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岐黃路精誠大醫魂—三代御醫之後趙紹琴

2016/12/06 11:05:37 網誌分類: 趙紹琴名醫治腎炎

06 Dec

彭建中整理

編者按：趙紹琴出生於三代御醫之家，曾祖父以下三代均為皇宮御醫。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客座教授，歷任北京市政協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趙氏從醫６０年以來，在中醫溫病、中醫內科領域發遑古義，推陳出新，碩果累累。曾先後出版了《溫病縱橫》、《趙紹琴臨床４００法》、《文魁脈學》、《趙文魁醫案》等一批學術專著，培養溫病專業碩士研究生２０餘名，１９９０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名老中醫。曾多次應邀到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影響很大。因趙氏在學術上的成就，１９９４年被入選英國劍橋名人傳記。

本文著重介紹趙氏在溫病學中，論溫病初起證屬熱鬱不可言表，論“在衛汗之”並非應用汗法，論“火熱可清，火鬱當發”，論伏氣溫病有發於髓。在內科學中，從營血辨治雜病，慢性腎病非虛、忌食蛋白、宜動不宜靜等學術觀點。在臨證上診脈、察舌、觀色，審症求因，重在客觀，以法統方，用藥輕靈，開門逐邪，攻補兼施，善用風藥的診治特色。並通過“補中益氣湯治療食道裂孔疝案”等５個案例予之交相輝應。所收錄的“治病先治心論”、“牛吃草論”等醫論醫話，以及宣鬱退熱湯等６個經驗方均是趙氏醫療經驗的結晶。總之細讀全文對於中醫藥工作者定會大有收益。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

趙紹琴，男，漢族，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４日出生於北京。現為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張仲景國醫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中醫藥學會內科學會顧問、中國醫學基金會理事、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顧問。歷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等職。

趙氏出生於世醫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均在清宮太醫院供職為御醫。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醫院院使（正院長），御賜頭品花翎頂戴，民國初年出任北京中醫學社名譽社長。趙第二卷６３氏自幼便受到家傳醫學的熏陶，在其父的嚴格督導下熟讀醫學典籍，打下了堅實的醫學基礎，並於１９３４年通過了資格考試，承父業而懸壺北京。後又拜師於太醫院御醫韓一齋、瞿文樓，和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汪逢春，跟隨三先生臨床學習多年，盡得三家真傳。１９５０年參加衛生部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系統地學習了現代醫學知識。１９５６年，北京中醫學院（即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前身）成立，趙氏受聘執教，主講本草學，成為北京中醫學院的首批教師之一。１９５８年奉調到新建的學院附屬醫院，負責中醫內科的臨床教學、醫療和科研工作。１９７７年調任學院基礎部溫病教研室主任。１９７９年以後，以培養碩士研究生為主，先後培養出溫病專業碩士研究生２０餘名。１９９０年被確認為首批帶徒的國家級名老中醫，收徒二人。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齡每日帶徒門診，在臨床實踐中帶教學生。３０餘年來，他為培養高級中醫人才嘔心瀝血，其在教學上的特點是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強調從臨床學習，提高理論水平和臨床技能，認為這是造就新一代高水平中醫臨床人才的必由之路。

趙氏師承名家，復經６０年臨床，在中醫學術上多有創見。他是當代著名的溫病學家，擅長治療溫熱性和濕熱性疾病。對葉天士所提出的溫病衛氣營血辨治大法有獨到的體會和認識。

他認為溫病初起為熱邪，不可言辛涼解表，只可言辛涼清解。葉天士所謂“在衛汗之”並非指汗法，而是通過辛涼清解達到汗洩驅邪之目的。這一觀點從臨床實際出發，糾正了多年來溫病初起須辛涼解表的傳統認識，被新版的高等中醫院校統編教材《溫病學》所採納。在溫病臨床實踐中，趙氏尤其善用葉天士“透熱轉氣”法救治高熱不退、昏迷等危重病證。他把透熱轉氣引申為可以廣泛用於溫病衛氣營血各個發展階段的一種治療大法，以透邪外出為指導原則，取得了很好的臨床效果，大大擴展了葉氏的學術經驗。在內科臨床方面，趙氏以善治疑難重證著稱。

其辨證準，立法明，用藥少，療效好。已故著名中醫學家秦伯未先生曾盛讚趙氏“平正輕靈”。

他還把溫病衛氣營血辨證方法引入內科臨床，對一些疑難病從營血進行辨證，如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血小板減少症、病毒性心肌炎、系統性紅斑狼瘡、慢性腎小球腎炎、腎病綜合徵和慢性腎功能衰竭等。尤其是對現代醫學中腎臟系統慢性病變研究深入，對中西醫學關於慢性腎病的傳統觀點提出質疑，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創新的理論，如慢性腎病非虛論、慢性腎病忌食蛋白論、慢性腎病宜運動鍛煉論、慢性腎病可遺傳論、慢性腎功能損害可逆論等。並確立了一整套辨治慢性腎病的臨床治療方案，包括以涼血化瘀為基本大法的中藥辨證施治，以忌食蛋白為主要內容的飲食調控，和以徒步行走為主要形式的運動鍛煉。這套綜合治療方案施之於臨床，取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臨床實踐證明了趙氏關於慢性腎病理論的正確。

多年以來，趙氏除承擔繁重的臨床醫療、科研和教學任務外，還致力於總結學術經驗，著書立說，他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撰著《溫病淺談》、《溫病縱橫》、《趙文魁醫案選》、《文魁脈學》、《趙紹琴臨床４００法》等。目前正在編著其畢生學術經驗的全面總結之作《趙紹琴內科學》，不久可望問世。

１９８２年以來，趙氏多次應邀訪問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或為國際友人診治。所到之處，受到當地醫學同仁的熱烈歡迎。１９８４年趙氏二度訪日，作為特別代表出席日本漢方醫學第３４屆年會，是會上唯一胸前佩帶白花的尊貴客人。在會上他作了關於濕熱病的學術報告，再次引起轟動。１９９１年，趙氏應邀訪問韓國，在東園大學和慶肇大學作巡迴學術報告，韓國９所大學的醫學院派出代表參加報告會。由於報告大受歡迎，訪問延長了一個多月。當時中韓尚未建交，這次訪問促進了兩國間的醫學交流。

第二卷６４１９８２年趙氏首次應邀訪日時攀登富士山，其健步如飛，曾把同行的年輕人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時年６７歲。１０年後的今日，趙氏依然精神抖擻，強健如昔，每日應診５０人次以上，最多時可達百人。“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在人類戰勝疾病的航程上，趙氏將繼續駕駛勝利的航船，乘風破浪，永往直前。

學術精華

趙氏之學得之家傳師授，復經６０年臨床積累，不斷創新提高，發揚光大，終成一家言。其學術見解迥異於他人者，無不得之於臨床，複驗證於臨床。今擇其學術精華，別為溫病要論、

內科新說兩部分，略述如次。

一、溫病要論（一）論溫病不可混同傷寒溫病和傷寒雖同屬外感熱病，然其性質不同，故不可混為一談。從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溫病和傷寒是混淆不清的。《內經》中有“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之論，是把溫病從屬於傷寒。東漢末年，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問世，標誌著以六經為綱領的外感辨治體系的確立，後世醫家沿用成習，不思創新，束縛了溫病學的發展。歷代醫家中不乏有識之士，對傷寒溫病混同一論所造成的惡果痛心疾首，宋代龐安時就嚴厲批評當時的醫家對天行溫病“一例作傷寒，行汗下”，以致“天下枉死者過半”，元代王履更從病機、治法角度進行分析，指出“傷寒、溫暑為病不同”。直到明清之際，經過吳又可、葉天士、吳鞠通等一大批溫病學家的不懈努力，最終確立了以衛氣營血和三焦為辨治綱領的溫病辨治體系，使溫病全然脫離傷寒而自成體系。時至今日，溫病學已發展成為中醫學的一門重要學科，為戰勝疾病，保障人類健康發揮著重大作用。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人在臨床中仍然將傷寒溫病混同而治，不能充分發揮中醫藥應有的療效和優勢，甚至給病人增加了痛苦。因此強調分辨溫病與傷寒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外感病是完全必要的。再者，近時有專家學者提出寒溫統一論，意欲把傷寒的六經辨證和溫病的衛氣營血、三焦辨證統一在一種辨證體系裡，以發展為中醫外感熱病學。這種願望是無可非義的，卻超越了現實情況。當務之急是分而不是合，只有將傷寒溫病分辨清楚，才能提高中醫診治外感熱病的水平。趙氏曾回憶本世紀２０年代猩紅熱肆虐北京，作傷寒治者皆不免於死，足證分辨傷寒溫病的重要。

那麼，分辨傷寒和溫病的要點有哪些呢？其一，病原不同。傷寒所受為寒邪，溫病所感為溫邪，寒溫各異其性，即吳鞠通所謂“傷寒之原，原於水；溫病之原，原於火”，由此而決定了二者性質大異。其二，感邪途徑和初病邪客部位不同。傷寒，寒邪自皮毛而入，首犯足太陽膀胱之經，太陽主表，故其病機為寒邪束表；溫病，溫邪自口鼻入，先犯手太陰肺金，肺合皮毛，衛之所出，故其病機為熱鬱肺衛。其三，初起證候特點不同。傷寒初起，症見發熱惡寒，頭身疼痛，口第二卷６５不渴，苔白潤，脈浮緊，尤以惡寒重，口不渴，苔白潤為辨證要點；溫病初起，症見發熱惡風，咽紅咳嗽，口乾口渴，舌紅且幹，脈浮數，其惡風寒較輕微，咽紅甚或腫痛，口乾或渴，舌質紅苔乾可為辨證眼目。其四，初起治法不同。傷寒初起，治宜辛溫解表，發汗以解在表之寒邪；溫病初起，治宜辛涼清解，輕宣以疏肺衛之鬱熱。從以上四方面進行分辨，溫病和傷寒便不至於混同。

此論深入淺出，為中醫論治外感疾病第一入門功夫。

（二）論溫病當分溫熱與濕熱現代溫病的概念應當是外感熱病的總稱。按照傳統的中醫命病名法，包括風溫、春溫、暑溫、濕溫、秋燥、伏暑、冬溫、溫毒、溫瘧、溫疫等１０餘種。但若按其病變性質分類，則不外溫熱性和濕熱性兩大類。風溫、春溫、冬溫、暑溫、秋燥、溫毒等，屬於溫熱性質溫病，濕溫、伏暑多屬濕熱性溫病，至於溫瘧、溫疫，則既有屬溫熱性者，也有屬濕熱性者。凡屬溫熱性溫病，都是由於溫熱邪氣引起的，其臨床特點表現為起病急，熱變快，易傷陰；凡屬濕熱性溫病，都是由濕熱邪氣引起的，其特點起病較緩，病程較長，纏綿難愈。從臨床角度看，診治溫病最重要的就是分清是溫熱性溫病還是濕熱性溫病，濕熱性溫病依據吳鞠通三焦辨證體系進行辨治。這一觀點是趙氏得之於家傳師授，而又經過６０年臨床驗證而得出的結論。

葉天士創立以衛氣營血為綱的溫病辨治體系，揭示了溫病發生髮展變化的一般規律，“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並確立了溫病不同階段的治療大法：“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須透熱轉氣，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葉氏所論溫病衛氣營血四個階段，是以溫熱性溫病的臨床表現為基礎總結出來的，從臨床看溫熱性溫病確實是循著衛氣營血傳變的，雖然在不同溫病中，其傳變次序有所不同，或由衛氣入營血，或由營血出於氣，但其病變階段性較強，界限較為明顯，因此應當以衛氣營血為綱辨治溫熱性溫病。

吳鞠通所創立的溫病三焦辨證原本是對葉氏衛氣營血辨證的一種補充，揭示了溫病傳變過程中“首上焦，次中焦，後下焦”的規律，在溫病辨治中，當然應當把葉氏的衛氣營血和吳氏的三焦辨證結合起來，這樣就更能以揭示溫病的發展規律，有利於明確病位和邪正力量對比。但三焦辨證作為一個獨立的辨證體系更適合於辨治濕熱性溫病。這主要是因為濕熱性溫病發展過程中表現為衛氣營血階段的界限並不十分明顯，多表現為濕熱邪氣瀰漫三焦，阻遏氣機，導致水液運行障礙，使“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的氣化功能失常。因此以三焦辨證為綱辨治濕熱病要比衛氣營血辨證更適合。三焦辨證能夠清楚地揭示出濕熱性溫病由上至下依三焦傳變的發展規律，對臨床辨治濕熱病有較高的指導意義。

基於上述觀點，趙氏在所著《溫病縱橫》中明確地將溫病分為溫熱病和濕熱病兩大類型，提出以衛氣營血辨證作為溫熱病的辨證綱領，三焦辨證作為濕熱病的辨證綱領，分別論述其證治。在溫熱病證治中，分為衛分證治，氣分證治，營分證治和血分證治；對濕熱病，分為上焦濕熱證治，中焦濕熱證治和下焦濕熱證治。這樣衛氣營血辨證從橫的方面揭示了溫熱病由淺入深的傳變層次；三焦辨證則從縱的方面概括了濕熱病自上而下的傳變規律。這一觀點和方法不僅突破了傳統溫病學著作那種分別病種論治的模式，更能體現出中醫辨證論治的精神，而且也是趙氏一生診治溫病豐富的臨床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

第二卷６６（三）論溫病初起證屬熱鬱不可言表溫病初起，其病機病性為何？按傳統的觀點，常以“表證”二字概括之。如稱為“風熱表證”、“熱邪在表”等等。既是“表證”，就當解表，是以中藥中有辛涼解表藥，方劑中有辛涼解表劑，治法中有辛涼解表法。甚至在《溫病學》教科書中也明文規定，溫病初起的治療當用辛涼解表法。辛涼解表作為一種治法，固有其適應範圍。但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來規定為溫病初起的主要治法，就未必合適。因為溫病初起證屬鬱熱，不可言表。這是溫病和傷寒最為顯著的區別之一。傷寒初起，乃由風寒之邪從皮毛而入，足太陽經絡受病，腠理閉塞，寒邪客於肌表，故稱表證，必得發汗解表方愈。溫病初起乃溫熱之邪從口鼻吸受而來，必先犯肺金，肺主氣屬衛，其合皮毛，故溫病初起多現肺衛證候，發熱，微惡風寒，其狀有類表證但決非表閉，乃熱鬱於肺，肺氣失宣，故又多見咳嗽，咽紅且痛，舌乾或渴，一派熱鬱之象。若以表證視之，則必以解表應治，臨床上因此而致誤者多矣。

況溫病從其發病類型上看可分為新感溫病和伏氣溫病兩大類。新感溫病邪自外來，溫邪犯肺已屬熱鬱，並無表證可言；若伏氣溫病，則溫熱之邪久鬱於內，病始則熱自內外發，發於氣分者口渴舌黃，發於營分者舌絳無苔，斑疹隱約，發於血分者，瘀斑驟露，或見出血諸證，甚則神昏，如此皆屬溫病初起，豈可概言為表證哉！又有溫疫一證，病發急驟，熱變尤速，初病即壯熱口渴，或斑疹顯露，舌絳如朱，甚則神昏不語，筋脈抽掣，往往不及救治而亡。如此之證，若視其初起為表證而用辛涼解表，是速其亡也。

憶本世紀２０年代，猩紅熱肆虐北京，中醫稱為爛喉丹痧，是溫疫之一種。起初醫者不識此

病，有用表散治者，死亡甚眾。後經當時的國醫公會向衛生行政部門建議，明文規定，各藥店售藥時必須嚴格審查處方，凡方中有用表散之品者，無論辛溫辛涼，用量多寡，一律拒絕配藥。這一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溫病證屬熱鬱，不可表散，切莫等閒視之。

趙氏認為，溫病是一種感受溫熱邪氣而發的外感熱病，但其發病又必有內因存在，這個內因就是熱鬱於內。人或調攝不慎，飲食失節，氣機鬱滯，以致生熱化火，复感溫熱邪氣，兩溫相搏，內外合邪，遂發為溫病。新感溫病以外來溫邪為主，內熱為次；伏氣溫病以內熱為主，也與外邪內侵相關。凡屬溫病必以熱鬱為主，病雖初起亦不可言表。此一觀點乃趙氏力倡，突破了溫病初起屬表證的傳統觀點，對於指導溫病辨治具有較大意義。

（四）論“在衛汗之”並非應用汗法葉天士在《外感溫熱篇》中論溫病衛分證治法提出“在衛汗之可也”的論斷，為溫病衛分證治明確了治療方向。然因其論言簡義深，致後學者誤解者不少。最普遍的誤解就是把“汗之”當作“發汗解表”，甚至連正統的溫病教科書為葉氏此條所註解中也赫然標明，溫病的治療原則“衛分證治宜汗解”。把“汗之”理解為應用汗法，只不過是隨文順釋，有背葉氏原意。歷代溫病名家都十分重視溫病初起的治療，強調溫病不可發汗。如吳鞠通自註銀翹散方論云：“溫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又說：“溫病自口鼻吸受而來，徒發其表亦無益也。”晚清溫病名家柳寶怡指出：“暴感風溫，其邪專在於肺，以辛涼輕解為主，熱重者兼用甘寒清化。”王孟英為葉氏此論作注謂“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諸家所論皆不言發汗解表，深得葉氏溫病衛分治法大旨。趙氏綜合前賢諸家之說，明確指出葉氏“在衛汗之”並非應用汗法，汗之是治療的目第二卷６７的和效果，並非治療方法。溫病衛分證的正確治法應當是辛涼清解。通過辛涼清解，使得肺衛宣，營衛和，三焦暢，鬱熱散，自然周身津津微似汗，邪達熱退而愈。並分析溫病衛分證的病機，關鍵在熱鬱肺衛，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氣屬衛，其合皮毛。溫病初起，邪在於肺，故云衛分證。衛出上焦，有溫皮膚，肥腠理，司開闔之功能。肺受溫邪，則衛氣鬱閉，開闔失度，營衛失和，故有發熱惡寒，一身酸楚，狀類表閉，實衛氣鬱閉也。故葉氏也有“故云在表”之語，是從俗之說法。然溫為陽邪，客於肺，雖在初起，亦必傷津，咽紅咳嗽，口乾或渴，一派熱象，在所不免。

吳鞠通所謂“火勝克金”之候也。溫病衛分證既為肺衛熱鬱，治療固當辛涼清解，葉氏所謂“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是也。辛以宣肺疏衛，涼以輕清解熱。辛散非發汗，而是開其鬱，涼清非直折，而是洩其熱。輕清宣透，宣鬱清熱，就概括了辛涼清解的治療作用。但臨床又須權衡鬱與熱的孰輕孰重，以及夾風夾濕的不同而恰當配伍組方。一般來說，鬱重熱輕者，辛散為主，佐以清涼，症見惡寒較明顯，咽不甚紅，舌苔白且潤，此皆肺衛鬱閉之象，熱勢不著，故當辛散開其鬱閉，清涼輔之即可，此辛散並非發汗解表，不過宣肺疏衛而已，鬱閉一開，即當撤去，不可過用。

若鬱輕熱重者，當清熱為主，佐以辛散，症見身熱較重，惡寒甚微，咽紅腫痛，心煩口渴，舌紅苔乾，或陣陣嗆咳，此熱重必以清為主，然亦必佐以辛散開鬱，熱邪始能外洩。至於夾風夾濕之治，葉氏已有明訓，夾風加入薄荷、牛蒡之流，辛涼宣散已足，示人不必發汗；夾濕加入滑石、蘆根之類，滲濕於熱下，須防過用淡滲傷陰。總之，趙氏所論“在衛汗之”並非汗法，而是辛涼清解，宣肺疏衛，對於溫病初起衛分證治極有指導意義。

