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王牌！

“一代人的標誌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

第一章

2008年冬，正是金融危機肆虐、人人捂緊錢袋的日子，我和一些中國媒體人到矽谷參觀。有天吃完晚飯坐大巴回酒店，突然在一個街角看到排著長長的隊。陪同我們的英特爾(中國)公關部經理說，這是因為明天9點銷售蘋果的新產品，一人只能買兩部，要憑駕照或社會安全號。

經濟調整總是意味著需求下滑。你可以呼籲政府加大基建投資，減稅刺激消費，降息並支持消費金融，但消費者真會大掏腰包？換句話，什麼東西才值得他們大掏腰包？

舊金山冬日那個街景，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裡。當然，我的記憶更多在中國。

2009年，一個40歲、年少成名的軟件男和天使投資者，突然想再創一次業。因為恐懼失敗，他選擇了悄無聲息的方式，無廣告，無宣傳，只在各個論壇找了100個種子用戶就開乾了。去年底找他交流，他定的時間是晚 上10點半，我離開時已是凌晨1點半，而他還要在辦公室待一會。他是雷軍。

2010年，一個已經多次創業的IT男決定再創業。之前他已經辦過“多多友”、“遊子圖”和校內網。2006年校內網用戶量暴增，他沒錢增加服務器和帶寬，只能飲恨賣給別人。但是他引用了溫斯頓•丘吉爾的演講表明自己的態度，“這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而可能是開始的結束。”(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2007年，他創辦飯否，兩年後被關閉。今年5月我在北京望京的一個咖啡廳和他聊，他說：“敏感的地方我不碰，吃喝玩樂可以吧，我就弄了團購。” 他是王興，2010年3月創辦美團。

在幾落又幾起的王興的鼓勵下，2011年，一個曾在阿里巴巴支付寶工作過的80後年輕人也要創業了。雖然生活在BAT的巨頭陰影下，但他相信如果在細分領域做到最好，一定能打敗巨頭。他經常因為打不到車而誤機，“有一次老家的親戚來北京，定了在7點王府井附近吃飯，他們5點半來電話告訴我在打車了，等到8點又電話問我能不能去接他們。”於是，他想要做一個打車軟件。

軟件上線後，“當時北京有189家出租公司，我們定的目標是兩個月內突破1000個司機，結果40天裡還沒有一家出租車公司肯跟我們簽約。”創業4年後他做了一個演講，“努力到無路可走，上天就會給你一扇窗”。他是程維，他創辦了滴滴打車。

不久前發布的中國Top200獨角獸公司榜，我仔細看了一下，發現80%以上的公司都是2009、2010年和之後創立的。從互聯網到機器人、無人機、影視動漫、O2O、大健康、3D打印……等等，幾乎沒有一個公司曾被列入政府計劃，他們也很少使用銀行貸款，但你也很少聽他們抱怨政策不給力、市場已飽和。

享譽世界的豐田生產模式是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後顯出威力的，微軟和GAP是經濟衰退期成立的，惠普、德州儀器、寶麗來更是起步於“大蕭條”……所以機會永遠都有，風雨更是洗禮。

2009年，我在《以責任創造新商業文明》一文中說，“ 真正重要而且長期有效的途徑，還是要依靠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從供給、供應的角度，增強對市場的吸引力，創造出能夠激發消費者需求的優質產品與服務。這不僅可以激勵當下的市場，也能促使企業從微觀上建立更加依靠創新的機制與導向。”接觸市場和企業越多，我對自己6年前的判斷越有信心。

第二章

這幾天，供給側改革成為經濟熱詞。

先是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接著11月17日，李克強總理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說，“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1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這是很明顯的信號，中國不會放棄從需求側拉動經濟的努力，但將更加著力從供給側入手，讓生產要素的配置更符合市場規律；通過改善供給側、生產端的生態環境，提升企業競爭力，煥發企業家才能，綻放微觀主體活力，滿足新需求，開拓新市場，創造新生機，驅動新發展。

怎樣理解“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我看來，2014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作了全面闡述。

比如，從消費需求看，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

從投資需求看，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企業兼併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中國的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大結論，“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可能很多人覺得這些引述是照本宣科，而在我看來，對從事經濟和創業的人們來說，每句話都抵得上千金萬金。

第三章

創業數月，我有機會上自北京下至各地，從接近決策層的專家學者、地方官員，到企業家、創業者等各個角度觀察中國經濟脈動，和以前當總編的感覺有很大不同。

最大的感受是，對同一個中國經濟現狀有兩種視角和兩種選擇：如果你選擇傳統模式和傳統眼光，事實將比你想像的更令人失望；但如果你選擇新視角和新思維，中國會比你想像的更俱生機。

