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慘遭殺害史實終于解密 凶手24年後伏法(圖)

　　慷慨赴難

　　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剛剛垮台，奉系軍閥張作霖就佔領了北京。看到滿大街耀武揚威、橫沖直撞的東北兵，以足智多謀而被北京大學同仁戲稱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趕到孔德中學，悄悄把正在听課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叫了出來，神色凝重地對他說︰“轉告你的父親，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張作霖這個紅胡子是殺人不眨眼的啊!”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濱的河北省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

　　李大釗自幼勤奮刻苦，成績優異。1907年，李大釗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從天津法政學校畢業後，李大釗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8年1月回國後，經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

　　留學三年，李大釗思想大變，痛感國家危亡，開始尋求救國之道。1918年冬，他開始參與主編《新青年》，還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了《每周評論》，廣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正是因為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維金斯基等人來到中國，首先找到了李大釗。通過深入交談，兩人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隨後，李大釗又介紹維金斯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由此開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偉大壯舉。

　　中共一大後，北京成立了黨的北京地方委員會，後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都是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

　　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名聲也越來越大。北洋軍閥多次下令通緝抓捕李大釗。反動軍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釗在北京的住所，還派兵到樂亭他的故居去抓人。

　　1926年3月12日，兩艘日本軍艦突然炮擊天津大沽口，炸死炸傷國民軍官兵多人。事後，日本又糾集英、美、法、德等八國公使，以《辛丑條約》為名，提出最後通牒，蠻橫要求國民軍撤防，限48小時內答復。

　　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國人民。在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的組織發動下，3月18日，北京10多萬群眾舉行示威大會，段祺瑞命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請願代表槍擊刀刺。一時間，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血流滿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屠殺開始時，李大釗和兒子李葆華走在隊伍的前面，李大釗的頭部和雙手負傷，但他仍不顧危險，鎮靜地指揮群眾撤退。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釗等人接受了甦聯同志的建議，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遷入位于東交民巷甦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國兵營內。

　　為了抓捕李大釗，反動軍警派出大批特務化裝成車夫、小商販，天天在甦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國兵營門口窺視。凡是兵營出來的人，都有特務盯梢。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交通工作的地下黨員閻振山和廚師張全印，就是這樣被特務秘密逮捕的。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郁文接到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的命令，讓他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審理共產黨的案子。偵緝二隊隊長王景有和四隊隊長楊恩華帶人趕到北郊警察署，看見警察正在審問拷打一名在街上散發傳單時被抓捕的人。

　　經過嚴刑拷打和“多方勸導”，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黨員。李渤海叛變投敵，將李大釗隱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黨員名單供出。吳郁文、陳興亞大喜過望，馬上報告了張作霖。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張作霖的密令，陳興亞召集偵緝處長吳郁文等人秘密開會，制訂抓捕李大釗的行動方案。吳郁文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他把抽調來的540名警察、憲兵和特務分成12個小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單，分頭捕人。

　　4月6日清晨，吳郁文率大批軍警如狼似虎般直撲東交民巷使館區。槍聲響起時，李大釗正在里屋伏案辦公，大女兒星華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妻子趙紉蘭帶著小女兒炎華在院內散步。听到尖厲的槍聲，星華驚嚇得扔下報紙，撲進父親懷中。李大釗鎮定自若，安慰女兒說︰“沒有什麼，不要怕。”說著，他拉著女兒的手，走進兵營北樓二層東邊的一個僻靜房間，坐在一張椅子上，把女兒攬在身邊。

　　片刻間，屋外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群警察和憲兵擁著之前被捕的閻振山闖了進來。一個便衣特務指著李大釗問閻振山︰“他是誰?你認識他嗎?”

　　閻振山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吳郁文走上前來，冷笑一聲，說︰“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就是李大釗!”

