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孔子一生對立身處世的道德標准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

　　“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見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萬章一聽到孟子說孔子“獵較猶可”這句話，好像打拳的，趁對方張開門戶，有了空隙，立即一拳過去，對孟子說：這樣說起來，孔子當時出來做官，可以將就現實，你老人家又為什麼不將就一下呢?因為依你說，孔子當時出來做官，也是委屈了自己，走一點點歪路，將就了一下，沒有完全走直道。

　　孟子說：孔子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走的是直道。

　　萬章說：你剛說的，他出來還是要先打打算盤，先“獵較”一番，如果走直道，又何必“獵較”呢?

　　孟子說：“孔子先簿正祭器”，這裡“簿正”一詞，現代的人不易了解，書上的注解有“未詳”兩字，也就是不清楚。我們知道，古代的書籍，是刻在竹片上，名為簡，簡的上面挖了孔，用牛皮制的筋，名為韋的，把它貫穿在一起，拼攏來的一端名為薄。所以“薄”字的上面是“竹”字，孔子研究《易經》韋編三絕，把牛皮做的韋都翻斷了三次。

　　孟子這裡是說，孔子以正統文化的精神考察古代的文化，以祭祀為先，並不是以四面八方來的機會作為謀生工作，他是以文化精神來競爭的。

　　對於這一段，我的觀點又與古人不同，古人除了以“不詳”說明以外，另一注解，硬把“獵較”認定是打獵，說是因為祭品不夠，所以要打獵。孔子先對一下數字，怎樣安排，不以四面八方的飲食拿來做祭品。這種解釋，有什麼根據?“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應該是“不是嗟來之食”的意思，寧可餓死，也不能隨便，只有以文化傳統的精神去競爭才是正理。

　　萬章說：既然魯國這樣對待孔子，孔子何不走開?

　　孟子說：孔子怎麼可以走開?魯國是父母之邦，是孔子自己的國家，他要在自己的國家開一個好的風氣，造就善因。如果開了風氣，大家並不接受，不能發生影響，行不通，這時當然只好離開父母之邦。因為很傷心，所以猶豫不忍離去，拖了三年，不得已才到國外去。

　　孟子答復萬章所問，說到孔子在魯國做事及去國的經過，也等於把自己的心境說了出來，所以，孟子與萬章師生之間的這段對話，充滿了機鋒。

　　孟子又繼續舉出事證，說明孔子做事的三個方向，這些都是我們立身處世，值得效法的。

　　孟子說：孔子若准備出來做事，是認為這件事對於社會、國家、人類是有意義有貢獻的，這就是“有見行可之仕”。其次，有的時候，名義、地位都不計較，只當一個顧問、參議，甚至沒有任何名義，他也可以在旁邊敲邊鼓，站在旁邊協助，這是“際可之仕”。還有第三“公養之仕”，就是老了，退休了，國家供養他一點生活費，這一點，他就接受了。

　　孟子說，孔子當時在魯國出來當司寇的時候，是季恆子請他的，那時他是認為對社會國家會有貢獻，所以才出來。而上來第一是殺了少正卯，少正卯是當時魯國有特別的名氣，有特殊號召力的“聞人”，孔子知道他這種人，將來可能危害社會、國家和天下的老百姓，所以一上台就殺了他，免贻後患。大概孔子干了三個月，便被權臣反攻而下台了，可能也與少正卯這件事大有關系。後世反對孔子的人說，少正卯何罪要殺他?

　　大家不知道，孔子列舉出來五條重大問題說，“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傑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裡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也。”

　　這一段在《荀子·宥坐》中的文字，意思是講，如果一個人，通達世故卻用心險惡，心性怪癖而又固執己見，言論謬誤而善於詭辯，廣為收集和善記別人的丑惡隱秘之事，包藏錯誤並混淆視聽，這五大罪過，少正卯兼有，故誅之。

　　在這段記載裡，同時提到了“太公誅華士”，這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也有記載，說的是姜太公封齊的時候，受到了當地人的對抗和阻擾，令出不行，社會局勢很不安定。為了治理齊地，太公邀娉被時人稱為“賢人”的華士出山，但華士以“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為標榜，拒絕了。為了以儆效尤，使政令通達，太公下令誅華士，又用了五個月的時候，才使局面安定下來。

　　講到這裡，我們又想到東漢的時候，劉備入川，要誅殺蜀中名人張裕，諸葛亮問劉備;什麼理由呢?劉備說了兩戶名言，“芳蘭生門，不得不鉏”。這兩句話，可以概括千古以來，誅殺異己的關鍵所在。

　　孔子原來有三千弟子，而少正卯一出來，孔子的三千弟子，幾乎有一半都被少正卯的謬論迷惑了。在當時而言，少正卯影響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但又不是楊朱、墨子一流。固然，孔子殺少正卯，成為歷史的疑案，但我們相信孔子的人格，他是無私心的。在當時，孔子認為自己可以有所作為，有出來從政的價值，所以出來做了司寇，掌握立法與司法;後來眼看良好的風氣建立不起來，只得離開父母之邦，去周游列國。

　　孔子出國以後，在衛國住的最久，等於是他的第二故鄉，衛靈公對他也滿恭敬的。衛靈公的大臣們，對孔子也很好，像衛國的賢人蘧伯玉，都是孔子的好朋友，所以孔子在衛國很受歡迎，在人際關系上也處理得很好。他並沒有出來做官，而是從旁協助。

　　衛靈公之後的衛孝公，對他也很好，給他養老，孔子晚年也喜歡在衛國居住，所以是“公養之仕”。衛孝公就不像衛靈公那樣了，對孔子雖然恭敬，但是屬於例行的恭敬，沒有特別之處;而孔子也不希望他有特別恭敬之處。孔子幫忙了衛國許多年，年老了該接受的公養就接受了。

　　這三點，是孔子一生對立身處世的道德標准，合理該接受的接受，不合理的則一毛錢也不要。在禮制、道理上適合的，是恭敬;不適合的，有附帶條件的，就是不恭敬，不要。這就是人生的行為哲學，行為的價值，也就是尊重自己。孟子與萬章的這段對話，充分說明了這個道理。從反面看也很有趣，萬章一步一步想誘請孟子這位老師出山從政，萬章這樣努力，是否是受人之托?是否是熱心於救世、救時代?不知道。

　　摘錄自《孟子與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