（五）論“到氣才可清氣”不可早投寒涼溫病氣分證範圍廣泛，凡衛分證已罷而又未現營血症狀的證候，都可列入氣分證。如陽明經熱證，陽明腑實證，太陰濕熱證，三焦濕熱證，熱鬱胸膈證，痰熱阻肺證等等。溫病發展至氣分證，熱勢方盛，正氣未衰，故當清之。用“清氣”

一詞概括氣分證治法，可謂高度概括了。葉氏在論述氣分證治原則時提出了“到氣才可清氣”，可謂寓意深遠，值得後學認真思考其言外之意。趙氏認為，“到氣才可清氣”一語提出了溫病氣分證治療中的一條重要原則，即，邪未到氣時不可早用清氣藥，邪未完全入於氣分時，不可純用清氣。這裡的“清氣”特指寒涼直折之品，如生石膏、黃連、黃芩等。氣分證中以熱盛於經最為常見，清氣法中以寒涼之劑最為常用。所以人們常常把“清氣”單純地理解成寒涼直折。臨床上一見高熱不退，便謂氣分實熱，起手便投大劑寒涼以冀退熱，因而常常導致早投或過用寒涼。溫病中衛氣營血四個階段並無截然的分界，邪氣自衛入氣有一個轉化過程，常常出現氣分證已起而衛分證尚在，或出現衛氣同病的情況。即使邪已完全入於氣分，在其初入之時也仍有從衛分宣解的可能。此時若早用或過用寒涼，就會冰伏其邪，所謂“寒則澀而不流”，寒則凝，氣機澀滯，三焦不通，腠理閉塞，邪無由出。

在溫熱病導致變生火鬱，在濕熱病，導致冰伏，徒以增加治療的困難。在臨床治療溫熱病實踐中，由於早投或過用寒涼而導致誤治的情況很常見。趙氏經常應邀到各大醫院會診疑難病例，所遇溫熱病高熱持續不退，甚至昏迷不醒，大多數都是由於過早地使用了大量的寒涼劑所致。

至於救治這類被寒涼所誤的病例，趙氏每令即刻撤去寒涼之劑，改投宣陽解鬱，宣展氣機，常可收效於數劑之間，趙氏總結其一生治溫病經驗，悟出了治溫病不得濫用寒涼的道理。體會到葉天士所說“到氣才可清氣”一語的精妙寓意，在於不可早用和過用寒涼。所以趙氏常常告誡，切不可一見高熱，便用寒涼，只以為寒涼可以折熱，殊不知寒涼閉澀氣機，使邪熱無外洩之機。熱第二卷６８在於衛，疏衛便可退熱，熱初入氣，仍可從衛分透解。總之要使邪熱有外洩之路，就須避免早投或過用寒涼。這是趙氏一生治療溫病的重要經驗，也是對葉氏溫熱論治的一個發展。至於時下有學者提出溫病截斷療法，謂邪未入氣先清氣邪未入營先清營，以斷絕邪熱傳變之路。此一觀點，確有超越前人之見，只是與臨床實際未合。尚需經大量的臨床檢驗，方可論其價值。

（六）論“透熱轉氣”“透熱轉氣”是葉天士為溫病營分證所立治法。葉氏說“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對此如何理解？傳統的看法是溫病邪初入營階段，仍可轉出氣分而解。持這種觀點的人常常舉吳鞠通清營湯為例，方中大隊涼營養陰藥中加入銀花、連翹、竹葉等清氣之品，具有導邪出營達氣的作用。實際上，清營湯確實具有透熱轉氣的作用，也完全可以作為透熱轉氣的一個代表方。然而，如果因此就把透熱轉氣僅僅看作是邪初入營階段的治法，並局限在清營和清氣並用的範圍裡，那就不能全面反映出透熱轉氣對於溫病證治的普遍的指導意義了。

趙氏認為“透熱轉氣”是溫病營分證整個階段的治療原則，它的意義在於為溫病營分證治指示了正確的治療方向。這個方向就是給邪氣以向外洩越的出路，使營分之邪轉出氣分甚至由衛分透解。營分證是溫病發展過程中較為危重的階段，治療的正確與否至關重要，治療得法則病有轉機，治療失誤則必加重。營分之邪多由氣分傳來，或可由衛分直接陷入營分。營分證的病機特點是營陰受損，心神受劫，臨床特徵是身熱夜甚，夜寐不安，斑點隱隱，神識昏糊，舌絳無苔或少苔。基本治法當然是清營養陰。但是營分之熱並不能消解於無形之中，必須外洩有路方能透出。

最捷徑的外洩之路就是轉出氣分而解。正所謂由何者而來，仍由何者而去。但入營之邪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轉出氣分，在未經正確治療的情況下，邪熱久羈，營陰日耗，熱盛動血，最終必然深入血分。營分之邪不能自然轉出氣分的原因是由於氣營之間存在障礙，如痰濁、水濕、

瘀血、宿食等，邪熱與上述有形之物互結，膠固不解，阻礙氣機，三焦不暢，致使營分之邪難以向氣分透發。

故透熱轉氣的關鍵就在於消除這種邪熱互結的阻礙，宣暢氣機，疏調三焦，如此則營分之熱邪得以宣透，達於氣分而解，或可經由衛分宣散。若初入營，尚未有形之大礙者，用涼營合清氣為治，仿清營湯意可也；若邪熱與實邪互結已成阻礙者，必視其所結者為何？有痰者豁其痰，水濕者化其濕，血瘀者化其瘀，宿食者消其滯，總宜分消邪熱，宣暢氣機，即如葉氏所說“不與熱相搏，熱必孤矣”。必使三焦通利，氣機宣暢，則營分之熱自可外透。至於營熱轉出氣分的標誌，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舌絳轉紅，舌苔漸布；第二神誌由昏迷或昏糊，轉為清醒。當以此為驗。至於發熱的變化，則有所不同，若藥後周身津津微似汗出者，是三焦暢，腠理開，營衛和，衛氣得疏的表現，此時邪熱經由衛分洩越，其發熱必漸減而退；若仍就無汗，轉見口渴，熱勢反增者，但察其神識已清，舌紅苔布，便是邪已轉入氣分之徵，熱雖反增，乃正氣抗邪有力的表現，是佳兆也。當依氣分證如法治之可也。趙氏此論澄清了對“透熱轉氣”的模糊認識，揭示了“透熱轉氣”的實質在於給邪氣以出路，對於指導溫病臨床辨證施治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七）論濕熱為病尤忌寒涼濕熱病難治。濕與熱合，如油入面，難解難分，阻礙氣機，閉塞三焦，纏綿難愈。若見識不到，經驗不足，往往誤治。故吳鞠通曾明確指出濕熱病治禁有三，一忌發汗，“汗之則神昏耳聾”；二忌滋潤，“潤之則病深不解”；三忌攻下，“下之則洞瀉不止”。確是濕熱病治療中當遵循第二卷６９的原則。除此三禁之外，還有一禁，吳氏未曾提出，即濕熱病當忌寒涼。這是趙氏歷經大量臨床實踐得到的結論。臨床治療濕熱病誤用大劑寒涼藥的情況十分常見。這是因為濕熱病多有發熱，且久不能退，醫者一見發熱不退，便思“熱者寒之”，而投寒涼之劑。患者及其家屬，多因不曉寒涼的危害，往往恣食冷飲，及冰鎮瓜果之類，也能閉遏陽氣，加重病情。濕為陰邪，其性粘滯，與熱相合，熱伏於中，濕裹於外，致熱不得外達。治療當先化其濕，濕鬱開則熱易外透。

若誤用寒涼，更傷陽氣，寒則澀而不流，氣機更加閉鬱，濕鬱勢必加重，熱勢愈難外透，甚至因此而逼熱入營，導致神識昏糊。故寒涼大劑在濕熱病不可輕投。趙氏總結其臨床救誤之經驗，根據被寒涼所傷的程度不同，把濕熱病分為濕阻、涼遏、寒凝、冰伏四個階段，析其原因，舉其證候，立其救治方法，對臨床治療濕熱病極有指導意義，略述如次。１濕阻：凡濕熱病初起多為濕阻，即濕邪阻滯氣機，病在上焦。肺衛為濕邪所阻，營衛不和，症見周身困重酸楚，濕熱蔽阻，清陽不升，則頭暈重沉；濕阻肺氣失宣則胸悶，咳嗽，甚則作喘，舌白苔潤，脈濡緩滑。治宜辛散輕揚宣鬱化濕。藥如大豆卷、炒山梔、前胡、杏仁、浙貝母、茅蘆根等。若濕阻於中，脾為濕困，升降失司，症見胸脘痞悶，嘔惡納呆，便溏不爽，若熱蒸濕動，瀰漫周身，即見倦怠乏力，四肢沉重，面垢頭暈等，治當芳香化濕，辛開苦洩，藥如藿香、佩蘭、陳皮、半夏、厚朴、杏仁、大腹皮、黃芩等。此等治法，皆是先開其濕鬱，俾濕鬱開則熱邪易洩。若治不如法，早投寒涼，必濕鬱增重而成涼遏也。２涼遏：感受濕熱之邪，濕阻未開，又恣食冷飲，或食涼過度，或誤服寒涼之劑，致寒涼凝澀，遏阻中陽，氣機為之閉塞。症見胸脘痞悶增重，憋氣堵滿，時時嘆息，周身酸楚沉重，大便溏薄，小便不暢，舌紅苔白膩滑，脈沉濡緩。治宜辛苦微溫，開濕鬱，暢中陽，以利三焦。偏於中焦者，藥如半夏、陳皮、杏仁、白蔻仁、蒼朮、木香、草荳蔻；偏於上焦者，藥如白芷、蘇葉、藿梗、防風、草荳蔻等。如此則涼遏除，濕鬱開，方可再議清熱。

３寒凝：此多見於素體中陽不足之人，复感濕熱之邪，邪從陰化，歸於太陰，濕邪較重，濕盛則陽微。患者不知，過飲冷物，醫者妄投寒涼滋膩，濕為水類，遇寒則凝，阻滯氣機，致一身氣機窒塞不通。症見胸脘痞悶，堵憋欲喘，腹痛陣作，大便溏瀉，小便清白，舌淡苔白膩水滑，脈沉軟而澀。此屬寒凝濕邪閉阻氣機，非辛溫不能驅寒開凝通閉，須投桂枝尖、蘇葉梗、草荳蔻、生薑等辛溫之劑，解其寒凝，開通閉結。此為權宜之計，藥後脈沉漸起，舌苔漸化，胸脘憋悶減輕，為寒凝已開，即須隨證轉方。蓋辛溫之劑不可久服，防其增熱。４冰伏：冰伏較之寒凝更重。多見於素體陽虛者感受濕熱，而濕盛陽微，复暴飲寒涼，中陽更傷，或迭用寒涼重劑，一誤再誤，濕熱之邪為寒涼所凝成冰凍之勢，又有濕熱病高熱不退，醫用冬眠療法，置冰袋，睡冰毯，強制降溫，冰伏其邪，逼邪入裡，氣機為寒冷所閉，陰陽之氣不相順接，陽氣不達於四末，症見面色慘白或青灰，神識昏糊，胸脘痞悶已極，四肢厥冷，少腹絞痛，舌胖質淡苔白水滑多液欲滴，脈沉伏或沉遲。冰伏既成，則非辛溫燥烈之品不能解之。須用四逆、理中方法，溫散陰寒開鬱通閉。藥用乾姜、肉桂、川椒、草蔻等物，一俟寒散冰釋，見舌苔化，面色潤，脈象起，神誌清，即刻停服，不可過用，須防化燥增熱。

（八）論濕熱為病治重宣暢氣機濕熱病濕與熱合，膠結難分。濕為陰邪，其性重濁粘膩，熱為陽邪，其性燥烈發揚。二邪相合，無形之熱以有形之濕為依附，濕鬱則熱愈熾，熱蒸則濕愈動，遂瀰漫於內外表裡，充斥於三第二卷７０焦上下。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機之終始。其所以主持諸氣，化水穀，行津液，維持人體水液代謝之動態平衡。所謂上焦如霧，水穀精微津液得以布散周身；中焦如漚，腐熟水穀以化生精微；下焦如瀆，行氣化而分清泌濁。若濕熱阻滯於三焦，則勢必影響氣機之運行，以致三焦不暢，氣機不通，氣化不行。上焦心肺所居之地，本為清曠之區，反為濕熱濁邪盤踞，肺失清肅，精微不布，清陽不升，在上清竅不利，為耳聾，為目昧，為鼻塞不聞香臭，為口淡不知谷味，為表情淡漠如無欲狀，甚則心神被蒙，神識昏糊錯亂，昏不知人；中焦脾胃為濕熱濁邪所困，升降之樞機受制，當升者不升，當降者不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氣機升降失司，則嘔惡吐利痞悶脹滿疼痛諸證生焉；下焦濕熱阻滯則氣化不行，清濁不分，二便失常，為腫，為脹，為滿，為痛，或小便澀滯，大便泄瀉，或二便閉塞，水濕濁毒不得排泄，蓄積成毒，濕濁上逆，為關格嘔逆，甚則神昏如蒙矣。凡此種種，皆是濕濁蘊熱之為害，總其病機，不外濕邪阻滯，氣機不利，三焦失暢，濕鬱則熱生，熱蒸則濕動，濕不去則熱難清。故治濕熱病必祛濕，祛濕之法必先調暢氣機，調氣之法必先宣肺。肺主一身之氣，其位最高，為水之上源，有通調水道之功。肺氣得宣則下通水道，旁徹皮毛，三焦暢通，腠理開達，一身之氣布，一身之濕亦化。發熱可除，水腫可消，二便可調，神迷可清。宣肺利濕有提壺揭蓋之效，源清流暢之功，凡治濕者，不可不知也。三焦之濕側重雖各有不同，然其治療之法調氣則其要一。上焦之濕蔽者，宣肺疏衛濕即去；中焦濕阻者，辛香行氣濕自開；下焦濕鬱者，化氣利濕，以風散之濕可消。趙氏此論，既得汪逢春先生之真傳，又經趙氏６０年臨床之靈悟，可謂治濕之法雖多，而一言以蔽之，曰：宣暢氣機而已矣。

（九）論“火熱可清，火鬱當發”溫熱病以火熱為主，治宜清法為正治，此人皆知之。經言“熱者寒之”，又云“治熱以寒”，皆是寒涼以治火熱。故曰“火熱可清”。又有“火鬱”一證為臨床所常見，其病機與證候與單純的火熱證不同，治療也不可單用寒涼清之，而當治以宣透之法，發越其鬱結之熱邪，故曰“火鬱當發”。鑑於臨床上常常出現不識火鬱證而致誤治的情況，趙氏著重闡發“火鬱當發”的道理，對於溫熱病的辨治極有指導意義。

火鬱和火熱不同，也可以說是溫病中兩個不同的階段。火鬱證失治可以發展為火熱證；火熱證誤治可以轉化為火鬱證。二者在病機上的不同點在於，單純的火熱證為無形之熱邪，其性發揚於外，故可一望而知，臨床表現為高熱，口渴，心煩，大汗出，便秘，溲赤，脈象洪大且數，舌紅苔黃且乾等。因其無形之邪熱充斥表里內外，並無其他有形之邪的阻礙，故可寒涼直折，清泄而愈。火鬱證的病機關鍵在於無形之邪熱被有形之邪所阻閉而蘊鬱於內，不得發越，甚至火熱之邪與有形之他邪如濕濁、痰飲、宿食、瘀血等膠結難分，愈鬱愈熱。又有一種火鬱證的產生，是當火熱熾盛之時過用寒涼，寒則澀而不流，閉塞氣機，致火熱內閉而失外洩之機。經言“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僅以病甚須用反治法從治，譬如火熱極盛之時，不可驟用寒涼正治，須佐宣散之品，因勢利導，宣透熱邪外洩。若驟用大劑寒涼，則勢必閉遏熱邪於內，不得外洩，而成火鬱證。

火鬱證的表現也為發熱不退。此外又有一些特殊徵象可供鑑別。

從脈像看，多見沉澀，或沉細滑數，若濕重可見沉濡，火熱為寒涼或濕邪閉鬱於內，不能發揚於外，故脈必沉取方得，沉則為鬱，澀則氣滯，脈愈沉，鬱閉愈重，此為火鬱證的重要依據。

從舌像看，舌質紅赤而舌苔厚膩，上罩浮滑，甚至伸舌則水滑有如欲滴狀。火熱蘊鬱於內第二卷７１則舌必紅赤，寒濕閉阻氣機則舌苔厚膩水滑。常見於火熱證過服寒涼，或暴飲冷物，或平素濕飲太重，火熱難以透洩外達。

火鬱證的見證不一，其最有診斷意義的有三。其一，心煩躁急特甚。因火熱閉鬱於內，不得外洩，故發為躁煩，心中憤憤然，若無可奈何狀，陣陣煩急，夜寐夢多。其二，四肢厥逆明顯。

火鬱於內，氣機閉阻，陽氣不達於四末，故常見四肢逆冷，甚則過肘過膝，狀若陰證，實為熱厥，所謂熱深者厥亦深，熱微者厥亦微，火鬱愈重，厥逆愈深。其三，面色晦暗滯濁，色調不勻。火熱被寒涼所折而內鬱，寒則澀而不流，氣血凝滯，陽氣不達於面，故色必晦暗滯濁，濃淡不勻，或泛青灰色。

以上脈沉、舌紅苔滑、躁煩、厥逆、面晦等徵像是火鬱證的主要特性。再察其病史，有過服寒涼或暴飲冷者，其必為火鬱無疑。治之切勿重蹈覆轍，再投寒涼。而應宗《內經》“火鬱發之”之旨，用宣陽解鬱疏散之法，先開其寒濕之閉鬱，宣暢氣機，疏通三焦，則腠理開，營衛和，自然汗出而解。火鬱當發，非謂發汗，乃宣陽疏解，透熱外洩。故曰“火熱可清，火鬱當發”，明此二者，為辨治火熱為病的第一吃緊功夫。

（十）論伏氣溫病有發於髓溫病依其發病類型可分為新感溫病和伏氣溫病。新感溫病溫邪從口鼻吸受而來，感而即發，初起以肺衛見症為主，病變的發展基本上依據衛氣營血的次第傳變，由淺入深。伏氣溫病先感受邪氣，未即時發病，邪氣久伏於體內，適時而發，發則以內熱熾盛為主要特徵，初起便有營血見症，若治之得法，營血伏熱可轉出氣分而解。此為傳統看法，古人論之甚詳，人所共知也。又有一種病發於髓，亦屬伏氣溫病的範圍，乃趙氏之創見，尚未見於文獻報導。趙氏認為有些病根深沉，或因邪毒深伏，或因毒物損傷，或因先天禀受，當其未發之時，或與常人無異，而一旦發病則病勢重篤，或反復發熱，或大片瘀斑，

或多種出血，或重度貧血，或迅即消瘦衰弱，其症雖多營血見症，然不可單以營血證視之。因其多根源於骨髓造血系統受損，造血功能障礙或異常，並常伴有免疫力低下，故又常見繼發性感染。如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系統性紅斑狼瘡，過敏性或原發性血小板減少，原因不明的全血細胞減少，某些放射病，化學物質中毒或其他原因導致的骨髓損傷或骨髓功能抑制等。這類疾病常可表現出貧血虛損衰弱的證候，但究其病本仍屬毒在骨髓，治療切不可因其狀若“虛”而妄投補劑。只可清營涼血化瘀祛毒為主，因其邪毒久蘊，陰血必傷，故可酌情養血育陰。如此則可保其長期穩定，以其步步為營，穩中求進，切不可希圖速效而蠻補浪攻。雖其證候繁複，不可一概而論，但總以涼血化瘀為基本治則，務以調整恢復其臟腑功能為基本目標，俟其功能複常則諸症自消矣。主張“自力更生”，而不依賴“外援”，這是趙氏的一貫觀點。如對重度貧血病人，也不輕易主張輸血，而是用藥調理，使其造血功能好轉，體內自己生出血來。

