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寛小販規管,扶助小販,無疑是徳政。

政府放寛小販規管,扶助小販,無疑是徳政。
小販經濟,無疑是窮人的恩物,窮人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心頭好,
因加入門檻低,那些無學歴無技術的草根輕昜可以開業,解決就業問題,令草根多ー個就業出路。
増加收入,縮窄貧富懸殊差矩,政府放寛小販規管,扶助小販,無疑是徳政。
問題是;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由政府劃地爲牢管死。
阻塞走火通道.阻塞交通要管,飮食小販搞到滿地垃圾醤汁要管,食物衛生.防火安全要管,(飮食小販要發牌登記,責成各檔要在收檔前要自行清理自己檔位,清洗地下。若屢犯不改就拉人罰款,)聲浪太大通宵搔撓居民要管,如若放任不管問題就大,
小販是在街邉擺賣,放便途人買東西,那裡有生意就往那裡擺,若不阻塞交通可以任其擺賣。
政府不宜將小販歸納ー個地方以方便管理,若然如此,ー管就死,因冇客冇生意,小販必執笠。
小販擺賣過往在香港曾經相當活躍，後來隨城市發展息微。近年這種營商模式再受社會關注，農曆新年前後街頭小販成行成市、天水圍天秀墟開業，以至花園街大火引發的排檔經營問題，使人思考小販經濟在今日的香港應該如何定位。若從途人安全、道路使用權等角度看，小販活動理應不受歡迎，但在物價高漲，小店難以生存的今天，這種營商模式又似乎回應了社會需要。現行的小販政策，一直嘗試將屬於「非正規經濟」的小販活動，改造成以「正規經濟」的模式經營，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政府若肯定小販經濟的價值，不妨參考一些國家的做法，例如讓小販有更多機會以「非正規經濟」的模式發展，甚至跳出扶貧、地區經濟等框架，為小販活動在「正規經濟」尋找生存空間，或可有助思考小販經濟的其他出路。

現行小販政策
政府多年來的小販政策，是妥善規管持牌小販的販賣活動，並打擊非法擺賣。當局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對小販進行規管，到1970年代，由於飲食習慣改變、餐館增加以及投訴小販的數字上升等原因，市民對街頭食品小販的需求開始回落。1973年，前市政局通過決議不再簽發新的牌照。[1]後來當局計劃透過遷置小販到公眾街市，以進一步減少街頭小販的數目。持牌小販的數目由1980年代末的2萬名[2]逐年降至2000年的9千多個。[3]無牌小販也由1986年的近16,000人[4]，大跌至2012年的1,690名。[5]2009年初落實小販發牌政策檢討後，政府重新簽發有限數目的牌照，到2012年末共發出6,739個小販牌照，其中近93%是固定攤位牌照，7%是流動小販牌照。[6]

今年二月初，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了涉資2億元的「為固定小販排擋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包括搬遷550個位於逃生梯口的攤檔以加強消防安全，以及發放12萬元予自願交回小販牌照的合資格申請者。若計劃在三月中的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有可能導致小販數目再度減少。

有需求　無空間
小販數目持續減少，不代表民間對小販經濟沒有需求。每逢農曆新年前後，當大批無牌小販走上街頭發「新年財」，旺角、深水埗等老區，都會有市民湧到這些約定俗成的臨時市集，感受節日氣氛。但隨着近年食環署加緊執法，這種「傳統」開始改變。在公眾通道擺賣，無疑會阻礙途人，擺賣時製造的噪音、衞生等問題，也會干擾附近居民。不過食環署人員的盡忠職守，未必得到支持，甚至有市民埋怨執法過嚴。新春期間一名老婦在粉嶺火車站外被小販管理隊檢控，就惹來數十名不滿市民包圍，批評小販管理隊不近人情。[7]

另外，政府為推動天水圍的社區經濟、創造就業，增加天水圍居民的購物選擇，批地並撥款予東華三院在天水圍建立墟市的天秀墟。計劃共收到3,799個申請，比預期的182個攤檔多出近20倍，當中包括67個原先在天光墟擺檔的商販，可見小販行業不乏參與者。只是天秀墟於今年新春前開業後，初期生意不算暢旺，有以往在天光墟擺檔的檔主說，打算重返會被食環署人員驅趕的天光墟。有報道指，在天秀墟開業後，食環署在天光墟執法較以往頻密。[8]

