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松：“公投”看着很美，但非灵丹妙药

苏格兰即将迎来历史性的独立公投，不管结果是统是独，英国命运都可能就此发生改变。公投，是民意的一种直接体现，由大众决定重大的政治事务走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权利。不过，且慢，以为一人一票的公投可以解决一切政治难题，把公投当作医治百病特别是政治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把公投当成绝对正确和公正的“费厄泼赖”，这种想法无疑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很多技术细节来讲，公投的设计者完全可以设计出诸多空子;从客观看，公投其实未必百分之百靠谱。以下就是笔者归纳的五种现象。

第一，文字游戏。

“你同意苏格兰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

“苏格兰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

如果你是一个苏格兰选民，面对上面这两道公投问题，你应该怎么选择？你体会到其中的细微差别了吗？

据《金融时报》载，上面第一个问题是独派控制的苏格兰地方政府最开始设定的，但英国选举委员会认为“你同意”主观引导性太强，难以做到完全客观中立，所以最后选择了第二个。确实是客观了，不过，如果公投问题由英国中央政府设置的话，它们完全可以这么问：

“苏格兰应该留在联合王国吗？”

绝对的中立是不存在的，类似的文字游戏其实可以成比例地复制。就在今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的问题就是这么设计的：

“你赞成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吗？”

其实，相比于No，人民是挺习惯说Yes的。甚至不排除极个别的那么一些人，看也不看就在第一个选项上打了个勾。

第二，分子分母。

1991年3月17日，苏联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民公投，公投的问题是“你是否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公投结果是，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当时，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正气势汹汹地闹独立，公投结果似乎给人们吃了颗定心丸：苏联大多数公民还是赞成统一的。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5个月以后的“819”事件给了苏联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重重一击;12月初，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头头率先组成“造反派”，以一纸《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解体;当年12月25日，船长戈尔巴乔夫自己升起了白旗，庞然大物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倒塌。而这，离赞成统一的全民公投不过只有9个月。9个月前，大多数人民赞成统一;9个月后，苏联解体了，人民似乎还兴高采烈。这是同一拨“人民”吗？

后来有评论说，苏联当年的公投其实根本不是一次“公正”的公投。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参加公投的只有9个，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根本就抵制了公投。而且，9个加盟共和国里，占最大头的俄罗斯的大部分选民投了赞成票，在分母和分子中所占的权重太大，其他几个加盟共和国再反对，也只是很小的分量，意见根本无足轻重。

此次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恰恰相反。从一般法理上讲，独立公投符合国际法，但却经常与国内法相牴牾，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还是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很多国家的国内法规定，涉及一国内部某一地区独立与否，应由该国全体国民决定。这个道理也好理解，夫妻俩一方提出离婚，难道不是要俩人都同意才能离吗？苏联当年的公投体现的是这一原则，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苏格兰是留是走，应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就是联合王国的全体选民投票决定。分母扩大了，分子稀释了，如果那样，“苏独”还独得了吗？也就是说，参加公投的究竟是哪一边儿的“人民”，这其实也大有讲究。

把责任都推给“人民”是不负责任的。国家的重大走向到底应该是精英决定还是大众决定？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没通过公投，根本不需要分子和分母的运筹，就是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家的大头儿自己一定，国家就这么着解体了，这是政治精英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典型例子。耐人寻味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前曾有民调显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选民不赞成分离，但又是他们，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分别选举了赞同分离主义的政党上台。捷克斯洛伐克解体，首先获益的是代表各自利益集团的政客，而人民也没有强烈地表示反对，之后还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在这里，除了“国家”之外，貌似谁都不是输家，但又好像谁都是输家。

第三，门槛儿。

公投由人民参与，但究竟由哪些人民参与，说到底还是得由精英说了算。“We the people”在美国响彻云霄，但“the people”的内容却大有不同，在美国建国之初，女人、黑人、印第安人和一切非“自由人”是不能包含在“people”里面的。美国公民参与投票，最初有种族和财产的严格限制，1865年结束的南北战争打碎了黑人没有政治权利的藩篱，但聪明的白人精英们，照样设置了诸多门槛儿阻挡黑人投票，比如人头税，比如文化水平测验，要求黑人必须整段熟练背诵并解释联邦或者州宪法。也就是说，没文化，照样不能行使政治权利。

第四，水晶球。

“水晶球效应”，指的是人们在可预知的消极结果面前凭理性作出的本能反应，比如核恐怖平衡。其实，某些地方的公投也有这样的效力。

2002年10月15日，萨达姆在伊拉克全民公投中获得了100%的选票，得以再连任7年总统。伊拉克中央选举委员会当时说，伊拉克人民“几乎全部”参加了投票，人民决心“用死来捍卫”萨达姆。1995年，在同样的全民公投中，萨达姆获得了人民99.6%的支持。看来萨达姆这7年干得不错，以致支持率从登峰造极达到了无与伦比。历史确实是一出讽刺剧。不到半年，萨达姆的又一个7年任期就被美国人中断了。2003年4月9日，以死捍卫并“百分百”支持萨达姆的人民，亲手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而这一切不过相距6个月。

必须承认，投票支持萨达姆和推翻萨达姆雕像的是同一拨人，他们都叫“人民”(在民粹主义语境下，“人民”是个被无限夸大并过度虚幻的概念，你不知道人民到底是甲乙丙丁还是张三李四，正如“民族”只是想象的共同体一样)。人民并非变色龙，也非势利鬼，但人民内心有恐惧。当人民用百分之百的选票把萨达姆再次“送”上宝座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都在闪现着那个水晶球，他们隐约可以看到，水晶球后面有的是什么。

第五，提线木偶。

现代代议政治下，大众政治确实留下了很多为精英操弄的空间。那我们不妨退回到2500年前的雅典。如顾准所言，小国寡民最适合施行直接民主，而“陶片放逐”就是最直接民主的体现。至少要凑够6000名雅典公民才可以召开的公民大会上，人手一块陶片，大家在上面写上心仪的一个名字。选上的，不是去当执政官，而是要被放逐。雅典人用这样的方式驱逐“坏人”，包括可能危及民主制度的权威。当时有一个强人叫阿里斯德岱斯，他参加公民大会，有一个目不识丁的雅典公民请他帮助，在陶片上帮他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字。阿里斯德岱斯问他，你为什么要放逐这个人？公民说，我不认识他，但我讨厌大家都说他好!公投的结果，“好人”阿里斯德岱斯果真遭到了放逐，而他也接受了这个结果，10年之内不得再回雅典。

阿里斯德岱斯无意中给自己投的一票其实根本改变不了结果，究其原因，还在于权力斗争。当时雅典政权有两大强人，阿里斯德岱斯是温和派代表，其对手特米斯托克利斯是激进派领袖，激进派势力占优。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要想搞掉政敌很简单，使用“陶片放逐法”即可，当然这里面需要做大量的幕后工作。而投票的，无非就是群偶而已。

公投，是一种带有缺陷的制度设计。如上面所说，公投实现了表面上的“程序正义”，但未必一定带来实质正义;更何况，公投不是一架精密的仪器，它由人设计，由人执行，其中难免有漏洞，也会留下人为操弄的空间，结果连程序正义都很难实现。同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一样，古今中外的很多次公投，貌似人民在行使权利和正义，还不如说背后的政治精英，以及利益集团首先从中获益。看得见的正义和看不见的非正义，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常常在这里纠缠撕扯，让真相表现得混沌不清。公投的意义不容否定，但理性看待公投的利弊，才是真正的要义。

   (作者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环球资讯广播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