趙氏這一伏氣溫病有發於髓的觀點是對葉天士衛氣營血理論的一個補充和發展。對於辨治類似血癌、艾滋病這樣的疑難病有其指導意義。

第二卷７２二、內科新說（一）從營血辨治雜病說中醫學的臨床辨證體係有三，傷寒六經辨證、溫病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內科臟腑辨證，三者各成體系，皆是古人長期臨床經驗總結並上升為理論的結晶，指導臨床，使人有臨證成法可依，其功莫大焉。然而，當今面臨現代醫學眾多的疑難病證的挑戰，如何提高中醫辨證識病的水平已成為提高臨床療效的關鍵，原有的三大辨證體系已不敷應用，若再各自為陣則無發展可言。惟有擴大思路，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提高中醫辨治疑難病證的水平。趙氏從長期的臨床實踐中體會到，溫病的衛氣營血辨證同樣適用於一些內科疑難雜病的辨治，在堅持臟腑辨證的基礎上從營血辨治更能把握住疾病的本質。這一觀點的理論依據是，人身不過氣血，任何疾病，無論其在何臟腑，都無一例外地影響到氣血發生改變。而就氣血二者的關係看，互相為用，至為密切，氣病日久，必傳至血分受病，在溫病是這樣，在內科雜病，乃至婦、兒、皮、外、五官諸科無一例外，故前賢雲“初病在經在氣，久病入絡入血。”況疑難病，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復發作，遷延日久，血分未有不受病者。趙氏根據這一理論，對一些現代醫學的疑難病證從營血受病的角度分析其病機，把握其本質，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觀點。例如，慢性腎小球腎炎，腎病綜合徵，紫癜腎，慢性腎功能不全，尿毒症，慢性肝炎，肝硬化，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過敏性紫癜，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系統性紅斑狼瘡，病毒性心肌炎，白塞氏綜合徵，乾燥綜合徵，子宮肌瘤，牛皮癬等現代醫學的難治之病，雖然涉及到不同的髒腑和系統，但其共同的病理機制是血分受病，大多具有熱在營血的臨床特徵，如脈象沉數或滑數有力，舌質紅赤，起刺，心煩急躁，夜寐夢多等。再從現代醫學診斷角度看，凡血尿常規或其他生化檢驗指標的異常也應作為營血受病的重要依據。如慢性腎病在尿中出現蛋白質、紅白細胞和管型，腎功能衰竭病人的血肌酐和血中尿素氮的增高，再生障礙性貧血者全血細胞減少，白血病患者骨髓象和周圍血像的異常等更是營血受病的確證。一些疾病以症積腫塊為主要表現者，如肝病的肝脾腫大與硬化，子宮肌瘤，各種息肉以及癌腫等更說明血分瘀滯較重。還有表現為皮膚或粘膜損害的疾病，紫癜、紅斑或潰瘍的出現，也是血分鬱熱的外露之象。上述疾病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病程長，久治不愈，反復發作，也是血分受病的一種表現。若論其營血受病的性質，則以熱瘀為主，無論其病始之因為風、寒、濕、暑、痰、瘀、食、毒，入營血後即與血結，鬱而化熱，致脈絡瘀阻。故熱鬱營血，絡脈瘀阻即可概括上屬疾病的基本病理。治療當以清營涼血化瘀通絡為基本原則。臨床上常可見到有人把慢性腎病的腰痛水腫當作腎虛治，白血病、再障的貧血乏力當作脾虛血虧；把心肌炎的心悸氣短當作心氣虛，這種以髒腑虛損立論的辨證方法是機械地搬用臟腑辨證所致，只看到表面現象，未能細緻地分析疾病的本質。

從營血辨治現代醫學的一些疑難病是趙氏的一個創見，接受這一觀點須要有打破傳統觀點的勇氣。但這一觀點與臟腑辨證並無矛盾，而且是對臟腑辨證的補充和發展，對於用中醫理論辨析現代疑難病的本質開闢了一條新途徑。

（二）髓病說髓為奇恆之腑之一，有骨髓，有脊髓，有腦髓，三者相貫連屬，皆精氣所化生，其滿溢，又與水第二卷７３谷營養相關。《靈樞·決氣篇》雲：“谷入氣滿，淖澤注入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關於髓之為病，有虛實兩個方面。虛者人所共知，如經云“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酸，耳數鳴”，“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妄臥”。此類病證由精虛髓不能充盈，表現為虛弱症狀，當治以填精補腎方法，為臨床所常用。又有髓病之屬熱屬實者，病發輒暴死，人多忽之。《靈樞·熱病》雲“熱在髓，死，不可治”。又云“髓熱者死”。可見，古人已經認識到熱毒入於骨髓者病必危重，難以救療。證之今日臨床，病發於髓而屬實屬熱者為數不少。現代醫學中造血系統功能障礙的一些疾病如各型急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等，其在病理上的共同特徵都是造血機能異常，作骨穿塗片檢查，可以現髓象異常，因此，這類疾病都可歸入髓病範疇。過去對這類疾病的認識，總是局限於其虛弱的證候表現，如顯著的貧血貌，反复的出血傾向和其他的虛弱症狀，因而認為這類疾病多屬氣血雙虧，脾腎兩虛等，治療以溫補為主，而收效甚微，大多數情況是越治越重。趙氏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並結合理論分析，指出類似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等疾病應屬“髓病”，熱毒深入骨髓所致，其熱毒的來源，既可能是後天感染，也可能是與生俱來。潛伏體內，待時而發，應以伏氣溫病視之，其症狀與溫病營血證相似，如發斑，出血，發熱煩急，夢多，舌絳，脈數等。其病根較之溫病營血證更深一層，是熱在骨髓。治療當以涼血育陰為主，參以透熱外出，將髓中之熱毒漸漸透出，則可望血像、髓像日益改善，病情日趨緩解穩定。雖未必能徹底根治，但可以確保長期穩定，減少復發，降低死亡率。較之先前治療本病率用溫補而致險象環生者，已有了長足的進步。臨床證明，趙氏這種理論和經驗確實行之有效。說明髓熱病說確有其指導價值，尤其是對造血系統疑難病的辨治開闢了一條新路。

（三）慢性腎病新說慢性腎炎、腎病綜合徵、慢性腎功能衰竭等慢性腎系疾病是世界上公認的難治之病。目前，中西醫學對這類疾病都缺乏特效的根治辦法。趙氏通過６０年的臨床實踐體會到用傳統的方法治療慢性腎病之所以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在於對慢性腎病病機的傳統認識從根本上來說是不正確的。因此，有必要對慢性腎病的病因病機進行深入探討，突破傳統觀點，提出新理論，這樣才能另闢蹊徑，提高療效。趙氏本著這一精神，經過多年探討和反复的臨床驗證，提出來一系列全新的觀點，用以指導臨床，採用中藥治療配合飲食調控和運動鍛煉的綜合療法，治療慢性腎病獲得滿意療效。其新說既不同於中醫傳統的觀點，也不同於現代醫學的傳統認識，約為四點，分述於下。

１慢性腎病非虛說慢性腎病即是腎虛，這是中醫學中長期形成的一種傳統觀點。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治療慢性腎病大多以補腎為主，六味丸八味丸是臨床常用之方。間有以本虛標實立論者，仍以扶正固本為主要治法。這種把慢性腎病看作腎虛的觀點，顯然是受了古代醫家“腎主虛”論的影響而形成的。這無疑是把中醫理論上的“腎”同現代醫學解剖學上的腎臟等同起來了，犯了一種對號入座的錯誤。古人所謂的“腎主虛”是僅限定於腎主生殖發育而言，現代醫學的腎臟則是人體的泌尿器官，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慢性腎病不是生殖系疾病，而是泌尿系疾病，其病位是解剖上的腎臟實質。因此，不能套用古代中醫學中腎主虛的理論指導探討慢性腎病的病機，而應當立足臨床進行辨析。從其臨床表現看，慢性腎病患者確實會出現一些虛弱性症狀，如面色蒼白或萎黃不澤，神疲乏力，腰酸膝軟，夜多小便等。這也是促使

人們把慢性腎病當作腎虛的原第二卷７４因之一。但虛弱症狀的出現並不等於其病的本質是虛。《內經》中“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盛者責之”之訓就是明確地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症狀的出現都可能存在著虛實兩方面的原因。古人云“大實若羸狀，至虛有盛候”，說明症狀和病的本質常常存在著不一致的情況。因此，《內經》非常強調“治病必求其本”，臨床上就須要通過對症狀的全面辨析而求其病本。

根據脈、舌、色、症和病史對慢性腎病進行綜合辨析就可以發現：其一，從病史看，慢性腎病多由急性腎炎發展而來，病始於感受外邪而未得根治，病程中又常因感冒或感染而反復加重，可謂是舊邪未去，新邪又至，日愈久，邪愈深，是邪實之為病；其二，從症狀看，患者常見心急煩躁，夜寐夢多，便乾溲赤，皮膚瘙癢等，皆是熱盛之象；其三，從面色看，患者面色或白或黃或蒼，必兼晦暗滯濁，日愈久，病癒重，色愈濁，是血分瘀滯，絡脈不和之徵；其四，從舌像看，多見舌紅且幹，苔膩根厚，舌背絡脈紫黑，皆是熱鬱營血之徵；其五，從脈像看，腎病之脈，或濡或滑或弦或細而必數，且沉取有力，若病至尿毒症期，則其六脈更顯弦滑洪數，愈按愈盛，更屬邪蓄成毒之象。脈症如此，何言其虛哉！縱有一身乏力，腰膝酸軟，頭暈神疲，種種虛象者，參考脈之有力，苔之垢厚，可知其虛乃由邪實阻滯，經氣不通，機能失調所致，是大實若羸的表現，切不可就言其虛。再從現代醫學的角度分析，慢性腎病患者尿常規檢驗蛋白和血球持續陽性，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增高均可視為邪入營血的標誌。至於腎臟的病理變化微血管的痙攣與堵塞，微循環障礙的形成，腎實質的腫脹，發炎，破損，硬化，甚至萎縮等病變，又無不與邪入營血絡脈瘀阻相關。總之，慢性腎病的基本病機可定為邪入營血，絡脈瘀阻，其病屬實非虛，多熱多瘀，治療大忌溫補，當以涼血化瘀為基本治則，參以隨證施治，方與其病機相符，始能取得較好療效。

２慢性腎病忌食蛋白說尿蛋白持續陽性是慢性腎病的特徵之一。尤其是腎病綜合徵患者，大量蛋白從尿中丟失，尿蛋白定性檢測常為＋＋＋～＋＋＋＋，每日丟失蛋白總量可高達１０克以上。大量的蛋白丟失導致低蛋白血症，又引起高度水腫。對於這樣大量蛋白從尿中丟失，現代醫學的對策是鼓勵患者進食高蛋白飲食。因此傳統的腎病飲食原則可概括為“丟蛋白補蛋白”，並被視為治療腎病必不可少的措施。無論西醫還是中醫對此都篤信不疑，患者更是奉為救命法寶，沿用日久而不思其誤。趙氏在６０年代以前對這一觀點同樣深信不疑，照搬此法３０年，屢遭失敗，方知補蛋白的方法不惟無益，反而有害。６０年代初趙氏在醫院收治了大量的腎病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凡是採用高蛋白飲食的患者大都長期不愈，逐漸惡化，甚至不免一死，而那些攝取低蛋白飲食的患者卻往往出人意料地好轉。趙氏由此而悟出了“丟蛋白補蛋白”的方法是錯誤的，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即“丟蛋白賒蛋白”。大量的臨床實踐證明，採用限制蛋白攝入的飲食方法配合中藥辨證施治，能在較短的時間裡控制其尿蛋白的丟失，並使其逐漸恢復正常，治療效果顯著提高。從６０年代到今天，趙氏不但逐步完善了腎病患者忌食蛋白的飲食方法，而且闡明了腎病忌食蛋白的機理，低蛋白飲食有助於減輕腎臟負擔，有利於受損腎臟的修復。這就好比一把水壺，壺底破損，水漏不止，只往壺中添水，只能愈添愈漏，添得多，漏得多；唯有修復破損，才能徹底止其漏。補蛋白就好比添水的方法，忌蛋白就好比先堵其漏，孰優孰劣，不言而喻。低蛋白飲食有助於消除蛋白尿這一觀點，國際上８０年代始有所報導，並由實驗和臨床得以證實，趙氏的腎病忌食蛋白的觀點實際領先了１０餘年。

３慢性腎病宜動不宜靜說現代醫學對於慢性腎病的調養原則是靜養為主，一般要求臥床休息，嚴重者則必須絕對臥第二卷７５床，這已成為臨床慣例，從未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趙氏依據中醫基本理論並經過大量的臨床驗證，總結提出了慢性腎病宜動不宜靜的新觀點，指出

慢性腎病患者臥床靜養對腎臟的修復不利，不但無助於治療，而且有可能加速腎臟趨向萎縮；而堅持適度運動則有助於腎臟的修復，加強腎臟功能，並能有效地防止腎臟萎縮。中醫理論認為，恆動是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從宇宙天體，到人體內環境，無處不動，無時不動。古代醫家謂“動而中節”則“生生不息”，今人講“生命在於運動”，都說明了“動”是人的生命活動的基本特徵，也是人的生理的基本需要。慢性腎病的基本病機是血行瘀滯，不管是腎臟的微循環障礙，還是腎實質的硬化萎縮，在中醫看來，都是血行瘀滯，絡脈瘀阻，因此，治療慢性腎病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活血化瘀。患者的日常調養也應當以此為準則。靜則血滯，動則血暢，是一定不移之理。這就是為什麼慢性腎病宜動不宜靜的根本原因。用藥物活血化瘀只是綜合治療的一個方面，還須要患者作積極的密切配合，堅持進行主動的自我運動鍛煉，通過身體肢節的活動以促進臟腑氣血的流暢。這樣才能更加充分地發揮藥物的治療作用，清除血中瘀滯，加速邪毒的排泄，從而促進受損腎臟的修復，加強腎臟功能，有效地防止腎臟萎縮。倘若一味臥床休息，必然血瘀日甚一日，腎功日衰一日，腎臟萎縮也在所難免，縱有靈丹妙藥，也難望其向愈之時矣。臨床證明，凡能堅持運動，配合治療者，治療效果就好，反之則差。慢性腎病宜動不宜靜之說，值得重視。

４慢性腎功能損害可逆說慢性腎病一旦發展到腎功能衰竭就等於被判了死刑。現代醫學認為慢性腎功能衰竭一旦形成，就必然不可逆轉地逐漸惡化，喪失功能的腎單位不可能再恢復功能，代償腎單位的數目將不斷減少，甚至腎功能完全喪失而致死亡。這就是說，慢性腎功能損害是不可逆的。趙氏根據其臨床治驗，認為現代醫學的這一結論值得商榷。因為採用內服中藥涼血化瘀為主，配合合理的飲食調控和患者堅持自主運動鍛煉的綜合療法，對慢性腎功能衰竭患者進行治療，可使其病情保持長期穩定，不少尿毒症患者經過趙氏的治療，其生存期遠遠超出了西醫預測期。還有部分病人的腎功能得以恢復，接近或達到正常水平。山東患者王某，初診時血肌酐５ｍｇ％、尿素氮４９ｍｇ％，治療月餘，症狀緩解，遂攜方返裡治療，守方１０個月，複查肌酐、尿素氮已完全恢復正常。李某雙腎囊腫，腎功能重度受損，右腎圖呈直線，治療年餘複查，右腎圖已接近正常。

褚某右腎萎縮，Ｂ超結果：７７×３９×４１ｃｍ３，治療一年後復查，右腎８１×５３×３７ｃｍ３，主檢大夫對比前後兩次Ｂ超結果，大為驚奇，已萎縮的腎臟竟又增大，以為不可思議。以上實例說明，腎功能損害並非不可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向好的方面轉化。這一條件就是正確的綜合治療。趙氏所創立的中藥涼血化瘀，配合飲食調控和堅持運動鍛煉是治療慢性腎病的三大法寶。

治宜三者並行，缺一不可。在患者的密切配合下如法治療，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慢性腎病可以根治，慢性腎功能損害可以逆轉，趙氏的這一結論在臨床實踐中得到初步證實。

（四）痰病說在中醫學病機學說中，痰之為病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臨床治療中，痰病的證治極為重要。中醫痰病學說最具特色，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系統的理論和方法。論其生成，則痰乃津液所化，生於脾胃，隨咳咯而出者乃有形之痰，貯於肺。故有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之說。然又有無形之痰，隨氣升降，無處不到，變生諸證，為喘，為嗽，為咳，為痛，為腫，為嘔，為吐，為利，為癲，為癇，為狂，為驚，為中風昏僕，為神迷癡呆，變證百出，難以枚舉，是以又有“百第二卷７６病皆因痰作祟”和“怪病多痰”之說。至於辨痰的性質，則有寒痰、熱痰、風痰、食痰、老痰，臟腑之痰，經絡之痰，皮里膜外之痰，種種不同。至於治療，雖各隨其證而異其治，然總不離調氣機為先，健脾土、燥脾濕為本。正如朱丹溪所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趙氏論治

痰病既宗前賢諸說，又能獨出己見，將傳統的痰病學說應用於現代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令人耳目一新。趙氏認為，人體本無痰，痰乃病理產物，又是產生某些特殊病證的病因。

痰雖皆由津液所化，水濕所生，然究其由來，仍須責之於飲食不節。凡恣食厚味肥甘之人，痰必內生，年盛或未覺察，日久必然為害。故年少及青壯年患痰病者殊少，而中年以後，痰病漸多。

痰病中咯吐而出的有形之痰，人皆易辨易治，而流於體內的無形之痰，視之不見，觸而無形，易為人所忽略。若痰阻經絡之中，則為痛，為麻，為木，或如蟻行皮中，其痛遊走不定，狀若風痺，古稱釣痛，乃痰流注不定使然，其麻木則多固定不移，乃經氣為痰所阻運行不能之故。若痰滯於關節，則必致關節腫大如囊，甚則紅腫，其痛甚劇，久則關節變形，如現代醫學之類風濕性關節炎，指趾關節腫脹如梭，日久變形如鷹爪狀。此腫脹之關節腔內即痰飲盤踞之所，痰不去則腫不能消，痛不能止。故類風濕之關節腫痛，皆宜作痰治之，收效甚佳，祛痰通絡則腫可消，痛可止，並可有效地防止關節變形。若痰濁流布一身為痰核，為流注，古人論之多矣。至於現代醫學中常見的單純性肥胖，以及繼發於某些疾病，或由遺傳因素或藥物引起的肥胖症，形肥體胖，大腹便便，形態臃腫，行動遲緩，傳統中醫學中少有論述。趙氏則據脈證以其為痰濕過重，正與古人“肥人多痰多濕”之論相合。論其發病機理，則與過食肥甘，加強運動，再給予化痰除濕理氣運脾之劑，以絕生痰之源，假以時日則可收效。與上述肥胖病有關聯的一個現代病證是高脂血症，患者血液中脂類物高於正常水平，久之易罹患高血壓，動脈硬化，脂肪肝，誘發心腦血管病，為中老年人一大危險因素。如何有效地降低血脂水平，是現代醫學的一大課題。趙氏則根據這類患者多數形體壯盛，飲食過常，脈象弦滑等特點，斷其病機為痰濁阻閉，從化痰通絡入手，調氣機，暢三焦，恢復其臟腑功能，輔以控制飲食，加強鍛煉，則可有效地降低其血脂水平，並可收到一定的減肥效果。

