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人对贫富分化不沮丧
发表时间：2014-12-16 09:40:56
美国人已表明立场。但对于不平等问题，我们的心声到底是什么？
乍一看，对大部分把亲商候选人推上官位的选民们来说，极端不平等似乎无关紧要。毕竟，共和党和众多民主党一定会迎合他们的资助者，这些资助者们或是来自华尔街，或是首席执行官。难道美国人真的希望超级富豪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吗？
为什么美国人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愈加的沮丧，Sorapop Kiatpongsan和迈克尔·I·诺顿对此做了一项重要的研究（“CEO还要（多）赚多少钱？对平等薪酬的普遍期望”），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对不平等问题有多严重根本一无所知。Sorapop和诺顿分析了一份2009年的国际调查报告，调查访问了来自40个国家55,187人。他们发现在不平等严重程度的认识上，美国人是最无知的。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CEO和普通工人的薪资差距在不断扩大。从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在急剧增长。1965年，CEO和普通工人的薪资比例是20:1。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扩大至354：1。
普通工人每挣一美元，CEO挣……
但美国受访者严重低估了这一差距。在这份具有代表性的调查中，美国受访者认为以上的比例只有1:30，而非实际的1:354。当问到理想的收入比例时，美国受访者认为公平的差距比例应该是1:7。
更神奇的是，结合了对所有受访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对收入差距的误解和年龄、性别、收入、政治倾向或教育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了探究以上结果是否也适用于美国民众，我搜索了数据库的数据：政治立场和教育背景是否会影响1581名美国受访民众对薪资差距的估计？（数据来自于Gesis网上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社会不平等IV——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09。）
美国人对CEO和普通工人薪资比例的估计值
如上图显示，“坚定民主党”对大企业CEO和无特殊技能的工厂职工薪资比例的估值是36:1。“坚定共和党”的估值是40:1，这两组数据相差无几。
当问及理想的薪资差距时，坚定民主党认为两者比例应为5:1，而坚定共和党则认为是12:1。比起实际比例354：1，这两个政治极端给出的数据明显相差无几。
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数值的估计？
从数据中我们还可以将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和具有研究生学位的受访者进行对比。这两组受访者给出的数值也都相对接近，而且都和实际数值相差甚远。没完成高中学业的受访者认为实际薪资比例为60:1，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受访者认为该比例为40:1。
低于高中学历的受访者认为理想的薪资比例应为5:1，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受访者认为该比例应为12:1，这两组数字正是坚定民主党和共和党所预期的理想薪资比。
至于对薪资差距的无知程度，受访者无论党派，一样盲目。我们对不平等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为什么我们对不平等现象如此盲目？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不平等严重程度上，美国这个璀璨的机遇之乡却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 （见下图）。这个可疑的差别与我们自出生以来就被灌输的美国梦背道而驰。因此,我们本能地认为美国是民主的缩影——是史上最公平、最公正以及最催人奋进的国家。这让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比其他国家更不平等。所以，我猜测多数人只是不去正视这些数据的存在。这些数据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学说，而这些说法恰恰是用以证明我们的民族身份。
受访各国CEO和普通工人的薪资比例
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或许也导致了我们对不平等的误读。那时候，美国拥有全球最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工人工资每年都在不断攀升。冷战白热化时期，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是美国的政策，以此确保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能够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如果把罗斯福新政后期和二战时期算进来，那么工人阶级的繁荣现象持续了50多年。另外，在这期间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非常之高，二战期间最高税率超过90 ％。其结果是0.1%的富人虽然生活相当富足，但他们的财产在美国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见下表。)
1913-2012，最富有的0.1%人口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
所以，庞大的婴儿潮一代成长在现实与理想都相对平等的环境里，也不足为怪了。当然，有钱人仍然遍布美国各地，但绝大部分的美国人生活越来越好了。
或许我们仍沉浸在文化宿醉中不能自拔，仍生活在往日社会的繁荣假象里。我们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这种生活，部分原因是它能够安慰新经济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其他国家的工人不断赶超我们，我们也已看到了自身的现状，但仍然希望美国是最公平的国家。
两大政党拒绝处理不平等问题
或许我们被误导如此之深的最大原因是两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有效地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的，民主党确实有意适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对拿最低工资的人来说影响重大。但是他们却不愿提出革命性的想法，限制CEO和工人之间的薪资差距——比如说将差距缩小到坚定共和党和高学历背景人士共同希望的12:1比值。两大党派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政客们惧怕改革——因为改革会引起企业资助者们的巨大不满，这些资助者当然不希望自己收入微薄。事实上，在整个精英社会里——无论是金融界、企业界还是政府、学术或媒体高层领域，这些精英并不希望他们的收入受到限制，不论公众觉得公平与否。这事关99%和1%群体之间的阶级斗争本质，而两党人士不愿介入其中。
怎样才能唤醒我们对不平等现象的意识？
好消息是不同性别、肤色、收入、教育和政见的美国人都认为平均工资差应为7:1，而非现在的354:1。这是个良好的开端。试想一下，如果唯一真正的经济辩论发生在坚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他们的期望值分别为5:1和12：1，那么进步人士便可利用这两个政党关于基本公平的共识，这种共识与精英们期待，并认为是自己应得的期望差之千里。
历经六个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触碰到公众的神经，并让不公正问题出现在政府的议程里。“我们是那99%”成了我们的国歌。因为这是第一次，一代人开始正视极其富有的金融家和余下公众之间的差距。
