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亂與小說（二）：我不知道
2016/03/21 08:41:18 網誌分類: 生活
| 談到香港的暴亂與小說，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外，六七暴動當然不得不提。早前本欄曾論及劉以鬯以實驗筆法寫六七暴動的短篇小說〈動亂〉，有興趣不難找回看，本文便不覆述了。引伸想到的是小說創作與社會的關係，有的小說取材於日常生活，無特別事件發生，有的小說直接觸發自重大的社會事件，如上期談到馬朗作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夜的〈太陽下的街〉、劉以鬯作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動亂〉，都可說緊貼兩次社會暴動，這種直接的介入性（但表現手法可以迂迴）於報章雜誌與文學還未「分家」的年代或更可行，尤其是短篇創作，不一定需要長時間的醞釀和沉澱。即使看來沒有特別事件針對性的小說，不少因為當時在報章連載，亦看到與社會發展緊貼的細節，譬如劉以鬯一九七二的《對倒》開章寫老者淳于白搭102號巴士從港島到旺角，紅磡海底隧道就是於當年通車，又如西西一九七五年的《我城》寫到廉政公署，這於當時來說也是新事物。我們很難一概而論小說與社會事態的關係多近或多遠才好（最後還是要看作品表現如何），即時的介入、取材有時可為作品增色，但保持距離，選擇從後回望以至完全背向、逃離，應也是作家的自由，也可出現不一樣的作品。 說回〈太陽下的街〉和〈動亂〉，與其將其中的暴亂事件直接代進今天，我覺得，小說裏頭的意識或更值得思考。上期說到，〈太〉筆下那從旁觀者突然捲進暴亂成為一時英雄的知識青年「他」，隨事態發展經歷了曲折的心理變化，逐漸看清事情的複雜性，終至悔悟而吸取教訓。這種自我批判意識，因此也必然包括不可少的猶豫、擺盪，在今天一切更講求義無反顧地行動的社會或更少見，以至被認為不合時宜了。 〈動亂〉中以物的角度來寫暴動場面這實驗手法已多人論及，我想談的反而是物的「無知」角度，多個物件目擊事發經過，無論是攻擊物或被攻擊物全都是被動地捲入現場〔物件本身是清白（innocent）的〕，多個物件的敘述對事件成因或何以身受其害，都反覆說「我不知道」、「無法了解」、「我死得不明不白」，如被襲垃圾箱說「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這樣恨我」、被鏹水潑身的電車說「我不知道為甚麼要在此犧牲。這裏邊應該有個理由。我不知道。」不同的物或好奇或困惑或不在乎，各有不同性格和感受，但除肉眼所見無一扮演比別人更清醒更有洞見的知情者，而局部旁觀視覺交叉匯集起來，不斷重複「我不知道」，反對當下亂局提出深切質問，以「無知」提出一個認知的問題，不憤怒而帶出批評。看這篇小說時，同樣令我想到，這種物的「無知」自覺意識，多少也與當下時代─所有人都似乎對任何社會事件都能發表一番高見（社交媒體特別是「面書」便充斥着無數的意見發表者）、急於表白也迫人表態的社會氛圍相悖。我這樣說當然不是以「無知」為榮，以「延緩判斷」為樂，而是我有時想，在面對一些遠比我們認知複雜的問題時，直言「我不知道」、「無法了解」（起碼暫時地），有時比即時發表意見往往需要更大的沉着和忠誠。這樣說來，或者文學和社會運動多少有着兩種不同的屬者（但也非完全不可通達），前者更天然地親近模棱兩可、曖昧性、複雜性、從餘燼檢拾碎片，後者因牽涉直接行動，往往需要有所約化地提出鮮明判斷、能起動員作用的口號，及提出一點對未來的想像（無論多麼渺茫）。走筆至此，本來還想多談幾篇寫及暴亂的小說，但篇幅所限，就此打住，留待下周再談。 潘國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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