與痰相關的是飲，古代醫學文獻常以痰飲並稱。二者皆為津液所化，而清者為飲，濁者為痰。飲與水濕同類，常以蓄積盤踞於空腔之中為其特徵，如胸腔積液，心包積液，腹腔積液，顱腔積液（腦積水），以及大關節腔積液（鶴膝風）等，皆為飲病。治支飲重證急者須攻逐水飲，如控涎丹之類。證緩則宜宣肺行氣導水，投風藥以勝水濕。趙氏嘗謂“積凹之水，風之則乾”，所謂風能勝濕也。

痰飲為病，見症不一，診斷依據，在於脈舌，其脈象弦滑，舌苔厚膩或水滑者，必有痰濁水飲。形肥體豐者多痰濕。治痰用三子養親加味，治飲宜宣肺行氣導水，在上風以勝之，在下利而逐之，在外汗而發之。開鬼門，潔淨腑，使飲邪外出有路，健脾土，燥脾濕，使痰濁不復再生，是謂治痰飲為病之大略。

（五）瘀病說人身所貴，無非氣血。氣之與血，如形影相隨，不可分也。是故氣病日久，必及於血。知之為病，雖有寒熱虛實之分，然未有不兼瘀者，是為其特點。故血瘀一說，古已有之，現代活血化瘀之研究，步步深入，已窺中醫之堂奧。趙氏於血瘀為病極有心得，故為之說以闡其要。

第二卷７７血瘀者，絡脈瘀阻不通也。其形成原因非止一端。有因於氣病者，氣為血帥，氣推血行，故氣滯則血不行而為瘀；氣虛則無力推動為瘀；氣逆亂則血不循故道而為瘀。病及於血，無論其寒熱虛實，皆可致瘀。血寒則澀而不流，凝而為瘀；血熱如熾熱煎煉為瘀；血虛則脈道枯槁涸竭為瘀；血實則壅塞不流為瘀。至於外感六淫之邪，內生痰飲水濕，無不可

與血互結而成瘀病。

故曰，凡病無不兼瘀，只在程度輕重耳。

瘀病的臨床表現繁多，歸納起來有幾種特徵證候。一曰痛久而有定處。常言道，痛則不通，不通則痛。凡人體一有不通處則必然作痛。大凡卒痛暴作多為氣機阻閉使然，久痛而不移其處者乃是血瘀之徵。如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疼在胃脘部，長年不愈，不移其處，雖有寒熱虛實之異，卻皆兼瘀，趙氏常以活血化瘀治之，每每取效甚捷。前論慢性腎病，多有腰痛，亦是血瘀絡脈不和之徵，常見有作腎虛而補之者，必致增重。又有痺證疼痛，雖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是以外邪入侵為因，然外邪入侵，客於肌體，未有不與血相搏而成瘀者，故其痛日久，攣急不伸，關節變形皆瘀阻重症，故曰“痺者閉也”，脈絡阻閉，非瘀而何？葉天士所謂“痛久入絡”即是血瘀之病。故凡久痛為瘀，治宜活血化瘀，通絡止痛。

瘀病的第二個特徵是腫塊有形可徵，固定不移。血瘀的本質是絡脈瘀阻，血液不得流通則停滯，若是與其他邪氣相結，如痰與血結，濕與血結，食與血結等。毒與血結，熱與血結，則更易形成腫物，舊稱症積有形，其特點觸之可得，推之不移。良性者如肌瘤，囊腫之類，惡性者即為癌腫。臟器的腫脹，變性，硬化也在其列。一些腫物深伏於內，或形體尚小，需借助現代儀器檢查方可探知。凡屬腫物，不管其性質部位如何，總與血瘀有關，治之當在辨證論治的前提下，於對症方中參入活血化瘀之品，自然增強療效。如趙氏治療子宮肌瘤，以活血化瘀為主，兼以他意，有痰者化其痰，氣滯者理其氣，肝鬱者疏其肝，堅持治療則瘤體日小，直至消失，可免除患者手術之苦。癌腫雖難根治，若依法治之，也可收穩定病情緩解症狀之效。

血瘀的診斷依據，除上述特徵性證候外，必須詳查舌脈。血瘀之脈像多沉澀，氣血不利之徵，或見結代，是血行受阻之象。其舌象質暗，或有瘀斑，皆是血行瘀滯之證。現代對血瘀證的研究已大有進展，其研究成果值得借鑒，諸如微循環障礙，血液粘稠度增高，凝血狀態，或瀰漫性血管內凝血，血管硬化與血栓形成等現代醫學的病理髮現，皆是中醫學血瘀證的特殊表現形式，可作瘀病論治，用活血化瘀方法。當然血瘀病證也並非單純用活血化瘀即可萬全，重要的是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與其他對症治法配合應用。如趙氏治療腦血栓後遺症，就習用王清任補陽還五湯方法，以大量黃芪補氣，配伍活血化瘀通絡之品，是益氣與活血化瘀同用，補氣以助血行。治療慢性腎病，則以清化濕熱與活血化瘀配伍使用；治療高脂血症則化痰與活血並用。

凡治瘀證，皆當倣此。

（六）鬱病說鬱病之說，古人論之甚詳，《內經》有五鬱之論，丹溪有六鬱之說。趙氏之論鬱在前人所論基礎上又有所發明。

《內經》所論五鬱“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洩之，水鬱折之”。原本特定於運氣範疇，而作為治則卻普遍地適用。對此五鬱之治作何理解，唐代王冰注又多為後人所宗，其云：“達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發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奪謂下之，令無壅礙也；洩謂滲洩之，解表利小便也；折謂制其衝逆也。”此說有對有不對，木鬱達之，非獨吐之以達，木主升發，其性條達，凡能第二卷７８遂其升發之性，解其抑鬱，令其條達者，皆可謂達之。用藥宜選禀春陽升發之氣者如柴胡、防風之類，是謂達。火鬱發之，解為汗之則否，令其疏

散則是，火鬱即陽氣之鬱，不得宣散而為病者，治宜宣陽疏散，微辛微苦，則熱達於表而散矣，不必專意發汗，反致傷津助熱。土鬱奪之，即下其有形實邪，令無壅礙於中，此說甚是，然中焦乃氣機升降之樞，欲將降之，必先升之，故不可一味降洩，仍須稍佐升發之品，則氣機調，三焦通，實邪去而功能複常矣。金鬱洩之，以解表利小便解之甚是，然何以得使表解小便利？曰宣肺調氣而已。肺主氣，其合皮毛，下通水道，唯肺氣宣布，則營衛和，腠理通，水道暢。如蘇葉、杏仁、前胡、枇杷葉之屬。水鬱折之，謂折其衝逆，此說模糊不清，令人不得要領，水鬱者，陰盛陽微，氣化不行，寒水氾濫，逆衝上泛，為腫為喘為厥逆為尿閉，治之當通陽化氣，瀉濁利水。氣化行則水道通，二便利而濁邪去。綜觀五鬱之治，雖各不同，然皆當調氣機為要。故《內經》論五鬱之治，用“然調其氣”一語概括之，是寓深意的。

能於此領悟，則五鬱之治必可得其要領矣。

元代著名醫學家朱丹溪論鬱曰：“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生諸病，多生於鬱。”認為鬱是百病的共同病機。在具體病證的辨析上又有六鬱之說，即氣鬱，血鬱，濕鬱，痰鬱，熱鬱，食鬱。並創立了越鞠丸統治諸鬱，開創了一條行氣活血，除濕化痰，消食清熱，雜合而治的路子，亦頗切近臨床實際，故為後世醫家所常用。鬱的病機，丹溪弟子戴元禮論述頗詳：“鬱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此為傳化失常，六鬱之病生矣。”說明鬱病是氣機升降失常的一種病理變化。故六鬱之中互為因果而氣鬱為先，常由氣鬱而導致其他諸鬱。氣鬱是無形的變化，功能的失調，其他諸鬱如血、痰、濕、食則均為有形之壅滯，有形之鬱又可窒息氣機，加重氣鬱，從而也加重了自身的鬱結程度。故歷來治鬱，無不以調氣機為主。趙氏認為，氣鬱的產生，有因於情志失調引起者，此為情誌之鬱，必得寬心悅志，不可徒賴藥物也。又有非情志因素引起的氣鬱，即有形之邪阻滯氣機所致者，當解除其實邪壅塞，自然氣機通暢，濕困者化其濕，痰阻者豁其痰，食滯者消其食，血瘀者化其瘀，邪去則氣自舒展矣。

六鬱之中，血鬱乃瘀證之先導，痰鬱乃痰病之前奏，治宜互參，茲不贅述。食鬱頗為多見，飲食不節則食停於中，小兒及運化不及者多見，視其所傷之物，投以消導之品，以助運化之力。

而囑其節飲食，謹口味尤不可少也。凡久病須啜藥不斷者，皆當顧其胃氣而防食鬱，預用藥於症未發之先，未渴掘井之意也。

諸鬱不解，日久必成熱鬱，又稱火鬱。熱鬱者乃陽氣內鬱不得宣散，故症見陣陣煩急，夜寐夢多，或見低熱不退。其原因多因有形之邪阻滯，氣機不暢，三焦不通，營衛不和，腠理不開，故熱蓄積於內無從宣洩，愈鬱愈熱，或因誤服涼藥及滋膩之劑，或暴飲冷物，恣食肥甘，皆可阻閉氣機，致成火鬱。治宜用宣透之品，宣陽解鬱，透邪外出，使三焦通暢，營衛調和，自可微微汗出而愈。

濕鬱之證為病最多。凡人不謹口味，恣食厚味肥甘，或暴飲冷物，皆可致濕邪中阻，蒙閉氣機。濕邪重濁粘膩，其來也漸，其去也緩，非用宣肺化氣，分消走洩之品，漸漸化之，芳香以化之，風藥以勝之，淡滲以利之，若濕鬱特重，兼寒凝之象，則非溫不開，宜暫用辛溫苦熱之品，急開其閉，閉開再轉方依法治之。凡治濕，當忌口，甜膩寒涼冷飲皆忌，否則用藥雖當，亦難取效也。

第二卷７９（七）大實若羸說大實若羸之說，古已有之。明末醫家李中梓曾詳論之，曰：“大實若羸狀，誤補益疾；至虛有盛候，反瀉含冤。”從臨床實際看，將實證作虛治而用補法者居多。故趙氏主張對大實若羸之證，須當說辨，要透過虛的現象，看到實的本質。

考世人喜補惡攻之心自古有之。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代表人物張子和以“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立論，批判了當時病家醫家無不以補為事的不良風氣，指出病家皆有喜補惡攻的心理，而醫家則懷著“與其逆其心而不見用，不若順其心而獲利也”的狹隘心理，因而濫用補法。觀當今之世，病家喜補為樂的風氣依然盛行，以滋補為旗號的營養保健品風靡於世，因誤補而致疾病加重的情況屢見不鮮。當然今日之醫生用補未必是為了“順病家之心而獲利”，更多的是醫學理論上的因循守舊，臨床經驗上的固步自封，只知虛之為虛，而不知虛之為實。故須弄懂大實若羸的道理，才不致於誤補益疾。

大實若羸是指一些本質上屬於邪實的疾病卻表現出來一些虛弱的症狀，疾病的本質和它外在的表現不一致，虛的症狀是一種假象，邪實才是它的本質。中醫所謂的虛證，主要包括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等，可概括為無形的功能不足和有形的物質缺乏。氣和陽是臟腑功能的反映，氣虛和陽虛說明臟腑功能存在障礙，除非病人已衰老到相當的程度，否則這種功能的障礙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由於邪氣侵襲人體而造成的；血和陰是人身的營養物質，來源於水穀精微，在五臟六腑的共同作用下而化生，其化生的不足可表現為血虛和陰虛，卻根源於臟腑的功能障礙，而導致臟腑功能障礙的往往是由於邪氣阻滯的結果。所以，邪實可以導致虛證的出現，大實反而表現出大虛的證候。

舉例而言，慢性腎功能衰竭病人一定伴隨出現明顯的貧血表現，這種貧血叫腎性貧血，腎功能愈低下，其貧血愈嚴重。患者表現出明顯的血虛症狀，面色蒼白無華，口唇指尖淡而無華，舌質胖大而淡，一身極度乏力，不思飲食等等，這一組證候群按照傳統的中醫辨證辨為血虛，氣虛，或氣血雙虧是無可非義的，但該病的本質是血液中的邪毒排不出去，蓄積成毒，毒愈盛，血愈虛，血虛只是現象，邪毒的蓄積才是其病的本質。這是一個大實若羸的典型例子。若只看到血虛而用補血之劑，則勢必加重邪毒而促使病情急劇惡化。

另一個例子是再生障礙性貧血。此病因骨髓造血功能障礙而表現為全血細胞減少，典型的貧血症狀，面色蒼白或萎黃，口唇色淡，頭暈心悸，倦怠乏力，舌淡等，過去一律作氣血兩虛治療而收效甚微。應當考究是什麼原因影響而引起了骨髓的造血功能障礙。趙氏認為熱鬱營血是主要的，改用清營涼血的方法而收到較好的效果。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透過現像看到本質，在上述兩個例子中，虛證的表現很典型，用傳統的辨證思路無疑會辨為虛證。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有兩點很關鍵，一是用大實若羸的理論去指導，在面對一派虛證的時候要想到它的反面，懂得邪實可以致虛；其二要合參脈症，細緻分析，尤其是脈像在關鍵時刻具有定性的作用。上述腎衰尿毒症一派虛象，惟有脈象洪滑實大，愈按愈盛，是邪實毒盛之有力證據；再障之血虛象雖著，而脈來弦細滑數且沉取有力，也是血熱之徵。有言道，症假察其脈，脈假取之沉，按到沉部脈有力為邪實，脈無力為正虛。此為要訣。

第二卷８０（八）濕病說濕為六淫之一，既可外來，又可內生。濕為陰邪，其性粘膩重濁，不易速去，最易阻塞氣機，困阻傷陽，為病纏綿難愈。其為有形，每與它邪相合致病，風、熱、寒等為無形之邪，常以濕邪為依附而與之合。風與濕合為風濕，風性善行而疏散，則濕

隨之流布一身，為痺為痿為攣為拘；熱與濕合為濕熱，濕裹熱蒸，如油入面，難解難分，甚則變生濕溫；寒與濕合為寒濕，二陰相合，寒凝濕愈滯，澀而不流，更傷陽氣。

世間濕邪為病甚多，不獨外感多有夾濕者，內傷雜病中兼濕者十之八九。清代名醫葉天士有云：“吾吳濕邪害人最廣。”觀當今之世，濕邪為病益廣，不獨昔日吳地也。卑下之地，多雨之季，固多濕邪為病，即北方乾燥久旱之處，濕病也比比皆是者何也？此內生之濕是也。多因飲食厚味肥甘太過，暴進冷飲瓜果太多，內傷脾胃，運化不及，水濕停滯，內濕生矣。故養生不可不慎於口，治病不可不知於濕也。

濕之為病，瀰漫三焦為多。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水濕運化之途。水濕之運必賴氣化之行，三焦主行氣機，濕阻則氣不利，氣滯則濕愈停。濕蔽上焦，心肺被蒙，肺不主氣布津，清陽不得上布，濕邪害於空竅，則頭重困如裹，《內經》所謂“因於濕，首如裹”是也，目視不明，耳聾不聰，口淡而不知食味，皆濁邪害清之故。心胸憋悶不舒，時欲太息，濕濁困阻胸陽也。濕困中焦，脾胃受病，嘔惡納呆，脘痞腹脹，四肢困重，一身疲乏，困倦嗜睡，皆因濕邪阻滯，氣機升降失常，肌肉經絡皆為濕邪浸漬，故顯困重滯澀之象。濕蓄下焦，腎與膀胱大小腸受病，二便不調，濕盛則濡瀉，其瀉溏而不爽，小便短澀不利，是濕阻而氣化不行，腰酸重困痛，如帶五千錢，腎為濕困，經氣不利也。他如濕蘊於肝則發黃，濕滯於經筋則為拘為痿為痛，濕溢於腠理肌肉則為浮腫，濕淫於皮膚則為癮疹皰毒。凡此種種，莫不因濕為患，至若他病之兼濕而致病情遷延反复，症狀百出無常，更卜難數矣。

濕之診斷須合參脈舌色症，症雖多變，而脈舌有一定之徵。凡濕重者，脈必濡且沉，濡者軟也，脈形大而邊緣鈍，若模糊不定象，濕邪散漫也，又可見沉細脈，濕邪阻滯脈道之故。舌苔厚膩且潤滑者為濕重，滿佈於舌色白而潤，舌質以胖大色淡者濕邪尤重。面色白或黃白，或濁或垢如油漬，皆濕濁之象。體豐形肥面白色者多濕，陽氣不運故也。口不渴，或雖渴不欲飲，為濕，又有口極渴而屬濕者，為濕阻氣機，津不上布，其舌白苔潤滿佈而粘膩，尤須詳辨。

治濕須調氣機，氣化則濕亦化。故重宣肺展氣，以暢三焦；在中宜芳香開洩，以調升降；在下宜分消走洩，以分清濁。治濕須曉通陽，濕邪困阻陽氣，陽氣不行則濕邪難化，故須通陽。通陽並非溫陽，而是化氣利小便，利小便不獨治下，更須治上，開肺氣以通水源，源清則流暢也。

更有一法，治濕者不可不知，風以勝濕，最為要訣。濕者水類也，風可干之。故當借助風藥以勝濕邪，無論上中下之濕邪，得風藥行經則濕易去。五行相勝之理不可忽視也。

（九）慢性腹瀉多非虛說慢性腹瀉，臨床甚為多見。諸如慢性腸道感染，過敏性結腸炎，腸功能紊亂，腸道易激綜合徵，單純性消化不良等均可表現為慢性腹瀉，反復發作，經久不愈。中醫治療慢性腹瀉方法甚多，理應辨證施治，視其寒熱虛實而有溫補涼瀉之異治。然而時下之醫療風氣，似乎對補法情有獨鍾，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觀點：一見慢性腹瀉長期不愈，便認定屬虛，非脾虛即腎虛，治之必第二卷８１投補劑，非補脾即補腎，方如參苓白朮散、四神丸之類，出手便用，以為萬全之策，而收效甚微，甚至愈治愈重也時有發生。本是邪實之證，反作正虛治，無異於南轅北轍，宜其治而不效也。

經言“濕盛則濡瀉”。慢性腹瀉屬濕邪為患者頗多。其證大便不調，溏而不爽，墜而欲便，便

而難淨，又有大便膠閉，膠閉者，大便數日不行，便則如膠似漆，粘滯難下。此皆濕邪滯留腸道，蘊鬱日久而化熱，為濕熱之證。雖說脾主運化，能製水濕，健脾而濕化瀉止，此說古來如此。

然而濕重之症當忌甘藥，甘味助濕也。參苓白朮乃甘緩守中之劑，病後邪去正虛，宜此調理，當濕邪瀰漫之時投以甘守之劑，不啻為虎作倀矣。況濕邪困阻脾胃，未必即是脾虛，濕邪一去，脾氣自運，不必專於健脾為事，而當以祛濕為首務也。治濕宜分化升降，風以勝之而升清陽，苦以燥之兼洩濁陰，淡以滲之而利水道。