比如，當你了解到中國最大的燈飾批發市場中山古鎮的旺舖月租已經從高峰期每平方米700多元跌倒35元，當你了解到一些產業如果沒有各種補貼和減免稅等於全行業虧損，當你看到身邊有越來越多的三角債、拖欠款，開發商給建築商的賬期動輒500天甚至兩年，不少企業因為客戶結不了賬、開始貸款發工資……你會覺得悲觀。

過去只問增速的經濟模式，不顧效益，不合規律，使很多產能過剩化、劣質化，市場不接受，為了維持只能新債還舊債、負債越來越高。而在以人為本的大背景下，無論從政治還是社會角度，又不可能接受“用市場出清殭屍企業”的強震。

改革藍圖已經繪就，但現實中既得利益和路徑依賴的干擾，總是可以讓改革轉了一圈還是原地踏步，宛如一張舊船票在不斷重複昨日的航程。一位當過政府秘書長的官員對我說：“我們80%的會議，或者說一個會議80%的時間，說是各個部門一起解決問題，實際是各個部門先把自己的責任摘清。權力最好是自己的，責任最好是別人的。”

用經濟學語言說，中國問題的根本是人口紅利下降，不僅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而且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過去三年也下降了800多萬。通俗些說，就是中國勞動的人少了，掙錢的人少了，儲蓄率必然下降，投資率相應也會下降。所以，經濟增速一定會下台階。

再進行需求分析：投資，包括基建、房地產、製造業，會回到個位數增長，房地產2013年創下的13.06億平方米的銷售面積已是巔峰，不可能再回去；進出口，雖然經常項目順差還很大，比如今年第三季度就有4241億美元，但這是因為內需不足，進口量價齊跌，所以是“衰退型順差”，總之出口發動機不怎麼靈了；消費，唯一的平穩增長點，增速保持在10%以上，但比以前也下了台階，更不能指望會大增。

本來大家的共識是政府轉變職能，少干預，當好裁判，但在我參加的各種會議上，我發現大部分發言的實質，還是要政府和政策的“插頭”——只是說不要插到別人那裡，要插到我這裡，我更重要。

全民呼籲要加大教育、醫療、文化投入，其實這中間也有多少浪費和投入不經濟呢？我曾在貧困山區看到，因為缺少生源幾校合併，有的新學校建好不久就空置，有的電腦室堆滿了愛心企業捐贈的聯想和戴爾，卻根本沒打開過，因為當地還沒有網線。

如果這樣看中國經濟，你會覺得，就算頂層有設計，高層有決心，但對著環環相扣、處處掣肘的積塵泥沼，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於是我們只好自我安慰，我們還是全球大型經濟體中發展最快的，我們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7，收斂空間還很大。以上都對，相比起來中國真的還不錯，但就到此為止了嗎？

第四章

讓我坦率說出自己的看法——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意味著不要再指望政府在需求端大有所為，刺激需求的政策空間已經不大。

今天的果來自昨天的因。過去增長得太快，其中包含相當多的無效(無回報)、低效(效益差)和負效增長(污染型增長)。增長形成了資產，資產的另一面是負債。中國的負債水平不能再擴張下去，所以也別再指望政府或通過透支政府信用去實現擴張。

中國經濟的下一張牌在哪裡？在我們每一個人手裡。中央政府準備把發牌權交給供給方的微觀主體。

中國版的“供給革命”其實已經拉開序幕：簡政放權、減少管制、破除壟斷、改革國企，優化公共服務、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加大開放力度等等，這些都是供給端的改革。雖然從構建一個真正公平的市場環境、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經濟角度看，我們還有很長路要走。

我們來舉個例子，360公司創始人周鴻禕不久前公開撰文，說360做手機已經投了20多億元，想從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權向普通人開放。眾籌不僅是融資，更是用戶策略和營銷策略。但根據公司法，非上市公司股東不能超過200人，根據證券法，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或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200人的，都算公開發行證券，必須通過證監會或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准。這樣一來，使得向普通人開放股權的設想難以實施。

互聯網公司員工很多都有股票和期權，引進高管一般都是底薪下降、授予期權，靠將來上市獲得高回報。但按現有規定，員工出售期權所獲收入要按個人所得稅徵稅，最高稅率45%。雖然員工一次性出售期權賺了不少錢，但他或許前五年甚至十年一直拿著低工資。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改革涉及到深層次的觀念和法律，就知易行難。中國版“供給革命”能走多遠，我們樂見其成，但也不能盲目樂觀。

