說，在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及城市化經濟尤為重要。因為資本主義把人的一切分離，視為可交換之物，可以離鄉別井，所有人都變成了孤身一人，那就是個人主義發展的主因，東方社會對這種社會連結形式很難習慣。然而，最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思維形式，偏偏就是個人主義。在個人主義下，人不是失去了連結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就在演說與理念宣揚的旗幟之下完成。

    今日，全球化把資本主義經濟和科學邏輯帶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它要求每個人都成為最小的單位，以便人們能按照社會理念要求的重新組織起來。如此，擁有超絕演說和說故事能力的人，便成為了重組社會的核心精英。

    中國人為何長期失落了戰國和三國時代像孔明、張儀那樣的謀士說客呢？在集體主義宗族社會裏，一切的團結發生於族內，經濟以農業為主，社會組織最大矛盾在社會內，不在社會外，人只要完成對內的統一，即能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族內協商，毋須公開演說，只須通過所謂黑箱式的家庭會議便成，家醜不外揚，也沒有需要外揚。這種團結方式，到十多年前，還是中國人及香港人的主要團結方式。 然而，現代化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改變了世界的遊戲規則。團結是通過統一最多數量本來互不相干的單一個體來完成，公開演說能力便成為政治家最重要的素養能力，應該這樣說，不會演說的人是不可能從政，偏偏在九七以後，香港出產的政客中，無論執政的還是在野的，都沒有演說能人。

    的確，中國現代化步伐是比香港慢了幾十年，可作為一個大型單位體系，它要是開始了現代化，那個速度可以快到香港人無法想像。

    論中港差距，香港作為單一城市，在中國對外開放下，明顯已落後於中國，香港以中國為假想敵，基本上是以卵擊石，妙在只有某些香港人單方面把中國視為敵人，而中國則一直把香港視為國家眾城之中的一個來看待。鋪高鐵，問香港要不要連一下。搞經濟，問一下要不要開放自由行，明知香港法輪功日日反共，也不介意外出國民聽一下法輪功。我已忘記讀過哪篇文章，指出中國送到海外英美頂級大學留學的學生數目，每年達六位數字之多。論精英層國際化的速度，香港哪比得上中國？

    香港人以城邦身份自豪，除了偷笑，我也不知可作何種反應？當中國政府已漸漸掌握公開演說的操作，說出了「中國是香港最大民主派」的理念化說辭時，香港本土派有誰能提出一句足以抗衡的Punchline？現在本土派還不是在用「不團結就死了」和「敵人是惡魔」的邏輯做反抗？那基本上是封建時代就有的團結思維，一點現代化色彩也看不見。

    當香港人還沒有產生夠稱的理念派演說家，能運用演說提出合乎社會整體利益的新價值，我不會認為香港是個有個性的現代城邦，至少在政治層面上，香港還不夠格稱為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