若濕邪化熱，瀉而勢急，出黃如糜，肛門灼熱，口渴心煩，脈象滑數，舌紅苔黃且幹，是濕熱瀉而熱為甚，經言“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是也。若因其泄瀉甚急而作下利清穀用溫中方法則大謬。治宜苦寒清熱，堅陰止利方法，仲師葛根芩連湯為首選之方，每用輒效。

又有五更瀉，又名雞鳴瀉，亦稱腎瀉。古人作腎虛而製二神丸四神丸主之，沿用至今，罔效者多，亦屬辨證有誤。五更瀉者，晨起必作，勢急而迫，在時為寅，在臟屬木，肝陽萌動，方其旺時乘脾，故常腹痛即瀉，瀉後疼減。此為木土不和，治當疏調木土，可仿痛瀉要方為治。其有腹瀉不時而發，受制於情緒變化者，脈弦，形瘦，色蒼，木火體質者易患此症，治宜疏調木土，方同上。

總之，慢性腹瀉原因複雜，多由邪氣客於腸道，致大小腸分清泌濁功能失調，不可一律看作脾虛或腎虛，凡有邪者，宜先去邪，有濕者祛濕，有熱者清熱，有寒者散寒，有食者消食，邪去則瀉自止，調整功能，使復其常，即是扶正，不必專以補為補也。

（十）氣機升降說人云有生，一氣而已。人有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神明變化，無有窮盡。若分而言之，豈止萬千；若概括一言，曰氣機升降而已矣。故《內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升降出入乃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基本形式，古人立論於此，取像比類，悟出天人相應的道理，在於升降浮沉之變化。

金元四大家之一，脾胃論的倡導者李東垣曾說：“履端於始，序則不衍，升已而降，降已而升，運化萬物，實一氣耳。萬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法天地，準繩陰陽。”李氏比擬天地升降浮沉生殺之理，以脾胃為人身升降之樞機，清陽上行升浮象春夏之陽，濁陰沉降下趨象秋冬之陰，治療脾胃內傷之證，以昇陽益氣為首務，發前人之未發，直洩靈蘭之秘。

氣機升降乃五臟功能之所同，非獨脾胃為然也。肺主氣，司呼吸，一呼一吸，非升降而何？其主宣發，布散精氣於周身，是為升，其主肅降，通調水道而行水，是為降；心主血脈，推動血液濡養一身，令神明變化顯現無窮是為升，心火下降交於腎水，神氣貴乎內斂，又為降；肝主升發，條暢情志為升，其主藏血，疏泄脾土與水濕為降；腎水上濟於心，腎陽蒸騰於脾為升，腎主秘藏精氣，而又施洩有度，則為降。陰本沉降而能升，陽本升浮而能降，陰昇陽降始得水火既濟，陰平陽秘，是為常人。

以氣機升降的觀點分析病機，則凡病無問虛實寒熱，皆可歸於氣機升降失常。邪氣阻滯，氣機不利，升降失度，則病作矣。然病屬純虛者殊少，蓋虛證的產生，多是臟腑功能失調的結第二卷８２果，而非臟腑功能失調的原因。比如血虛證，面色蒼白無華，唇舌色淡，頭暈心

悸，倦怠乏力，查血色素明顯低於正常，確屬血虛無疑。若辨證滿足於此，則膚淺得很，更重要的是找出導致血虛的原因。脾不生血也好，肝不藏血也好，總之都屬臟腑功能失調，也即氣機升降失度。現代醫學證明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病變在於骨髓造血機能抑製或異常，這種功能異常在中醫看來可以看作升降失調。治療若只著眼於補血，那隻是一種治標的辦法，和西醫的輸血維持生命沒有本質的區別。重要的是恢復其造血功能，即中醫的髒腑功能。視其所在而調之，重在調其升降，復其功能，為治本之法。

氣機升降失常，當升者不能升，當降者不得降，則必鬱，鬱久則生熱，是為鬱熱，故臟腑功能失調諸證多伴有鬱熱之象。趙氏於此等症推崇清代楊栗山所製升降散，以為調整升降之良劑。

方由殭蠶、蟬衣、片薑黃、大黃四藥組成。殭蠶味辛咸而性平，有輕浮上升，昇陽清化之功，蠶以桑葉為食，又感風而殞，故能祛風泄熱，輕疏升和，兼能解毒定驚；蟬衣辛咸寒入肝經，祛風清熱，開鬱疏表，升散透疹，亦以升發為用；薑黃辛苦而性溫，行氣活血，化瘀通絡，辛能行氣疏風，苦洩溫通，為疏調氣機兼活瘀滯之品；大黃苦寒攻洩，能蕩滌腸胃，攻積導滯，推陳出新，兼入血分行瘀，是下行泄火清熱，宣鬱化瘀之良藥。四藥配伍，升降並用，寒溫互參，共奏行氣解鬱，宣上導下，通利三焦，開達氣機，活血行瘀之功，升清陽，降鬱熱，而復升降之常。臨床用治肝膽鬱熱，三焦不暢，脾胃停滯，氣機升降失常而見心急煩躁，夜寐夢多，低熱不退，月經不調，或狀若血虛陰傷諸症，莫不應手取效。治證雖多，功能其一，曰調整氣機，復其升降而已矣。

臨證特色

趙氏承家學，得師傳，在６０年臨床實踐中融諸家學術經驗於一體，形成了自己的診療風格，在診斷、辨證、治療等方面獨具特色。茲分述於下。

一、脈診特色脈診是中醫最具特色的診斷方法之一。趙氏於脈診最為重視，也最有研究。趙氏的祖上三代為皇宮御醫，精於脈診，為家傳之學。其父文魁公有《脈學》遺稿，詳論脈法之精奧。趙氏歷經６０年之臨床驗證，將其脈法整理為《文魁脈學》，公之於世。其有見解獨特，不同於世說者，約有以下幾點。

１從病機的角度分類脈象，提出診脈八綱。傳統的脈象分類方法雖各自不同，但大都失於簡略，如分為陰陽兩類，或七表、八里、九道之分。趙氏所提出的診脈八綱是以脈象所主的主要病機為依據進行分類的。其內容如下：表脈：浮。

裡脈：沉，牢。

寒脈：遲，緩，結，緊。

熱脈：數，動，疾，促。

虛脈：虛，弱，微，散，革，短，代。

第二卷８３實脈：實，長，滑。

氣脈：洪，濡。

血脈：細，弦，澀，芤。

這種脈象分類方法是以豐富的臨床診脈經驗積累為基礎的。其優越性在於有利於從脈象分析病機，脈像一明，其病機便了然於胸中。如脈洪滑且數，便知是氣分實熱證。因洪主氣病，滑為邪實，數則主熱。由此可見，診脈八綱的提出，有其一定的臨床指導意義。２提出浮、中、按、沉四部診法。傳統的診脈只講究浮、中、沉三部診法。趙氏則根據其家傳和經驗提出診脈須察浮、中、按、沉四部。輕手即得為浮部，稍加力為中部，再加力為按部，重按至骨為沈部。在溫病診斷中，浮中按沉與病變的衛氣營血分別相應；在傷寒，浮主表，即太陽病，中部主陽明少陽，按沉主三陰病；在雜病，浮中部反映功能的變化，按沉部反映實質的情況。

這一診脈方法最切臨床實用，也最為重要。中醫講究治病求本，這個本就是病的本質。怎樣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質，推求詳察沉部脈象的反映是十分重要的。一些複雜的病證，其臨床表現出來的症狀並不能真實地反映出病變的實質，這時就要求醫生在診斷時要能夠透過假象抓住本質。脈象的四部往往不同，浮中部的脈象與疾病的一般表現相一致，按沉部的脈象才真正反映了疾病的寒熱虛實。如某病人表現為倦怠乏力，診脈浮中部濡軟，是氣虛之象，但按沉部弦細滑數，則說明肝熱內鬱，外為濕邪所阻，切不可作氣虛而投補劑。趙氏認為，臨證診脈當注重按沉部，凡診脈按沉部有力者，多為邪實，不可浪補。以為要訣。

３強調詳察相兼脈象。這是趙氏診脈斷病的又一特點。臨床所見，一病一脈者殊少，絕大多數是幾種脈象相兼出現，這就增加了診脈的難處。所謂“在心易了，指下難明”，大約主要是由於復合脈象所致。按傳統脈像有２７種，診脈又須分別寸關尺和浮、中、按、沉四部。這樣組合起來，何止千百種複合脈象。幸而脈象主病有一定之規律，浮中按沉也各有所主，寸關尺則分屬五腑六腑，這就為探討複雜脈象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趙氏總結其豐富的診脈經驗，在《文魁脈學》中提出了８００餘種相兼脈象，分別分析其所主病機，擬定治法，為臨床診脈論病提供了借鑒。雖說這樣研究難度很大，非富於診脈經驗者難窺其奧妙，但畢竟為脈學研究揭示了一條路徑。況欲其繁則繁，相兼脈複合脈不可窮盡；欲其簡則簡，但求按沉以定其本。則又可謂執簡馭繁矣。

二、舌診獨見舌診包括對舌質和舌苔的觀察，是中醫診斷的重要內容。清代中葉以後，隨著溫病研究的不斷深入，舌診也逐漸發展成為中醫診斷不可缺少的方法。趙氏是當代溫病專家，對舌診有豐富的經驗，曾主持研製溫病舌診模型和彩色圖譜。在內科雜病的診斷上，也特別重視舌診，在全面繼承前人舌診經驗的基礎又有新的發展。茲將趙氏在舌診方面的獨到見解略述如下。

舌苔主要反映臟腑功能的變化，特別是胃腸和三焦功能情況。要注意分辨舌苔的厚薄，質地，潤燥和分佈情況。病苔為濁邪受胃氣熏蒸而成，主有形之邪。凡苔厚者邪重，苔薄者邪較少。若舌根苔特厚，是腸胃積滯較重，當疏利之。若苔質地緻密，附於舌面之上，揩之不去，是有根之苔，為邪實正不虛，可下之。若舌苔如大顆粒狀而厚且幹，是燥老之苔，為積熱已久，急宜下之。舌苔粘膩而色黃，必是濕熱蘊鬱，色白但膩者屬濕重。若苔膩滿佈於舌，以至邊

尖不第二卷８４見舌質者，濕邪極重，須急開其濕閉，大忌滋膩養陰或寒涼直清。但見舌苔不燥，或微見潤膩，即當考慮有濕。又有垢苔，如奶酪堆積舌上，揩之即去，去而復生，亦是濕濁上泛之象，宜芳香宣化，疏利三焦，調暢氣機。又，看舌苔也須分別層次，最上一層為罩苔，薄薄一層，如粘液狀，有此者也為濕鬱之象。凡有濕，苔必潤，甚則膩，更甚則水滑，極重則舌面如水欲滴狀，多見於濕邪重，又為寒涼冰伏所致，治宜溫化開閉。

舌質反映了臟腑實質情況，可據以判斷其病的性質，故於觀察舌質情況尤當重視。趙氏有一個獨到的觀點，就是舌質及口腔粘膜通於內臟。中醫的傳統說法，心氣通於舌，舌尖部屬心，邊緣屬肝膽，中心屬胃腑，舌根屬腎，是有一定道理的。趙氏認為舌及口腔粘膜與內臟粘膜相聯屬。故觀察舌質色澤和口腔粘膜的情況可以得知內臟的異常變化。如麻疹早期，口腔粘膜上出現費科氏斑，說明肺及胃腸粘膜同樣在發疹，故表現為嗆咳、腹瀉等。凡舌質紅者，其人內臟也必潮紅。如猩紅熱楊梅舌，色赤如朱，其內臟色亦必如是；熱毒下利者舌紅，其腸道內粘膜也發炎腫脹潮紅可知；溫病初起舌紅，咽部紅腫疼痛，推測其內肺系及消化道也當發炎紅腫矣。中醫以舌紅為營血分熱盛，意義極為廣泛，不僅於溫病有診斷意義，而且在內外婦兒各科雜病中，凡見舌紅者，皆屬營血分熱盛，並必與內臟相屬。若再結合脈症，綜合判斷，則必能提高中醫診斷的準確性。舌通於內臟粘膜之說確有高人之見。

趙氏重視察舌，又發明觀舌背一法。有些病人舌苔滿佈，邊尖微略，僅從舌的正面難以看清舌質情況，或有的舌象較為特殊，如色暗滯晦色，或隱隱瘀斑，此時當察舌背，令病人伸舌出口，舌尖抵上唇，充分暴露舌背，此時舌質情況一展無餘，或紅或絳或紫或青，與正面舌質悉同，因其無舌苔附著，察之清晰可見。尤其舌下兩條靜脈粗大紫黑者，必是血分瘀滯之徵，有特殊的診斷意義。

雖說舌質反映臟腑情況比較真實，但也不可執一而論。必須與脈證合參，綜合分析。如舌體胖大，邊有齒痕者，歷來以為正虛之徵，其實胖大舌屬濕盛者不少，不可概指為虛。又有舌質色淡，甚至蒼白無華，多見於貧血嚴重的病人，不可據此就言血虛而率投補劑，應細察導致血虛的原因。此時舌苔的情況更應注意，若舌苔垢厚或糙老，或膩濁，皆屬邪氣阻滯，功能失調，而致血虛。當先祛邪，邪去則血可自生矣。總之，舌紅必然是熱，舌淡未必是虛，此為要訣。

三、觀色舉要這裡所說觀色之色並非單純指顏色的赤白黃青黑，還應包括形體、神氣、眼目等診察內容。

《內經》雲：“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所以，察色是中醫診斷的重要內容，而審視清濁則是觀色的訣竅之一。趙氏對此最有心得。

從形體色澤審知病人的體質類型，對於辨證施治十分重要。一般來說，形體肥胖者多濕多痰多氣虛，若形肥而色白，多為痰濕或陽氣不足，若形肥而色黃垢如油蒙面，則為濕熱素盛，或為痰濕蘊熱，不可作氣虛看。形體瘦削乾枯者，陰虛火旺體質，若兼色蒼赤，為木火體質，其人性情急躁，心煩易怒，夜寐夢多，病多火化。面色平素紅赤為陽熱之體。素來唇紅如朱，甚至紫滯者，是血熱之象。了解病人的體質類型對指導用藥很有益處，但要注意形體面色的異常變化。如長期服用激素的人呈滿月臉，水牛背，面色蒼白，狀如陽虛氣虛，然而並非陽氣不足，實為陽亢熱鬱，須參合脈證方可定奪。

第二卷８５臨床診察神氣十分重要，尤其對危重病人更必不可少。經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察神氣須觀眼目。目光炯炯，必是火熱亢盛之證。目光呆滯則神氣不足。二目上吊，或直視，斜視，是中樞神經受累，動風之象。在急危重證，必須檢查瞳孔，或散大，或邊緣不整，或兩側瞳孔不等大，或對光反射減弱，甚至消失，這些現代醫學的檢查方法，必須藉助，以了解神氣的存亡。

五色主病，古已有之。如紅赤為熱，黃主濕，青主風與痛，白為氣血虛，黑主水氣與陽虛等。

都有一定道理，更須與部位聯繫起來，作為臟腑定位的一個依據。但不能單憑某一種色就判斷其病的虛實。觀色的訣竅在於察其清濁。其濁如污垢附著狀，無論何色，皆是邪氣阻滯之象，不可作虛論治。如慢性腎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大多表現出嚴重的貧血，面色蒼白或萎黃，似屬氣血大虛，然這種腎性貧血的蒼白或萎黃面色有如污垢附著，為晦濁色，究其原因，乃血中毒廢物質蓄積，不得排泄，故非純虛，而屬實邪阻滯，新血不生，不可作虛治。

又凡病多有兼鬱者，面色也有所反映。鬱有種種不同，有情誌之鬱、濕鬱、火鬱等。若情誌之鬱，其人面帶愁容，悶悶不樂，面色多晦暗，欠華潤，治在心肝脾經。若為水濕之鬱，則面白且浮，治當宣氣機，開濕鬱，風以勝之。若為火鬱，則面色蒼濁，或紅赤，若火熱為寒涼所遏而閉鬱於內者，面色暗滯，急開其閉，宗火鬱發之為治。若血分瘀滯，則面色晦暗滯濁，蓋血行不暢，不能榮於面也。

四、審症求因症即症狀，既是促使患者就醫的原因，又是醫生施治的直接目標。因此，辨析症狀是十分重要的。症狀有兩類，一類是他覺症狀，如發熱、昏迷、半身不遂等，通過醫生的物理檢查可以察知；一類是自覺症狀，如頭暈、頭痛、噁心、脘痞等，須由病人主訴而獲得。兩類症狀同樣重要。

對症狀的收集要詳盡完全，不要遺漏。從發病到現在症，一一詳明。對於前段的治療經過也應詳細了解，以便分析得失，以提供借鑒。對於所收集到的現在症狀，進行比較分析，從中抓住主要症狀，即所謂抓主症，由此而決定治療方向。如患者急性發病，身熱，頭痛，咽紅，口渴，心煩，尿黃，便乾，一系列症狀中發熱是主要的，應作為主攻方向。

但中醫治療的特點並不是見症治症，而是主張從根本上治療，即所謂治病必求於本。這就須要審症求因。審症求因就是要找出導致病證的原因。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原則，就是要用兩點論而不是一點論的觀點去分析病症，查找原因。任何一個症狀的出現都可能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原因。作為醫生必須時刻明白，任何一個症狀的出現，虛能這樣，實也能這樣，寒能這樣，熱也能這樣。如腹瀉可能是脾虛作瀉，也可能是火熱致瀉。腰痛可能是腎虛的表現，也可是濕熱阻滯經絡的結果。病人時時畏寒，可能是陽虛衛外不固，也可能是熱鬱於內，陽氣不布所致。四肢厥冷既可見於亡陽欲脫的虛寒證，又可見於熱深厥深的實熱證。古人所說“大實如羸狀，至虛有盛候”，就說明了這種疾病的表現和其本質的不一致性。現實臨床中所以常常發生誤診誤治，主要就是因為一些醫生不懂得兩分法兩點論，不能透過現像看到本質，往往用固定的觀點去看問題，把一些常見的症狀用虛或實或寒或熱的框架固定起來，如五更瀉屬腎虛，腰痛為腎虛，陽痿為命門火衰之類。如果一個醫生被這種約定俗成的觀點束縛起來，那麼他就會用一種固定的模式去診治疾病，並且還自以為只有這樣才符合傳統理論。例如用古代“腎主虛”的觀點來看待現代醫學的慢性腎病，就造成了把腎炎當做腎虛而用補腎的方法第二卷８６治療，這就完全違背了中醫辨證施治的精神。

所以，趙氏特別強調審證求因，找出病證的根本原因，抓住疾病的本質；強調用兩點論的觀點去審症辨證。對於任何一個症狀都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去進行分析。不只是看到常見的大家所公認的原因，不僅僅用傳統的辨證思路去思考分析。要學會“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維方法。

這就是《內經》所強調的“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而令調達”的辨證施治原則。也就是趙氏所主張的用兩點論去審證求因的例子。

五、重在客觀趙氏診斷疾病的特點是重視客觀依據。所謂客觀依據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中醫四診所得的脈、舌、色、症情況。二是指要參考現代醫學的各項檢查結果。