第五章

幾個月來，每當參加坐而論道的會議，我總是對中國經濟憂心忡忡。而每當我接觸活生生的創業者和企業家，精神狀態又會復活。不是說現實的經濟沒有問題，而是說，在創業者和企業家那裡，你能看到拼搏的努力，對未來的信心，以及巨大的機會。

就拿我創業探索的自媒體領域來說，我最近接觸過的好幾個例子，比如羅輯思維、吳曉波頻道、一條，創業不過一兩年、兩三年，估值都達到了一兩億美金，有的公司十幾個人創造的利潤比上海任何一家報紙的年利潤都高(《上海證券報》除外)。

不要歸咎於市場不識貨，問題是，今天大量的內容生產機構，真的理解80後、90後、00後的傳播需求嗎？這三個世代有5.5億人，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新市場。想過沒有，如果用戶被我們遺忘，用戶就會把我們遺忘。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中信出版社2004出版的《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威廉•伊斯特利)中說，“增長沒有對任何(標準宏觀)公式做出反應，就是因為這些公式沒有註意到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人會對激勵做出反應。”

傳統機構和傳統體制下，出眾的人才很多，但是得到的激勵並不是市場化的，也無法持久，所以很難成為創業者的搖籃和企業家精神的沃土。

彼得•德魯克在研究發現，美國1965到1985年間就業人口不斷增長，完全打破了每50年一個週期的“康德拉傑耶夫經濟停滯”，他進一步指出，是成千上萬的企業家的創新活動避免了經濟大衰退。正是企業家精神與企業家管理，引導著從新創的小企業到通用電氣這樣的大公司，從企業界到大學和醫院，尋求“有目的的創新”，最終形成了生機勃勃的“企業家社會”，創造出“非典型的康德拉傑耶夫經濟周期”。

今年1到9月，中國新增市場主體315萬，同比增長19.3%，註冊資金20.7萬億，同比增長40.9%。在他們眼中，世界上沒有到不了的疆域，只有邁不出的腿。只要敢闖敢創，路總能走出來，而且走得堂堂正正，走向星辰大海。

創業很辛苦，但也很快樂。威廉•鮑莫爾在他的書中講到，以色列前首席科學家認為，以色列如此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一個原因是，它的人民有一種高度的不舒服感，這主要是他們的人身安全面臨外部威脅所造成的。而在那些過於舒適的社會裡，例如西歐的很多國家，人們可能不情願承擔任何企業家式活動中內含的風險。

2004年，一位法國官員寫了一本《嘿，懶惰！》的暢銷書，對不玩命工作的好處大加讚美。這種躲避工作的道德規範是現今西歐嚴重的文化問題，其表現就是主要歐洲國家僱員每年平均工作小時數的顯著下降。

梁啟超的名作《少年中國說》有言：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作為一個60後創業者，我希望自己用年輕的心，再奮鬥二十、三十年。不做寄生者，要做創造者。因為我確信，只有奮鬥的中國，才能成就先進的中國，偉大的中國。

一條溪流，只要向前流動，就不可能再回到它的源頭。與其花時間在各種爭議和擔心裡，何若起而行，跌一跤也不怕，站起來繼續向前衝。

很多60後都讀過這個句子，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哈羅德•羅森堡在《荒野之死》中所寫的句子，在中國奮鬥的道路上，讓我們一起共勉——

“一代人的標誌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

中國經濟正在悄悄發生這十大變局

作者：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變局一：“超高速增長時代”結束了。

自1978年至2010年，中國經濟以年均9.8%左右的超高速增長領先全球，創造了人類史上大國持續增長的奇蹟。但在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達到12.1%的高點後，一直持續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且經濟底部尚未探明，未來繼續下行的概率很大。這已超出了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範疇，屬於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的範疇。

可以初步判斷，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時代”結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紅利”消失了；資源環境約束加大了；部分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飽和了；投資的邊際效益下降了；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的下半場，拉動GDP增長的能力減弱了；國際環境總體不如以前了；基數很高後導致基數效應作用減弱了等。

變局二：“三駕馬車”讓位於“三大發動機”。

長期以來，很多人將經濟增長的動力定位於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事實上我們也確實在運用“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特別是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外需不行了就拉動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拉動消費。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個組成部分，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只是經濟低迷或經濟危機等特殊時期撫平經濟波動的手段，並非平常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長期依賴它們會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後遺症。