大约发生在同一时间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意见不一。茶党人士深刻地察觉到某些事情错了。他们觉得问题出在政府身上。但他们并未涉及不平等问题。他们根本没有看清问题的所在，他们同意艾茵•兰德的观点，责怪底层社会工作不够努力。他们和他们的政治盟友着迷于谈论“索取者和生产者”，企图用以解释日益严重，引人关注的经济差异问题。
占领运动无疾而终。（我知道还会有消息提醒我，他们还是处处做的挺好的。）已经没有900个安札在世界各地的营地来提醒每个人，不平等已经是生活的一种新方式。但底层社会的某些事情仍然震撼着我们。最低工资运动甚至在共和党内获得了胜利。越来越多的低薪工人要求每小时15美元薪资。最重要的是，每一天，世界各地都有数百万的人在这公然不平等的环境里试图过着体面的生活，这些人领着低廉的工资以及不健全的社会福利。
精英们以及他们的学术党羽将不平等怪罪于先进的技术和教育的缺乏。只要更多的精英学校向穷人们敞开大门；只要特许学校取代公立学校；只要取消教师工会，那么穷人们就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只有底层社会的人们取得更高的学历和先进的技能，不平等现象才能减少。
可以肯定的是，“帮助自己”的信息的确产生了共鸣，而且获得更多的教育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在以精英经济为主导的强大结构体中，我们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来缩小薪资差距。我们需要学习组织群众运动的技能，而这需要从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认知教育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美国人错误的自我形象，而这种形象极具破坏性。这种信息的传播的确影响重大。这是我们都能做到的事情。
在发达国家中，我们生活在最不平等的社会里，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观察者网林可欣译自《赫芬顿邮报》11月17日文章“We Are the Most Unequal Socie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We Don't Know It”）
http://www.guancha.cn/Les-Leopold/2014_12_16_303497.shtml
史蒂芬·拉特纳
发表时间：2014-11-19 00:00:00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以民主党惨败告终。这既是民主党的失败，在许多层面上，它还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因为收入不平等在持续恶化，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越发黯淡。
在中期选举期间，美联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新闻：考虑通胀因素，2010至2013年间，收入底层的90%美国人的收入有所下降，越是低收入阶层下降得越厉害。同时，顶层10%的人群收入有所增长。这些发人深省的新闻没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新的“镀金时代”，所以这样的收入差距也难以得到政客们的共鸣。
但是，我们不应该麻木地接受新的“镀金时代”，而应当留意各国政府在决定收入分配中扮演的易受忽视的角色。
这些事实是媒体很少报道的：
过去，如果不考虑税收和支出政策的影响，美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并不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突出——它稍低于英国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好过德国。
然而，在计算收入差距时一旦考虑到政府方案的成效，美国便成了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
虽然美国的税收是累进制的，但总体低于国际标准，因此美国的失业救济、残疾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会福利便显得比较微薄。
美国保守派可能仍会哀叹政府规模太大，但在现实中，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今年美国赋税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小于所有其他成员国。
收入最高的美国人缴纳的所得税大幅减少，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1995年，400名收入最高的纳税人缴纳税款占收入的平均比例为30％；到2009年，这部分美国人缴纳税款占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0%。
税收越少意味着政府能花在帮助社会底层人群的钱就越少。美国退休人员通过社会保障项目通常能获得原工资的大约一半；欧洲国家多数达到三分之二。
同样，美国在儿童早期教育和护理方面的支出也较少。而美国与欧洲国家另一大的区别，是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普及国民健康保险。
总而言之，美国的社会支出低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他国家政府还在更大程度上帮助那些不幸的公民，这部分数据是难以列入收入统计的。美国是唯一没有实施带薪育儿假政策，也没有法定带薪年假的发达国家；在欧洲，工人们每年的带薪假期从20天到35天不等。
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强制提高最富有阶层的税率，成功地维持收入差距不至于进一步恶化，也算做出了贡献。
此外，在政府计划方面，饱受非议的“平价医疗法案”其实不乏亮点，它对收入再分配意义重大：调高投资收入和一些商业化保健公司收入的所得税，为2600万低收入美国人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医疗服务。
但要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美国还任重道远——例如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增大劳动收入的税收抵免幅度（这一提议也获得共和党的支持）等。
由于全球化的冲击，要帮助那些处于中间收入阶层的人们更加困难，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要改善中产阶级的生活，核心策略应该是更丰富的培训项目和更好的教育。此外，更强劲的经济复苏，以及基建投资等有利于增长的政策措施，都将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
右派批评者认为，收入金字塔的扁平化将损害经济增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正面驳斥这这种观点，并提出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使更多人接触到教育、医疗资源和其他机会，这样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
有些人认为，美国国会最近的选举将刺激民主党与共和党，促使双方在各种挑战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我看来，这属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不能停，否则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本文于11月1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网站，观察者网杨晗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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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ancha.cn/StevenRattner/2014_11_19_3009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