有人說，中醫診斷缺乏客觀依據。趙氏認為不然。脈、舌、色、症就是中醫診斷的客觀依據。中醫對脈、舌、色、症的診察不但有定性的標準，也有量化的內涵。不過目前還無法用儀器檢測表示出來。但在有經驗的醫生是心中有數的。如脈象的浮、沉、遲、數；舌的紅、絳、青、紫，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且，中醫診斷的最大特點是強調四診合參，即把脈、舌、色、癥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斷。趙氏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病的脈、舌、色、症的反映總是一致的。例如症見發熱，口渴，心煩，為熱盛之象，而脈數，舌紅，苔黃，色赤，也都為陽盛之徵，這樣脈、舌、色、症完全一致，可以確診為熱盛之病。這樣的診斷結果是沒有疑問的。有時候，脈、舌、色、症的表現並不完全一致，如惡寒而脈數，舌紅，發熱而脈微，舌淡，在這種情況下就須要醫生慎重辨別真偽，進行正確的取捨。中醫理論中有“舍脈從症”，“舍症從脈”之說，就是指此而言。一般來說，症狀的變化較多，容易出現假象，脈舌卻相對穩定，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機體的真實情況。面部的色澤變化是機體病變的外部反映，其意義與症相同，但又有其特殊的診斷意義。總之，症與脈比較，應以脈為主。但脈也可能出現假象，脈的假像多出現在浮中部位，沉部的脈像一定反映了病證的本質。所以症假求之脈，脈假求之沉部，再結合舌象和色澤的異常，就能把握住疾病的本質。這一觀點和方法對於分別疾病的寒熱虛實，把握治療的大方向具有指導意義。

趙氏在臨床診療中非常重視參考現代醫學的檢查結果，把現代醫學的檢查結果同中醫辨證結合起來。他認為面對現代醫學的發展和現代複雜的疾病，單用傳統的中醫診斷方法是不夠的，現代醫學的檢查結果也應當用來為中醫診治疾病服務。在診治急慢性傳染性或感染性疾病時，趙氏非常注意病人的血常規檢驗。如果發熱病人查血白細胞總數和中性增高，那就說明存在細菌感染，宜用溫病方法辨治；如果白細胞總數及中性不高，則適用傷寒方法辨治。再如，腎炎病人尿中出現蛋白和紅白細胞，是一種出血的表現，腎衰病人血肌酐和尿素氮上升，則說明邪毒蘊鬱蓄積於血分。一病人作ＣＴ發現顱縫加寬，西醫診斷為腦積水，結合脈濡舌白苔膩，形肥色白，眩暈等表現，趙氏診斷為水濕停蓄，三焦不利，投以化氣行水，疏風勝濕之劑即愈。現代醫學的高尖檢查手段在趙氏看來並非可望不可及，而是必須加以利用的。

趙氏不獨在診斷中註重參考現代醫學檢查結果，而且主張在判斷治療效果時也應當以現代醫學的檢查結果為依據。例如腎炎病人浮腫消，腰痛止不能說痊癒，必須看化驗結果，尿檢轉陰持續３個月不復發才能定為臨床治愈。糖尿病人口渴止，症狀消，不能算痊癒，必須血糖第二卷８７尿糖恢復正常才能算痊癒。這才是嚴格的科學的態度。

六、以法統方趙氏臨床診治特色之一是注重辨證立法，以法統方。不拘泥於一方一藥的運用，而是在詳辨證，明病機的基礎上，首先確立治法，法立而方藥隨之。遣藥組方隨證施治，靈

活多變，雖變而不離其法。故趙氏用藥雖無一定之方，而有一定之法。證雖有變而病機未變者，法亦不變，病雖不同，病機相同者，法亦相同。同是一病，因人而患，病機不同者，法亦不同。故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特色得以充分體現。

立法的基礎是辨證，辨證的目的在於明確病機。只有病機明，才能立法準。故趙氏強調合參脈、舌、色、症，綜合分析，以把握病機。除此之外，還要詳細詢問病史，了解以前的用藥治療情況，為辨證立法提供借鑒。如五更泄瀉日久不愈，歷用四神丸補澀不效，症見黎明即瀉，腹中絞痛，瀉勢急迫，氣味惡臭，瀉後痛減，脈象弦滑，按之有力，舌紅苔白根厚，此為肝膽鬱熱乘少陽當令之時犯脾，故令黎明作瀉，治以疏調木土方法，苦堅以洩其熱，甘緩以理脾土，升和以疏木鬱，則晨洩自止矣。

趙氏分析病機特別注重對脈象進行分析，從而抓住疾病的本質。如患者頭痛眩暈，失眠夢多，診脈弦細且數，則云：弦主肝木之鬱，細為臟陰之虧，數則內熱之徵，全是肝鬱化火，劫傷陰血，擬用養血育陰，清泄肝木方法。趙氏對於脈象與病機的內在聯繫深有研究，其於《文魁脈學》中列數複合脈象８００餘條，每條脈象均註明其所主病機，並擬定治法。如能循此研究，必能大有益於臨床也。

異病同治和同病異治是中醫臨床特色。針對病機確立治法以統方藥治療，這種模式最能反映出異病同治和同病異治的特色。例如，趙氏在治療現代醫學的泌尿系統疾病時，對於慢性腎小球腎炎，腎病綜合徵，腎小管酸中毒，紫癜腎，慢性腎功能衰竭等慢性腎病均採用涼血化瘀方法為主，兼以隨證加減，常可取得顯著療效。這類疾病根據中醫辨證，其病機同為熱鬱營血，故均宜涼血化瘀為治療的基本原則。對於並非同一系統的疾病，只要病機相同，便可採用同一治法，系統性紅斑狼瘡，病毒性心肌炎，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等，因其病機也為熱入血分，故治法不外涼血化瘀為基本。嘗見趙氏治療病毒性心肌炎用藥與腎炎方大致相同，而收效甚顯，問其故，師曰：病雖兩而病機如一，是以立法同而用藥相仿也。中醫的異病同治，神妙有如此者。

至於同病異治，因其病機不同，而立法用藥皆不同也。例如，趙氏治療陽痿，有肝鬱者疏肝而愈，濕熱成痿者用清化濕熱法而愈，命門火衰者溫陽補火而愈。是病同而治異，蓋因其病機有異故也。

趙氏的以法統方並不拘於成方成藥，而是依法遣藥組方，往往信手拈來，即成一方，析之絕無成方的痕跡，而又與立法無不吻合，其方藥又多變化。法未更，藥已變。初學者常有捉摸不定之感。殊不知趙氏深明藥性，故能以臨陣換將，而所換又恰到好處。常常見到有人治病非某藥不治。趙氏指出，此言差矣。藥用其性味，性味相同者何止千百？言病非某藥不治者，非為玄奇，即是推諉，此風不可長也，當深究藥性，以應臨證無窮之變化。

第二卷８８七、用藥輕靈趙氏臨床用藥以輕靈見長，處方藥味少，分量輕，效果好。已故著名中醫學家秦伯未先生曾譽之“平正輕靈一名醫”，可謂當之無愧。趙氏臨證特點，詳於辨證，嚴於立法，精於用藥。處方選藥必合於法，絲絲入扣，不玄虛，不獵奇，普普通通，皆合於法度，是謂平正；用藥少，用量輕，靈活多變而不拘於成方，活潑而不呆滯，一用即效，故謂之輕靈。此等風格得之師授家傳，長期熏陶磨煉而成，猶有清宮御醫遺風。

時下醫風趨向複方大劑，動輒堆砌十五六味甚至二三十味藥，似乎藥越多效果就越好。其實

不然。用藥貴在合乎病機，對症之方，藥不在多，藥多則互相牽制，反而影響療效。若病人每訴一症狀，醫生就揮筆錄上所謂的對症之藥，則必然雜亂無章，難免廣絡原野之譏矣。趙氏用藥處方一般不過七八味，很少超出十幾味者。有時處以三四味藥，甚至一二味藥即能成方取效。一友人僑居美國，愛妻產後尿閉，住院治療十餘日不見效果，花費已逾萬元美金，不得已打長途求救於趙氏。趙氏根據既往經驗，處以一味紫蘇煎湯代茶，隨意飲之。病人服後小便即通。萬元美金未能治癒的尿閉症用一味紫蘇（價值人民幣幾角錢）治好了，豈不神哉！此開源暢流法，宣上以導下，一味獨用，力專而效宏。與此相仿的一個病例是在十年動亂中，一職工突患尿閉，經中西藥治療無效，遂求治於趙氏，時趙氏在牛棚中，無權處方，即囑病人外購杏仁、防風、蘇葉三味同煎代茶，病人遵囑飲之即愈。趙氏認為用藥取效的關鍵在於恰合病機，藥中病機，雖少必效。反之，藥愈多，愈雜亂，互相掣肘，反而不效矣。趙氏曾以武術之道喻之，武術中有四兩撥千斤之法，是以輕制重，必須把握時機，方向、力量，分毫不差，方可奏效。中醫用藥治病的道理與此相仿，必須切中病機，方可獲效。

趙氏用藥的特色不但藥味少，而且用量輕，一般藥１０克已足，藥性較強的藥用１～３克，因人因病因藥而異。如黃連、龍膽草味重之品用２克已足夠，過用則傷胃氣。大黃強人可用３～６克，弱者０５克。疏風之品如荊芥、防風、白芷、獨活之類用６克，小兒尚須減半。趙氏處方用藥既少又輕，又極少用貴重藥品。藥包甚小，藥價甚低。以至於一些初診病人拿到藥後不免心生疑慮。因為他們在別處治療，藥多價貴還未見效。趙氏處藥如此之少，價格如此之低何以生效？趙氏遇此每每告訴病人，治病就好比用鑰匙開鎖，用金子打一個鑰匙未必能開開鎖，打一個特大的鑰匙也未能開開鎖，而用小鐵片打一把鑰匙，只要合於機竅，輕輕一轉，就能把鎖打開。治病用藥就好比打開鎖的鑰匙，不在藥的多少輕重和它的價格。藥中病機，一用就靈。

八、開門逐邪所謂開門逐邪，是指要給邪氣以出路，使之排出體外，這是趙氏臨床治療疾病的重要的指導思想。趙氏認為，凡疾病之產生，多由邪氣引起。不管邪氣從外部侵入，還是體內產生，總是一種有害於人體的有毒物質，故中醫統稱之邪氣，是導致人體功能失調，產生各種病症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療疾病就應當注重祛邪。凡有邪氣存留於體內，其病必不能痊癒，故應當首先考慮祛邪。古人已註意到這一問題，張從正就有“病由邪生，攻邪已病，邪去正复”之論。就祛邪和扶正二者的輕重來分，趙氏是主張祛邪為主的。因為所謂的正虛不足，無非是氣血津液的不第二卷８９足，或表現為臟腑功能的低下，氣血津液的不足責之於臟腑功能失調，其功能低下也是功能失調的一種表現，這種臟腑功能失調往往是由於邪氣的阻滯引起來的。因此，只有祛除邪氣，才能恢復臟腑功能，臟腑功能恢復正常，氣血津液自然生化無窮，則虛證自愈。所以祛邪與扶正具有辨證的統一。祛邪是手段，調整臟腑功能使之恢復正常是目的，虛證得補則是客觀效果。

邪氣既非人身所素有，祛邪就必須給邪氣以出路，讓邪氣排出體外。換句話說，就是要開放門戶，驅邪外出，所以叫開門逐邪。無論有形之邪，還是無形之邪，都不可能在體內自生自滅。必須祛之外出，才能排出體外。這就需要根據不同的病邪性質，所居部位等選擇恰當的通道。一般來說應因勢利導，就近祛邪。古人有汗吐下三法祛邪論，在上者吐而出之，在表者汗而出之，在裡者下而出之。就目前臨床所常用的方法而論，吐法因其太過峻利而很少應用。汗法和下法則比較常用。趙氏臨床所用祛邪外出的方法亦從汗下引申而來。概括而言，其祛邪方法有三種，一曰開鬼門，二曰潔淨府，三曰通谷道。開鬼門俗解為發汗，其實並非單純的發汗解表。其用治傷寒表實證可謂發汗，傷風表虛可謂解肌，在溫病初起可稱作疏衛，在溫病邪入營分名透熱轉氣，在雜病可謂宣陽解鬱。總之使營衛調和，腠理疏通，毛竅開達，

津津汗出，邪氣透出體外。尤其是在外感病症，外邪深入，高熱不退，俗醫一見高熱，便投寒涼，全不思《內經》“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的道理，但知用寒涼清熱，致寒涼凝結，閉住邪氣，逼邪陷入營分，而致神昏，繼而重用三寶，欲其涼開，殊料寒涼更甚，邪愈難出矣。此時的正確治法，當疏解為主，開其閉鬱，疏其腠理，則汗出湊湊，熱退神清矣。趙氏名此法為開天窗。謂外閉愈甚，裡熱愈熾，治之當於密室之頂暢開天窗，則裡熱一湧而出矣。開天窗法用藥宜輕，宣陽解鬱開閉是其法則。藥如淡豆豉、炒山梔、前胡、杏仁、枇杷葉之類。學者宜觸類旁通。

至於潔淨府、通谷道二法，亦為逐邪之要法。潔淨府即利小便，祛邪從小便離去，治濕邪尤重此法。古人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利小便不專在“利”字上作文章，重在通陽化氣，宣肺氣以通其源，源清則流暢矣。通谷道即利大便，保持大便的通暢。糟粕宿糞與熱相搏，為害非淺，通谷道，暢三焦，里通則表和，邪去而正复。不補之中有真補存焉，子和之論信非虛焉。

九、攻補兼施攻補兼施是臨床常用的治法。自古以來從實踐中發展了多種攻補兼施的治療方法。如攻補合方，即攻邪藥和扶正藥共同組方，是臨床最常用的一種。又有攻補分劑而投，交替施用，李士材治瘀積，先補益數日，繼以攻伐，屢攻屢補，以平為期。又有一法，於一日之中，攻補交替施用，葉天士治痰飲，朝服腎氣丸以補腎，午服茯苓飲以滌飲，用法巧妙。另有攻補分劑而同服者，葉天士醫案中治內飲用人參煎湯送下真武湯，苓桂術甘湯送下都氣丸，前者是補湯送攻丸，後者是攻湯下補丸，匠心獨具，不愧一代名醫。若暴病邪實非猛藥不除者，古有峻補劑中重用人參以固元氣而行藥力，如四磨飲之用人參，三生飲之加人參之例。若邪實正虛，病勢危殆，攻補兼施，勢在必行，如同背水一戰，黃龍湯、加減黃龍湯是其例。然其勝算不過五五之分。趙氏之用攻補兼施有與眾不同者。雖也屬攻補分劑而施，然用法巧妙。妙在準確地把握時機，攻邪扶正，各奏其功。如治一八旬老人患溫熱病後期熱退而身體羸弱，大便閉結已逾半月，脘腹脹滿，舌苔焦幹，脈象弦細，論證當用大承氣攻下燥屎，然高齡體弱，不堪峻攻，若單用承氣攻之，恐其便通之即便是氣脫之時。趙氏為疏二方，一方為大承氣，立煎即服，另方為人參粥，預煮備第二卷９０用。患者服大承氣後四時許，腹中響動，便意已至，此時急令食人參粥一大碗，然後入廁，得大下燥屎甚多，而患者神清氣爽，毫無憊色，高齡久病體弱，竟得大下而愈，實得力於攻補兼施，分劑而投，時機掌握恰到好處，真可謂早一劑不必，晚一刻不及。趙氏用此法也從其先師韓一齋處學來。趙氏嘗謂，攻補兼施之法非攻藥補藥同集一方，要在恰合病情。是以攻補分劑而投較之攻補雜合一方為優，攻邪扶正，各自奏功，無互相掣肘之弊。趙氏治療慢性腎病屬熱鬱血分，又見氣虛水濕氾濫，一身浮腫者，投涼血化瘀，疏風化濕之劑，另用生黃芪６０～８０克煎湯代茶，攻補兩不妨礙，而能相得益彰矣。總之，攻補兼施並非單純的補瀉同用，臨床宜審證制宜，靈活變通，方能盡其妙用。

十、善用風藥善用風藥是趙氏臨床用藥的最顯著的特色。所謂風藥，是指那些質輕氣清具有疏解宣透作用的藥物，如荊芥、防風、蘇葉、白芷、獨活、柴胡、升麻、葛根、牛蒡子、蔓荊子、藁本等，其藥皆具辛味，性平或溫，屬傳統的解表類藥物。趙氏擅長運用這類風藥，其應用範圍遠遠超出了解表祛邪，而有許多妙用。

用於昇陽。風藥輕清上浮，善能升發脾胃清陽之氣。凡升降失常，清陽不升，洩利腹脹納呆脘痞，必調氣機，升清陽，清陽升則洩利自止，濁陰降則月真脹自除，如葛根、防風之類為必用之品。

用於疏肝。肝喜條達而惡抑鬱。凡肝氣不舒，脅肋脹滿作痛，噯氣太息，脈沉且弦，當疏肝解鬱，宜用風藥，如柴胡、蘇葉、防風等，風藥具升發之功，能遂肝木上升條達之性，故能疏之。

用於宣陽。凡陽氣鬱而不伸者，或為低熱不退，或為心胸憋悶，必有他邪鬱遏陽氣，宜察其所在而調之，並參以風藥宣布陽氣則愈。

用於發散火鬱。火鬱者，火熱內鬱不得宣洩，其人必發熱，煩躁，甚則懍懍惡寒，四肢厥逆。

此為陽厥，火熱內鬱不達於外所致。經云“火鬱發之”。王註雲：發之即汗之，發汗令疏散也。

宜用風藥，疏其腠理，火鬱可得外洩。

用於疏衛。疏衛即疏解肺衛，令營衛和，腠理開。不獨溫病衛分證須用疏衛方法，凡病不論內傷外感，但有腠理閉鬱者，皆當先疏之，上述宣陽，發散火鬱皆有此意。推而廣之，凡病有邪者，皆宜先疏解衛分，令腠理調和，而後再視邪之所在而治之。疏衛宜用風藥。

用於透熱轉氣。溫病邪入營分，當用透熱轉氣法，使邪氣透出氣分而解。如何透熱轉氣？用風藥疏解之為重要方法。疏之則腠理開，微汗出，氣機通暢，邪氣自營分透出矣。

用於透出血分伏邪。雜病熱鬱營血，深伏不解，但用清營涼血方法難於取效，必兼用風藥宣解，使血分伏邪有外透之機。名曰清化方法，涼血為清，風藥入血透邪外出則邪自化解。趙氏治慢性腎病用涼血化瘀為主，必兼用風藥，即是此義。

用於勝濕邪。濕邪膠固難化，治之不外芳香化濕，苦溫燥濕，淡滲利濕。諸法之外，又有風以勝濕之法，為趙氏所常用。濕乃土之氣，風乃木之氣，木能勝土，風能勝濕，乃五行相勝之理，濕盛於地，唯風能乾之，亦自然之理。風藥味辛能行善散，疏調氣機，內利三焦，外通腠理，使濕邪外出有路。故凡濕熱為病，必假風藥以勝之為上策。

用於消水腫。凡水濕氾濫肌膚為腫，或水飲積於體腔為胸水腹水者，治之不可不用風藥。

第二卷９１開鬼門則水濕可去，水腫可消。《金匱》雲：“腰以上腫者當發汗。”發汗者疏通腠理之義也，非風藥而不能為之。

用於利水道。《金匱》雲：“腰以下腫者當利小便。”利小便是目的，是效果。用風藥可利之。

蓋風藥善能宣肺氣，肺為水之上源，肺氣宣則水道利，俗謂提壺揭蓋之法也。故凡小便不利者，不可忘記用風藥宣肺亦能利水也。

用治下焦之病。下焦者，肝腎膀胱大小腸屬之。凡病屬邪在下焦者，當用風藥行經以提出邪氣。東垣雲：凡下焦肝腎之病非用風藥行經不可。邪在下焦，深入陰血，其藏甚深，非用風藥不能透邪外出。故趙氏每用風藥治療肝腎之病，收效甚佳，是其例也。