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只能來自於供給邊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正好對應著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改革、轉型、創新，它們才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真正健康、可持續的動力。近年來，我們高度重視推進全面改革、結構轉型、創新驅動，這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已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

變局三：服務經濟超過工業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在快速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經濟一直是主體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間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年均實際增長10.6%；2013年三產佔比達到了46.1% ，首次超過二產佔比的43.9%，2014年三產佔比達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產佔比進一步提升到49.5%，服務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悄然到來。預計到2020年三產佔比可達55%以上。

服務經濟比重的提升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如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就業壓力減輕、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質提高等。

變局四：移動互聯網顛覆傳統領域。

新一輪全球技術革命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研發特別是應用領域也有不錯的表現。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7.3億人，較上年增長11.8%，市場規模達13437.7億元，增長183.8%。

移動互聯網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和衝擊，對幾乎所有行業特別是傳統行業(如商業、傳媒、通訊、出租車、金融等)帶來了顛覆性影響和衝擊。一些傳統行業若不與移動互聯網連接起來，很快就會為大多數消費者所拋棄。

變局五：城鎮主導社會翩然而至。

新世紀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個百分點，首次超過50%，城鎮人口開始佔據主導地位。2014年城鎮化率提升到54.77%。

雖然目前還有一部分城鎮人口屬於沒有解決戶口的“半城鎮化”，但其實際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鎮化。而且，隨著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改善，隨著城鄉經濟交流的日益頻繁，許多農村特別是郊區農村和交通沿線農村已基本城鎮化了，即大致享有與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變局六：區域融合漸成潮流。

雖然行政區劃限制、畫地為牢、地方保護主義等區域分割現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還很突出，但區域融合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勢漸成潮流。新一屆中央領導正在著力推動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就是明證。

此外還有黑龍江的哈大齊經濟區、吉林的長吉圖經濟區、遼寧的瀋陽經濟圈和“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環渤海地區、河北的環首都綠色經濟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東的半島城市群和黃河三角洲、長三角、安徽的皖江經濟帶、浙江的環杭州灣經濟區、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經濟區、江西的昌九經濟走廊、廣東的珠三角、廣西的北部灣經濟區、湖南的長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漢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經濟帶、新疆的烏昌一體化等。

這些區域之間的產業合作和產業轉移越來越多，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日益頻繁，環境治理的聯防聯控也越來越多，交通通訊的聯接也越來越加強。

變局七：人口紅利開始消失。

1990年中國進入人口紅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紅利逐步提升，2010年撫養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紅利上升到峰值；其後人口紅利逐漸衰減，預計2030年前後衰減為零並隨即轉變到人口負債期；而後負債率逐步走高，2050年撫養比將達到62%左右，負債率也將創出新高。

實際情況是：國家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中國15歲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即生產性人口)佔總人口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總撫養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74.1%，較2011年繼續下降0.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經出現。

變局八：綠色低碳發展日益強化。

改革開放前期，我們將主要精力放在促進經濟增長上，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多年後，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加大，故自“十一五”開始我們將資源環境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規劃。

特別是“十二五”時期霧霾問題日益突出，我們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頒布了最嚴格的環境保護法，提出了大氣污染、水污染行動計劃等，並向國際社會承諾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可以說，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中國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時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疊加總量可能達到峰值。

變局九：“高成本時代”悄然到來。

改革開放來，“低成本優勢”一直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經意間中國經濟已進入“高成本時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環保成本、人才成本、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知識產權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種成本全面上升，這對產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變局十：公平訴求超過效率訴求。

改革開放前期，針對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民生活普遍貧困、平均主義盛行的現實，我們強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等，實際上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當時的效率訴求更為強大。但當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多年後，雖然效率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公平問題已變得更為突出了，公平訴求更為強大了。

實際情況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從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點0.491，此後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為0.481,2013年為0.473。雖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於0.4的警戒線。因此，近年來我們開始高度重視統籌城鄉區域發展、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對國有企業高管限薪、開展精準扶貧等，以滿足公平訴求。但解決公平問題仍然任重道遠。

以上十大經濟變局蘊含著很豐富的內容，需要我國在認清的前提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力爭抓住其中新機遇，迎接新挑戰，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現在是產能過剩、通貨緊縮，我們連續44個月生產者價格指數是負的，上一次90年代的時候是31個月，現在是44個月。還有債務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經濟周期過程當中低迷時期典型的情況。低迷是因為前面發生了過熱，還有很多政策性的問題，我們現在正在進入一個低迷時期，這是一個調整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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