扶助政策存在，經營卻似乎愈見困難。愛你變成害你，究其原因，可能是社會始終將小販擺賣視作違法、不安全的活動，多於重視它的經濟貢獻。這種想法並非香港社會獨有，印度首都新德里政府，也曾試圖在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前夕驅逐市內約35萬名街頭小販。只是當時的小販沒有就範，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更將政府告上高等法院。法庭最終裁決，禁止政府基於任何行政政策，剝奪街頭小販誠實經營的權利。去年印度政府更就保障小販權利立法。[9]可以見到，印度正在調節現存制度，適應小販活動這種「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營商模式。

非正規經濟
以「非正規經濟」的框架審視小販活動，或可為現時小販政策面對的困局帶來啟示。「非正規經濟」，跟犯罪活動不同，可理解為法例或政策沒有或較少涵蓋的經濟活動。[10]參與這些經濟活動的人，往往是為了維生，而不是賺取豐厚回報。在不少發展中國家，「非正規經濟」是重要的經濟動力。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印度83%的工人從事非正規經濟活動，而1990年至2000年內非洲大陸創造的九成就業機會，均來自「非正規經濟」。

管理學大師C.K. Prahalad在其《金字塔底層的財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一書中提出，全球生活在2美元貧困線下的40億窮人蘊藏著巨大的創業能力和消費能力，這是一個巨大而被冷落了的市場。

現時香港的小販政策，實行起來，似是要將一種「非正規經濟」的營商模式改造至「正規經濟」。這不但阻礙了「非正規經濟」的發展潛力，要本來適合在「非正規經濟」的街頭小販在「正規經濟」下取得成功，亦非易事。
雖然香港屬於已發展經濟體，但110萬的貧窮人口[11]，為「非正規經濟」帶來發展空間。不過現時香港的小販政策，實行起來，似是要將一種「非正規經濟」的營商模式改造至「正規經濟」。這不但阻礙了「非正規經濟」的發展潛力，要本來適合在「非正規經濟」的街頭小販在「正規經濟」下取得成功，亦非易事。作為發達經濟體，本港街頭販賣的盛行，很大部分「受惠於」鋪租的日益攀高。據世邦魏理仕最新季度報告，香港舖租繼續位列全球最貴鋪租榜首，主要地區的舖租於去年第四季為每呎2,818元，高於排名第二的紐約逾三成。小販貨品低廉是因為他們無須支付「正規經濟」中的巨額租金。將小販引入「正規經濟」，協助小販轉型，在為社區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其實也收窄「非正規經濟」的生存空間。

將「非正規經濟」轉型為「正規經濟」，也有成功例子。1970年代前，新加坡也是一個小販隨意設攤的國家。當時小販總數達18萬。後來政府通過牌照管理，統一遷徙，逐步引小販入市場，建立小販中心。當局又定期舉辦食品衛生教育及營養學等課程，規定小販參加。現時當地的小販中心（又稱熟食中心），每年吸引不少了遊客，為當地旅遊業貢獻不少。但即使有這些成功例子，在「非正規經濟正規化」的同時，我們仍可發掘「非正規經濟」的潛力，讓社會上有更多的人受惠。

微型企業
要發揮小販在「非正規經濟」的潛力，我們不妨將之視為微型企業的一種。微企比中小企的規模更細，其發展速度，在印度、拉丁美洲、南韓等地已超過中小企。以南韓為例，當地微企（僱員人數為5至9人）在製造業所佔的比例，由1990年的31.4%升至2004年的50.7%。[12]在美國和英國，微企的數目近年也有顯著增加。[13]至於香港，雖然政策上沒有為微企下定義，但10人以下的企業，多年來也是香港的主流。在1994年，香港約有30萬間中小企，佔本地企業總數逾98%，當中約89%少於10人。到2011年底，有關數字大致相同。[14]由此可見，微企在各地經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香港暫時沒有為微企特別訂立支援政策，而是將之納入中小企的政策範圍。然而，不少學者也認為微企是幫助失業者、在職貧窮人士及受公共援助人士的有效渠道[15]，可見微企在社會上發揮着跟一般中小企不同的功能。另外，早在2009年，印度政府已在政策文件中將街頭小販定義為「微型企業家」(micro-entrepreneurs)[16]，美國也在1980年代開始引入微企概念，並發展出為微企而設的貸款、培訓計劃。[17]香港討論小販政策時，參考其他地方援助微企的政策，相信會得到不少啓示。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