用於疏調氣機。凡氣機不調為病者，常法行氣而已。趙氏則常配以風藥，風藥味辛，能行能散能通，善能通利氣機，開鬱散結，故宜配伍用之。

用於通行經絡。凡因邪氣滯經絡者，宜用風藥行經通絡。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肢體關節肌肉疼痛麻木不仁，皆是經絡阻滯不通之故，宜借風藥行散之力而通之則效。

用於利咽喉。凡咽喉紅腫疼痛，為喉痺、乳蛾之類，甚至湯水不能下嚥者，為火鬱之甚。不可專事清涼，應合風藥以消腫利咽，亦火鬱發之之義。

用於止搔癢。若皮膚搔癢，為風濕熱邪蘊蓄血分，涼血清熱之外，宜加風藥疏散，則腠理和調，其癢自止矣。

用於行藥力。凡組方之要，貴在靈動。尤其滋補之劑，最忌呆滯。若純用補藥，則少運化之力而難以取效矣。必於補劑之中，稍加風藥，則全方靈動，運化補益之方，非風藥莫屬。

趙氏運用風藥，有出神入化之妙，得心應手之效，堪稱一絕。值得研究效法。

十一、飲食調控注重飲食調控，強調飲食禁忌，是趙氏臨床上又一大特色。趙氏認為，飲食的失調往往是導致疾病發生和影響疾病轉歸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治療疾病不能單純地依賴藥物，有些疾病必須配合飲食調控才能向愈。中國古代醫學對飲食禁忌十分重視，翻開中醫古醫方書，很多方治條下明確註明應忌食的種類。至今民間習俗，在看病取方時往往加問醫生“需要忌口否？”然而今日的大多數醫生對飲食禁忌不以為然，總想單憑藥物就能創造奇蹟，結果是很多疾病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

趙氏十分重視飲食禁忌的作用，把飲食調控作為臨床治療的重要手段，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茲舉例為證。

熱病當忌肉食及多食，否則就會造成纏綿難愈或致癒後復發。這一點，早在《內經》中就已明確了。《素問·熱論》指出：“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遺，此其禁也。”趙氏一貫強調，凡熱性病，不論傷寒溫病，其在病程中或病癒初恢復期，皆當禁忌肥甘油膩，辛辣厚味食物，以免病情加重或遺後患。有患者李某，２６歲，男性，某名牌大學研究生，某年春初患感冒發熱，其父母疼愛心切，以為發燒則消耗體力，於是每日加餐，雞鴨魚肉，外加奶油蛋糕，作為任務，制令食之，致其發熱三月不退。至夏初，身裹重棉前來就診。趙氏令其即停一切營養食品，每日但食窩頭少許，菜蔬若干，棒子麵粥為主食，心里美切絲涼拌為副食。另擬方清化濕熱，疏調胃腸，消導食滯，一周熱退而愈。此例說明，飲食禁忌對於熱病的治療預後多第二卷９２麼重要，切不可等閒視之。

慢性腎病當忌食蛋白，前已論之甚詳，其理不贅述，姑以實例證之。某大學一學生張某患腎病綜合徵三年不愈，休學在家，其父母為高級西醫，深知失蛋白補蛋白之重要。規定食譜，每週三隻燉雞，連湯帶肉，食之務盡。如此三年，患者臥床不起，面色慘白，形如鬼魅，尿蛋白持續強陽性（＋＋＋＋）。初診時趙氏令其停食一切蛋白食物，其父母猶豫不決，以為蛋白丟失如此之多，再禁止攝入蛋白，豈不營養不良，後經反复考慮，決定遵醫囑一試。不料開始治療一周後，尿蛋白就開始下降，２月後完全轉陰。治療半年餘，臨床治愈。兩種飲食，兩種結果，飲食禁忌的重要性於此可見。

痛風病人當忌食動物內臟，這是現代醫學所承認的。因其體內嘌呤代謝紊亂，致血中尿酸增高，沉積於關節部位，發為痛風，堵塞腎血管，可致腎功能不全，名痛風腎，若不禁飲食，則其病難愈。

高血脂病，以及單純性肥胖等大多因飲食過度、飲食結構不合理和營養過剩，有必要控制飲食，才能收到效果。患者戴某，形體壯盛，嗜食肥甘厚味，４０歲以後血脂過高，甚為憂慮。後經醫生調治，令其素食，並加強運動鍛煉，數月後血脂恢復正常。

１９８２年，趙氏訪問新加坡時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叫“牛吃草論”。大意是說有兩種類型的人，一種屬虎，宜於吃肉，一種屬牛適合吃草，即素食為主。牛是天生的食草動物，吃的雖只是草，但拉車耕田，氣力甚大。若讓牛改吃肉，結果可想而知。人也一樣，若讓習慣於素食的人突然以肉食為主，那也一定會出問題的。當然人是雜食動物，“草”肉兼食，但總有個主次問題，中國人的體質千百年遺傳下來的是以穀物菜蔬為主，突然生活提高到以肉食為主，就有人適應不了，就會生病。所以飲食結構要合理，應根據個體情況合理安排。患病之後更應查找飲食上的原因，該忌口的一定忌口，以利治療和恢復健康。

飲食禁忌內容很多。除飲食結構的不合理應調整外，還有一些普通的常識應了解，如辛辣刺激性食物容易上火助熱，甜食易助濕生痰，冷飲易阻遏氣機，硬物則妨礙消化，油膩過多會膩胃，並易誘發膽絞痛等等。均須予以重視。要分析病機，遵守禁忌，講清道理，使患者自覺配合，才能取得預期的治療效果。無論養生治病，飲食調控都具有重要意義。

十二、運動鍛煉注重運動鍛煉，強調運動鍛煉對治療和康復的作用，把運動鍛煉作為臨床治療疾病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認真地嚴格地指導病人進行合理的運動鍛煉，這是趙氏臨床中的又一顯著特色。

人患了疾病，就要治療，就要休息，就要養病，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大多數人，無論醫護人員還是患者家屬，對休息和養病的理解並不全面。他們往往過分強調一種消極的休息和養病的方式，讓病人盡量地減少運動，甚至要求絕對臥床休息，以致形成約定俗成的慣例，得了病就得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度過。

中醫理論認為，世界是恆動的，靜止是相對的，動與靜是辨證的統一。動是占主導地位，靜是第二位的。人生在世，不能不動。適當的運動符合人的生理需要，能促進氣血的流通，增強臟腑的功能，提高人的抗病能力。對於病人來說，又能加強治療的效果，調整臟腑功能，促進機第二卷９３體的修復和康復。

趙氏以其豐富的臨床實踐證實了運動鍛煉的重要性。他把運動鍛煉作為其綜合治療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措施全面推行。甚至對於那些現代醫學特別強調臥床休息的疾病，也反其道而行之，指導病人堅持運動鍛煉配合治療，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例如，對於慢性腎病發展到腎功能衰竭，現代醫學要求絕對臥床休息。趙氏則認為，長期絕對臥床休息會導致腎臟進一步萎縮，而運動鍛煉則能有效地防止其萎縮，甚至可以使已經萎縮了的腎臟再逐漸增大。有患者紀某，女，患腎功能不全住院臥床三個月，複查雙腎各縮小１ｃｍ×１ｃｍ，後經趙氏治療半年，堅持運動不懈，雙腎又漸增大。再如冠心病心肌梗塞的病人，現代醫學更強調必須絕對臥床，否則會有生命危險。趙氏則以自身的經歷打破了這個結論。１９６０年趙氏因工作勞累過度

突發心肌梗塞，心前壁大片壞死。當時西醫建議趙氏必須臥床休息，否則後果堪憂。趙氏並未聽從這些建議，而是每日到北海公園練習登白塔，起初每次不過登三五級而已，日日練習，登塔不已，堅持三個月，終於登上了白塔之巔。心臟也因此得到了強化鍛煉，再也沒有發作過心絞痛之類。

趙氏從那時嚐到了鍛煉的好處，至今３０餘年，每日堅持鍛煉，風雨霜雪不能為阻，身體壯實倍勝昔日。１９７２年動亂之中，趙氏鬱憤交加，突然失音，經專家檢查，斷為喉癌，建議手術切除，安裝人工喉。趙氏婉言謝絕，歸來以自我鍛煉為主，兼服中藥。不數月，諸症皆失，病灶全消，又執教鞭登講壇，授業傳道矣。

至於運動鍛煉的方式以散步走路為最佳。趙氏得名師傳授太極拳、八卦掌等功法，幾十年習拳練掌不輟，總結心得體會，得出一個結論，叫作“百煉不如一走”。又曰“走為百煉之祖”。

走步是一切鍛煉方法的基礎。或快如競走，或慢如散步，輕鬆自然，遂心隨意，無需動作要領，無需呼吸配合，無需意念專注，暢氣血，利關節，和百脈，強心益肺，和脾健胃，調肝固腎，五臟和調，百骸舒暢，精神倍增，體力日健，人人行之有百益而無一弊。惟須堅持不懈，方可獲益於不知不覺之中。養生治病，皆當唯此為貴。

名案評析

一、痛瀉要方治五更洩案劉某，男，４３歲。患五更洩３年餘，服四神丸、金匱腎氣丸、附子理中丸等不效，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求治於師。其證每日清晨起床後必直奔廁所，瀉勢甚急，有刻不容緩之感，早起則早瀉，晚起則晚瀉，不起則不瀉，瀉後甚感舒適。伴見心煩急躁，夜寐夢多，脈象弦滑且數，舌紅邊赤，苔黃而乾。合參脈證，辨為肝膽鬱熱，下迫陽明，治以疏調木土之法，用痛瀉要方加減。藥用陳皮１０克、防風６克、白朮１０克、白芍１０克、葛根１０克、黃芩１０克、黃連３克、荊芥炭１０克、灶心土３０克，７劑，水煎服。初診後病人未復診。１９９４年２月患者因其他疾病前來就診，告知上藥服３劑後晨瀉即止，迄今未復發。

［評析］五更洩，又稱腎洩，按慣例常作腎虛辨治，當用四神丸之類。趙氏不循舊說，獨有第二卷９４創見，指出五更洩必發於清晨木旺之時，症見瀉下急驟，猶如暴注，《內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是也。其脈象弦數、舌質紅赤、煩急夢多，皆屬肝熱之象，故辨為肝膽鬱熱下迫陽明，選用痛瀉要方以洩木扶土，合葛根芩連湯苦堅止利。藥中病機，故能應手而效。趙氏臨床治療五更洩多用此法，效果滿意。

二、三子養親湯治療高血脂症案沈某，男，５１歲，形偉體豐，體重逾９０ｋｇ，體檢時發現血脂極高，服西藥降脂效果欠佳，於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前來就診。觀其面色潮紅，油光發亮，舌紅苔黃垢厚，脈象弦滑且數按之有力。血生化檢驗甘油三脂高達１８８５ｍｍｏｌ／Ｌ。辨為痰濕瘀阻，久之恐有中風之虞，治宜滌痰活血化瘀之法，用三子養親湯加味。藥用蘇子１０克、萊菔子１０克、白芥子６克、冬瓜子１０克、皂角子６克、赤芍１０克、丹參１０克、茜草１０克，水煎服，每日１劑。半月後復查，甘油三脂降為１２６４ｍｍｏｌ／Ｌ，患者信心大增，繼服前方加柴胡６克、川楝子６克、焦三仙各１０克。１月後復查甘油三脂降為７５６ｍｍｏｌ／Ｌ，囑其堅持控制飲食、加強鍛煉，以善其後。

［評析］高血脂症，古無此名，故中藥治療無成法可依。趙氏據其形體肥胖、脈滑苔膩，斷為痰濕瘀阻，借用治療痰喘的三子養親湯，加冬瓜子、皂角子名曰五子滌痰湯，以滌痰消膩。臨床應用可隨證加減，或配赤芍、丹參、茜草以活血化瘀，或配柴胡、黃芩、川楝子以瀉肝熱，或配焦三仙、水紅花子、大黃以疏調三焦，對於高血脂症、單純性肥胖等均有較好的治療效果。

三、升降散治療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案劉某，男，３歲。患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住某醫院用激素治療月餘無效。１９９３年３月吾師初診時，血小板數僅為３０×１０９／Ｌ，全身有散在性瘀斑，下肢較多，部分融合成片，鼻衄時作，夜寐不安，便乾溲黃，形瘦舌紅，苔黃且幹，脈象弦數。診為熱入血分，肝失藏血，治以疏調氣機、涼血化瘀法，用升降散加味。藥用蟬蛻３克、殭蠶６克、片薑黃３克、大黃１克、白茅根１０克、小薊１０克、生地榆６克、炒槐花６克、茜草６克，水煎服，每日１劑。７劑後復診，全身瘀斑顏色轉淡，未再出現新的瘀斑，鼻衄未作，化驗血小板已上升至９０×１０９／Ｌ。繼服原方７劑，諸症續減，血小板上升至１６０×１０９／Ｌ。此後繼用上方隨證加減，如見飲食積滯不消加焦三仙、水紅花子、大腹皮、檳榔，肝熱夜寐不安加柴胡、黃芩、川楝子之類。如此調治３個月，血小板維持在（１００～２６０）×１０９／Ｌ，紫癜、鼻衄等症未再出現。

［評析］血小板減少性紫癜，以皮膚瘀斑反復出現為臨床特徵，應屬中醫發斑範疇。傳統辨證有虛實兩方面原因，今趙氏據其斑色紫黑、便乾溲赤、脈數舌紅等脈證表現斷為熱入血分，然其用升降散者何也？蓋取其升降氣機之力為勝。肝主藏血，又主疏泄，氣為血帥，血隨氣行，若肝經鬱熱則疏泄失職，氣機升降失常，肝失藏血之職而為諸出血症。故欲宣瀉肝經及血分鬱熱，宜先調其氣機，氣得暢行則鬱熱宣散，血循於經則出血自止，因此用升降散加涼血化瘀之品治之。此為趙氏臨床慣用方，效果甚為滿意。

第二卷９５四、補中益氣湯治療食道裂孔疝案楊某，女，７１歲。患糖尿病１０餘年，一直由趙氏用中藥調治，病情尚屬穩定。近因胃脘部疼痛，經某醫院鋇餐拍片確診為食道裂孔疝，服藥不效，遂求治於師。１９９１年９月初診，見其面色蒼白，形肥體胖，上腹部持續性飽脹，疼痛時作，口乾不欲飲，脈象沉軟，舌淡苔白且潤。脈證合參，辨為中陽不足，氣虛下陷，治以益氣補中、昇陽舉陷法。用補中益氣湯加減：生黃芪１５克、黨參６克、白朮１０克、生熟地各２０克、柴胡６克、升麻１０克、當歸１０克、青陳皮各１０克、炒枳殼６克、防風６克。上方７劑，複診胃脘脹痛已止，復行鋇餐Ｘ線檢查：胃內壁光滑，未見龕影，擴張良好。說明食道裂孔疝已消失，轉方用益氣和胃法調理而安。

［評析］食道裂孔疝以脹痛為主，患者素患糖尿病，面白形胖、短氣、乏力，乃氣虛中陽不足之象，雖病脹痛，然舌淡脈軟，全無邪氣之徵，況其胃壁陷入食道裂孔為疝，亦因氣虛陷之也。

《內經》言“陷者升之”，此之謂也。故治以益氣補中、昇陽舉陷法而痛止疝消。中醫辨證施治，貴在求本，不必見症治症。

五、金鈴子散合失笑散治療胃脘痛案韓某，男，３４歲。素嗜菸酒，患胃及十二指腸潰瘍５年餘，疼痛經常發作，中西醫治療效果不佳，１９９２年７月求治於師。診其脈沉左弦右澀，舌紅苔黃根厚，舌背脈絡粗大紫黑。其證胃脘隱痛持續，刺痛時作，痛處不移，拒按，大便色黑，小溲黃赤。辨為痛久入絡，血分瘀滯，用活血化瘀法治之。藥用馬兜鈴１０克、延胡

索１０克、生蒲黃１０克、赤芍１０克、炒五靈脂１０克、柴胡６克、香附１０克、青陳皮各１０克、焦三仙各１０克，水煎服，７劑。複診，藥後痛止納增。依上方加減治療１個月，疼痛未再發作，遂停藥觀察，並囑其戒菸酒及刺激性食物，以防復發。

［評析］胃脘疼痛數年不愈，刺痛不移、拒按、黑便、脈沉澀，據此脈證不難辨別其為瘀血之證。然趙氏辨瘀，另有一法，即視其舌背脈絡，若紫黑粗大者必為血分瘀滯無疑。治用金鈴子散合失笑散，兩方俱為化瘀止痛之名方，合用則其效更宏，再加行氣之品，寓活血必先行氣之意。配伍精當，故投之即效。

醫論醫話

一、辨證中的兩點論辨證施治是中醫臨床的精華。而只有辨證準確，施治才能有效。怎樣才能辨證準確，值得研究。

中醫學中有不少辨證規範，如氣血辨證、臟腑辨證、八綱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等，第二卷９６都是經過長期實踐總結出來的，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然而臨床應用起來卻並非易事。臨床上常常發生以虛為實以實為虛的辨證錯誤，導致虛虛實實的錯誤施治，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同一種錯誤辨證。犯這種錯誤的人對一些病證往往有其固定不變的認識，在他們頭腦裡早已把一些病證定了性。舉例而言，一見慢性腹瀉長期不愈便以為脾虛而投參苓白朮；一見晨起泄瀉就定為腎洩腎虛而投四神丸溫之；一見陽痿便謂命門火衰而投溫補腎陽之劑；一見慢性腎炎便作腎虛治而用六味八味；一見發熱長期不退，便作氣虛發熱或陰虛發熱而補之滋之。諸如此類，帶著先入為主的觀點去診斷疾病，毫無辨證可言。

我們不否認有些病證病機有其常見多發的一面，但臨床辨證決不能只從一個角度去分析認識，更不能帶著先入為主的固有觀點去診斷疾病。要做到客觀地正確地辨證施治，明確樹立以下觀點是十分重要的：對於任何一個病證來說，虛能這樣，實也能這樣，寒能這樣，熱也能這樣。因此不能只看到一點，還要看到和它相反的一面，看到兩點或更多，這就是辨證中的兩點。

在這方面，明代醫家張介賓就很高明，他對《內經》病機十九條的分析就體現出了中醫辨證的兩點論。“諸禁鼓栗，如喪神守，皆屬於火”，既有屬於火之實者，也有屬於火之虛者。古人用四神丸治療五更瀉，只能說明五更瀉有屬腎虛的，但並非所有的五更瀉都屬腎虛。黎明之時乃厥陰將盡少陽初生，此時入廁急不可待，多屬木鬱乘土而發，剋土為患，為木土不和之象，診之脈必弦、舌必紅，是其徵也，疏肝和脾可效。又一人陽痿１０年，作腎虛治遍服溫補劑無效，視之脈濡滑數，舌紅苔黃膩垢厚，辨為濕熱壅滯經絡，治以清化濕熱而效。可見，臨床辨證以兩點論為指導，而以脈舌為憑，則病情無遁矣。

二、治病先治心論隨著現代社會和科學的發展，現代醫學已開始由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向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醫學的任務不再是單純的治病而是治人———生活在復雜社會中，心理失卻平衡的病人。這種轉變反映了現代醫學的發展趨勢，也是向著傳統中醫學體系的一種回歸現象。中醫理論體系中的天人相應、形神合一等整體觀所強調的正是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心理特徵的綜合。如內傷七情是中醫學三大病因之一，情志的失調可以致病，故有“怒傷肝、喜傷心、悲傷肺、思傷脾、恐傷腎”之說；病可因情而生，亦可以情治之，所謂“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悲傷肺，喜勝悲；思傷脾，怒勝思；