　　軍警們強行逮捕了李大釗、路友于、譚祖堯等30余人，還抓走了趙紉蘭和李大釗的兩個女兒。

　　英勇就義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共22天。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百般折磨。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最後竟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

　　李大釗堅貞不屈，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在《獄中自述》中自豪地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敵人轉而采用軟化引誘的辦法。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親自出馬，他以同鄉的身份勸降李大釗︰“李先生，只要你肯為張大帥、吳大帥效勞，保你官職在我之上。”

　　李大釗輕蔑地回答︰“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

　　李大釗被捕，舉國震驚，中共黨組織和各界進步人士千方百計進行營救。

　　蔣介石給張作霖拍來密電，要求“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1927年4月29日張作霖下令殺害李大釗。李大釗就義前留下的遺照，神態慈祥，目光和悅，泰然自若，第一個從容走上絞刑架，犧牲時年僅39歲。

　　蔣夢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著巨大風險，為李大釗發起公葬。在香山萬安公墓購置了一塊墓地，北大教授劉半農為李大釗撰寫了碑文。社會各界700余人為李大釗出殯成了聲勢浩大的送葬示威，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

　　1983年3月1日，李大釗誕辰94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李大釗烈士碑文》，對李大釗革命的一生給予崇高評價。鄧小平親自為李大釗烈士紀念碑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

　　凶手伏法

　　李大釗犧牲22年後，他當年預言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國實現了。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長朱文剛奉命帶領8名警察和中央警衛團1個班前去接管國民黨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轄的功德林監獄。當他們走進一間大房子里，朱文剛看見靠牆處擺放著一座龐大的絞刑架，便問道︰“你們用這個洋玩藝處決過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舊警察回答︰“听說用它絞死過貴黨首領李大釗，那以後好像再沒用過……”

　　“誰?你再說一遍，絞死過誰?”朱文剛聞听心中一驚，馬上追問。

　　舊警察見朱文剛瞪著雙眼，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說了。

　　朱文剛已經非常清楚地听見了“李大釗”三個字。他對在場的舊警察厲聲命令道︰“你們把它給我看好了，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動，听見沒有?!”說完，朱文剛騎上自行車，匆匆趕往市公安局匯報。

　　北平市公安局長譚政文听了朱文剛的匯報後，馬上報告了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彭真立刻意識到，殺害李大釗烈士的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物，應當妥善保管。他指示譚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組的同志，把絞刑架從功德林運送到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

　　這座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編為0001號，擺在陳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器被意外發現，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殺害烈士凶手的念頭。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偵察處長馮基平收到一封來自鐵道部公安局的絕密信函，信中寫道︰

　　“本部房產管理所中統特務分子閻振郎反映︰原李大釗同志被害之主謀人，即當時張作霖之偵緝處長吳郁文，化名博哉，現住在北京鼓樓灣菖號，希望迅速調查處理為荷。”

　　馮基平馬上叫來副處長狄飛，把信遞給他說︰“你來負責這項工作，一定要抓住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凶手。”狄飛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調查科偵察員溫振海。

　　第二天，身著便衣的溫振海騎著自行車直奔鼓樓地區。到鼓樓派出所，在民警的幫助下，從戶口底冊上查找到一個叫吳博齋的人。登記顯示此人69歲，漢族，北京密雲縣人，無職業，住在舊鼓樓大街4號。溫振海心中暗想︰“吳博齋”與密函中提到的“吳博哉”諧音，只差一個字，年齡也差不多，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溫振海決定前去探個虛實。

　　來到舊鼓樓大街4號房前，屋門沒有鎖，溫振海借口找人走了進去。他看見屋里有一張床，床上歪躺著一個老頭。老頭很瘦，滿臉病態。溫振海走上前去，關切地問︰“老人家，您病了嗎?身邊怎麼沒人伺候您呀?”

　　“唉!老了，活不了幾天了。”老頭一邊唉聲嘆氣地說著，一邊用異樣的目光死死盯著溫振海。

　　溫振海從老頭的目光中察覺出他不是一般的人。為了不打草驚蛇，他退了出來。從老頭的鄰居處，溫振海了解到，這個老頭就是吳博齋。

　　為慎重起見，狄飛又安排偵察員查閱了接管下來的敵偽檔案，提審了在押的國民黨北平市的中統、軍統特務，證實吳博齋就是吳郁文。

　　1951年6月20日，吳郁文被抓捕歸案。吳郁文對策劃、抓捕李大釗的罪行供認不諱，人民法院根據他所犯罪行，判處其死刑。

　　之後，殺害李大釗的主要凶手陳興亞、雷恆成、王振南等相繼落網，逐一伏法，這是對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的一個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