恐傷腎，思勝恐”，這種以情制情之法可謂病從心治之例。

從廣義的角度看，凡病皆宜先調其心。《內經》認為治病與治國治民一樣，當以“順”為治，所謂順，非陰陽氣血順逆之順，而是指調順其心意情緒，以利治療和康復。所以古人強調要“臨病人問其便”，這個“便”，不是讓病人隨心所欲，而是要使病人自覺地心情舒暢地遵守醫囑，配合治療。這就需要先治其心，才能令其“順”，得其“便”。《內經》特別舉例，王公貴族為病，因其驕恣淫逸，“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惟有“告之以其敗，導之以其善，尋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這樣苦口婆心，喻以利害，先治其心，後治其病。對現今臨床醫學來說，治病先治心的原則尤為重要。其內容也更加豐富。例如，幫助病人恢復和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指導患者克服麻痺大意的思想；消除病人的疑慮、緊張和恐懼心理，使其保持輕鬆、安定和樂觀的情緒；讓患者了解患病的原因和影響因素，並為其製定和解釋必需的自我調理方法；對患者自行第二卷９７採用的不當措施進行勸阻；對可能出現的藥物反應預先加以說明等等。對某些疾病如癌症，醫生有責任根據具體情況對患者保密，對其家屬則應如實地說明病情。因為在大多數人眼裡，罹患癌症無異於被判了死刑，患者會因此喪失信心，而致病情迅速惡化。故對其保密是維繫其精神支柱的一種可行之法。一旦患者得知其病情真像而精神崩潰，為醫者仍須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想方設法，鼓勵病人同病痛作鬥爭，直至戰而勝之。此依然不外治心為上的基本原則。

三、提壺揭蓋水自流憶十年動亂之初，我進了牛棚，被剝奪了診病處方的權力。一日，本院某職工找到我，說他患尿閉數日，經多方治療未效，靠導尿度日，十分痛苦，是以前來求方。醫生的天職使我不顧禁令為他口授一方：蘇葉、杏仁、枇杷葉各１０克，水煎服。囑其院外購藥，以免節外生枝。事後病人專程前來告知，藥後小便即通，花費不過兩角錢。

無獨有偶，１９９０年仲秋，一友人自美國打來長途，說他愛妻產後尿瀦留，住院治療１０餘日，花費美金已逾萬元，仍不見效。不得已而求助於祖國的中醫藥。我在電話中告訴他，可花１角錢購一味蘇葉，每日煎湯代茶頻飲。兩日後電話復來，告訴病人服藥後小便即利，痊癒出院了。

以上兩例均為急性尿閉，屬中醫癃閉證。治法頗多，我所用僅只一法，大旨宣肺而已，不利水而收利水之效，所謂提壺揭蓋水自流是也。此法古已有之，《侶山堂類辨》載張志聰治一人患水腫尿閉，醫用八正散等利水劑不效，張氏以防風、蘇葉、杏仁各等分為劑，水煎溫服取汗，小便即利，水腫全消。張氏此案與上述二例用藥雖有小異，而立法基本相同，皆以宣暢肺氣收功。

其理：肺為水之上源，主氣布津，有通調水道之功。肺氣宣布則水道通暢。譬如中國舊式水壺，蓋上有孔，若閉其孔，則壺內之水傾之不出，唯暢其孔，則水流如注。宣肺利水之理類同於此，故以“提壺揭蓋”名之。臨床遣藥當以辛味輕浮之風藥為選，如荊芥、防風、蘇葉、獨活、白芷、浮萍、杏仁、枇杷葉、前胡之屬，少量輕投，取治上焦如羽之義。此法不獨治療尿閉有效，凡泌尿系急慢性感染，尿檢異常或小便不暢，或浮腫不消，均可將此類風藥合入對症方中，必能增強利水之功。大法以風藥配方，不獨可以宣肺氣，又兼具理氣機、暢三焦、助脾運、勝濕邪、散火鬱之功效，則非“提壺揭蓋”一語所能概括的了。

四、牛吃草論１９８２年我在新加坡同當地中醫同道座談時，就飲食調養與人體健康的關係問題談了一些個人看法，並戲言為“牛吃草論”。大意是說人類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由於歷

史環境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飲食習慣，有以食肉為主的，有以食素為主的，不能簡單地以食肉量的多少來衡量一種飲食結構的優劣。這就好比動物中有肉食動物，有草食動物，虎吃肉，牛吃草，不能說虎比牛更健康。如果硬要讓牛改吃肉食，恐怕牛會絕食而死。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人的飲食結構突然發生重大改變，也會對健康產生影響。

目前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是一些人過分強調攝取肉食以增加營養，結果增加了患病的危險，病中或病後不適當地增加營養，致使疾病加重或影響了療效。根據我多年的體會，對某些疾病來說，適當減少攝入動物性食品有助於治療和康復。例如：發熱性疾病，或高熱或低熱，長第二卷９８期不退者，宜清淡飲食，素食為主，並須節食，以利退燒。熱病初癒也應以素食節食為原則。

《內經》中有熱病“食肉則復，多食則遺”之誡，值得重視。例：一患者發熱數月不退，其父母唯恐營養不足，每日強令進食大量肉魚奶蛋等，致使患者納差腹脹，苔膩垢厚，這種以食為補無異於以糧資寇。後經中藥治療，並令素食節食配合，一周後熱退而愈。

臨床上還有很多疾病食宜清淡。例如：慢性肝炎轉氨酶居高不下，清淡飲食有助於降酶；慢性腎病尿蛋白長期不消，素食節食有助於病腎的修復；急慢腎衰尿素氮升高過快，控制蛋白的攝取可使之下降；高脂血症血脂長期超標，清淡飲食有利於降脂；白血病及再生障礙性貧血的血像長期異常，清淡飲食有助於血像的改善；紅斑狼瘡、白塞氏病容易復發，採用清淡飲食有助於改善症狀，減少復發；某些惡性腫瘤患者採用清淡飲食配合治療，也可收到減輕症狀延緩生存期之效果。這類病多屬血分瘀熱，食肉多則助熱而增病，故以素食為宜，從臨床看，“牛吃草論”還確實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論單刀直入古人嘗以兵法喻醫理，謂“用藥如用兵”。兵以治亂，藥以療疾。兵欲勝敵，須統兵之將知己知彼，指揮有方；藥能癒疾，要用藥之醫明辨病機，組方合宜。必診斷明，辨證準，立法當，用藥精，而後始能期在必效。雖不必有一定之方，卻必定有合度之法。法定而後用藥有依據。單刀直入即其一法，適用於急、重、危證。

在明辨病機的前提下，選擇有效之品，組成精乾之方，投之及時，救急起危，應時而效。猶如臨陣對敵，尋其破綻，直取其要害，是以身手簡練快捷取勝。用藥療疾，與此同理，少而精，快而捷，故名單刀直入。

丹溪云：品味數少則藥力精專。如病至元氣欲脫，危在頃刻之際，若醫投十全大補，非謂不善，卻不如獨參益元固脫之效速。當此之時，藥多而效反緩，藥少則力必專。更須及時而進，方可力挽狂瀾。若因循猶豫則勢必坐失良機。

單刀直入用藥法，貴在組方精練，大忌繁雜。張仲景傷寒諸方最為典範。發汗之麻桂，攻下之承氣，回陽之四逆，無不治證專一，不雜他治。大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之義。唯其不及其餘，方能所治必效。仲景治傷寒誤表厥逆咽乾腳攣急，先用甘草乾薑湯治其厥，次用芍藥甘草湯伸其腳。若胃氣不和譫語者，更與調胃承氣湯即愈，一方治症，次序井然。若合三方為一治，其效何如？可想而知了。故單刀直入貴在把握病機，攻其一點，各個擊破，漸次而收全功。

與此相反的是包治一切的十全方，所謂有是症則用是藥，藥隨症增，一方可多至二三十味，寒熱補消，無所不備，自以為面面俱到，誰知是無制之師，烏合之眾，焉能勝敵。此古人所

諷“廣絡原野”之法也。又有治證雖然單一，卻廣集群藥，羅列成方，不知藥不中病，雖多何益，醫道中事，豈有倚多為勝之理。《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得其本而治，藥少而效宏。尿毒症噁心嘔吐，不用半夏陳皮降逆和胃，而投大黃通腑降濁，其吐立止，並非見症治症而能取效者，拔其病本也。故能辨證求本者，用藥可少而精且效矣。

張介賓雲：“施治之要，必須精一不雜，斯為至善。”單刀直入用藥法，其義如此。

第二卷９９六、論升降並用升降並用是臨床組方遣藥的常用方法，也可以說是一種用藥的技巧。

升指升藥，即具有升浮作用的藥物；降指降藥，即具有沉降作用的藥物。升降兩類不同作用趨向的藥物並用於同一方中，既升且降，相反相成，調暢氣機，開發鬱結，通上達下，升清降濁，消脹除滿，止利通便，健胃助運，種種功效，不能盡述。概而言之，升降並用的目的在於調整臟腑功能以復其常。其機理何在？蓋自天地自然至萬事萬物，其運動變化不外升降出入。

經言：“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東垣雲：“萬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像天地，準繩陰陽。”人身臟腑功能萬千，欲一言而概之，唯氣機升降而已。升降正常則臟腑各司其職，人斯無疾。

反常則為病矣。諸如肺失宣肅，脾不升清，胃失通降，肝失條達，心腎不相交濟，無非升降失常之病。又，丹溪指出：“人身諸病多生於鬱。”又云：“百病多有兼鬱者。”何謂鬱？曰：“鬱者，當升者不能升，當降者不能降，當變化者不能變化，此為傳化失常，六鬱之病見矣。”凡氣鬱、濕鬱、痰鬱、血鬱、食鬱、火鬱，諸鬱為病不同，其本於升降失常則一。鬱則病，病則鬱。是以獻可有凡病俱宜作鬱看之論，可謂一語中的。故治病宜兼治鬱，治鬱宜調升降，升降並用乃治鬱用藥之訣竅。

昔賢妙用升降之例甚多，仲景葛根芩連湯主治陽明熱利，君葛根升浮以散火鬱，合芩連苦寒以堅陰止利，可謂升降並用之祖方。補中益氣用升柴大昇陽氣，若陰火上沖較重，東垣主張加黃柏、知母苦寒瀉火，亦升降並用。治療大便不通的通幽湯、濟川煎，於通降群藥中配入一味升麻，是以升助降，古人組方之妙如此。要之，病在下應知當升，病在上須曉宜降，欲降之必先升之，欲使升之必先降之，非純升純降之用，當使升中有降，降中有升，升降並用以復臟腑之常。

臨床常用的升藥，凡味薄體輕辛散宣發之風藥皆可用之，不獨升柴也；而凡寒涼瀉火滲洩下行之品皆屬降藥，不獨硝黃也。至於具體的配伍應用又在乎臨證斟酌矣。

七、攻補兼施論攻補兼施是臨床常用治法，適用於虛實夾雜之證。虛實之義，虛者正氣虛，實者邪氣實。

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以此論之，豈非凡病皆屬正虛邪實，而治療悉當扶正攻邪耶！然證之臨床，病由邪生，邪去病已。一般內傷外感，邪實為病者恆多，故不可輕言補。而醫者臨證動輒以正虛立論，攻補之品雜合以成方，如人參與萊菔同用，四君與承氣合方，或製消以補，或製補以消，廣絡原野，以為萬全。此非攻補兼施，不過以藥製藥而已。恐其用藥互相掣肘，效驗何能預期？自古攻補兼施之法必因證施治，確係實邪非攻不除，而正氣不足

難任攻伐者始可用之。如宿食積滯於中，脾虛失於健運，張潔古制枳朮丸，寓消於補，是攻補同用之例。又有攻補分投、交替應用者，如李士材治瘀積，先補益數日，繼用攻伐，屢補屢攻，以平為期。而葉天士治痰飲，朝服腎氣丸以補腎，午服茯苓飲以滌飲，則是一日之中，攻補異治。又有攻補分劑而同服之法，如葉氏醫案中治內飲用人參煎湯送下真武丸、苓桂術甘湯送下都氣丸之類。若暴病邪實非猛藥不除者，必於峻攻劑中重用人參以顧護元氣而行藥力，如四磨飲中之用人參，薛立齋於三生飲中重加人參即是。若熱病應下失下，邪實正虛，病勢危急，則攻補兼施勢在必行，陶氏黃第二卷１００龍湯，吳鞠通加減黃龍湯是其例。要之，攻補兼施之運用，貴在切合病情。憶早年隨先師韓一齋先生診治一年過七旬之老婦人患傷寒後期大便不通二十餘日，脘腹脹滿舌苔焦黑，身體羸疲，不堪峻攻。論證當用大承氣，然慮其便通即脫。韓師胸有成竹，令病人先服大承氣，並備好人參湯，待其腹中響動欲便，即令頓服人參湯一碗，然後入廁，得大下燥糞，而神清氣爽，毫無憊色。此治妙在攻補分投，人參湯之用恰到好處，真可謂早一刻不必，晚一刻不及。此後我治一八旬老人病溫後期便閉半月，仿韓師治法，先以承氣攻其實邪，繼服人參米粥顧其胃氣，得大便暢行而愈。可見攻補兼施並非單純的補瀉同用。學者宜參古酌今舉一反三，臨床宜審證制宜，靈活變通，方能盡其妙用也。

八、藥合時宜論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中醫的理論支柱之一。《內經》所論“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揭示了人的生命和天地自然環境動態的統一性。正如金元名醫劉河間所說：“一身之氣皆隨四時五運六氣興衰而無相反矣。”生理如此，病理亦如此。診斷疾病，分析病機，要考慮時令氣候的影響。

《內經》反復強調“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謹候氣宜，無失病機”。足證“氣宜”與病機不可分割。

而“氣宜”的含義之一便是指時令、氣候的影響。在治療方面，《內經》認為，若“治不法天之紀，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並具體提出了“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用涼遠涼”的用藥原則，為後世所遵循。如張仲景治療傷寒太陽病表實證制麻黃湯主之，因組方性辛溫大熱而只適於冬月嚴寒時節服用。入春以後，天氣漸趨溫暖，即不可服，服之恐變生斑黃狂悶等證。桂枝湯治療太陽病中風表虛證，藥性雖較和緩，然仍偏於辛溫，亦得變通用之，古人每於春末至夏至前加入黃芩，夏至後於方中加入知母、石膏等，方與時令相宜。宋金元時期醫家對時令用藥尤為重視，李東垣在《脾胃論》中撰有《隨時加減用藥法》詳論之。大法遵《內經》“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之論，如春宜加風藥；夏宜加黃芩、黃柏；秋宜加桂枝；冬宜加干姜、草蔻之類。充分考慮時令氣候的影響因素，處方遣藥合乎時宜，是中醫臨床醫學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內經》提出的“毋違時，毋伐化”，“必先歲氣，毋伐天和”為從時用藥確立了基本原則。舉例而言，夏暑氣候炎熱，不可輕用桂附、烏頭等大辛大熱之品，宜酌加清涼滌暑之藥；暑熱易傷元氣，人犯之多短氣不足以息，一身乏力，宜加黃芪，可多用至３０克，或參芪並用，亦無助熱之弊；暑傷氣津，汗出喘渴，脈虛，宜加生脈散、沙參、麥冬、五味子等，以益氣生津復脈；長夏暑濕較盛，宜加佩蘭、藿香芳香清化以祛暑濕，鮮品益佳。昔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汪逢春先生於夏月喜用鮮荷葉一角包裹六一散一兩，針刺數孔入煎，以清暑利濕，用法巧妙，效果亦佳，不愧為諳於隨時用藥之高手。

以上諸法皆屬隨時用藥之例，循此鑽研，不失為發揚中醫特色，提高臨床療效之一途徑也。

九、髓病說昔扁鵲望齊侯之色而論病之淺深，謂病在腠理湯熨可治，病在血脈針石可治，病

在腸胃酒醪可治，病至骨髓則司命所屬而不可治矣。可見在上古醫學中原有髓病之說，病至髓則為至深不治之證。

考《內經》論言髓之生理病理甚多。分而言之，有骨髓，有脊髓，有腦髓。“刺骨，無傷髓”，第二卷１０１此言骨髓；“刺骨間，中髓為傴”，此言脊髓；“腦為髓之海”，此言腦髓。骨髓、脊髓、腦髓三者連相貫通，其滿溢又與水穀精氣密切相關。《靈樞·決氣》雲“谷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故合而言之，皆名髓，為奇恆之腑。髓既為人身之一腑臟，則必有常有變，其變則為髓病。

髓病亦有虛實。虛者人所共知，如《內經》所云：“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酸，耳數鳴，”“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之類，當治以填補滋腎之法。以腎為治者，腎主骨，骨藏髓，髓通於腦故也。然髓病虛者斷不致於速死。若髓病竟至不治而死者，定非虛，必屬實。而人多忽之，全不思《內經》有明訓。

《靈樞·熱病》雲：“熱在髓，死不可治。”又云：“髓熱者死。”昔齊桓侯之死，或即死於髓熱之病耶？證之今日臨床，病起於髓而屬實熱者為數不少，現代醫學造血系統的一些疾病，如各型急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等，其病理上的共同特徵為骨髓造血機能異常，作骨穿塗片，髓象異常，鑿鑿可證，其為髓病無疑。此類疾病，因其貧血貌顯著，又確有一些虛弱徵象，以致長期以來，中醫視之為虛證，多采補法治之，然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致病情加重。此理論指導之失誤，可謂失之毫釐，謬之千里。諸如白血病、再障之類，即《內經》所謂“髓熱”證，其病屬熱毒蘊邪骨髓，其邪毒與生俱來，潛伏日深，待時而發，較之溫病營血證更深一層，其表現卻與溫病營血證不無相似之處，如發斑、出血、身熱、煩急、舌絳脈數等。治療當以涼血育陰為主，參以透熱外出，將髓中熱毒漸漸透出，可望血像日益改善，病情日益緩解，雖未必徹底根治，但可確保長期穩定。較之先前之用溫補而險象環生者，自是大相徑庭。

故知髓熱證說，論之有理，治宜清化，行之有效也。

經驗方

一、宣鬱退熱湯組成：前胡６克、浙貝母１０克、杏仁１０克、枇杷葉１０克、炒山梔６克、淡豆豉１０克、荊芥６克、焦三仙各１０克、茅蘆根各１０克。

用法：每日１劑，水煎２０分鐘，２～３次分服。

適應證：發熱日久不退，屬肺氣閉鬱者。

二、宣肺止咳湯組成：蘇葉、蘇子各１０克、前胡６克、白前６克、浙貝母１０克、杏仁１０克、枇杷葉１０克、茅蘆根各１０克。

用法：每日１劑，水煎２０分鐘，２次分服。

適應證：外感風寒，咳嗽痰多，日久不愈。

第二卷１０２三、疏調木土方組成：葛根１０克、黃芩１０克、黃連３克、防風６克、白朮１０克、白芍１０克、冬瓜皮３０克、荊芥炭１０克、焦三仙各１０克。

用法：每日１劑，水煎３０分鐘，２次分服。

適應證：五更瀉、瀉勢如注、肛門灼熱。

四、五子滌痰湯組成：萊菔子１０克、白芥子６克、蘇子１０克、冬瓜子１０克、皂角子６克、丹參１０克、茜草１０克、赤芍１０克、焦三仙各１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