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破壞者和重建者

潘飛：著名學者金觀濤、劉青峰的“社會超穩定結構”學說從系統論和功能論的角度出發，闡析了中國封建社會雖不時出現動盪，週期性的王朝更迭也不足以化解由政治、經濟、文化互相耦合而成的社會結構的停滯性。古代農民起義再氣壯山河，也只能視為周期性震盪，並無傷及封建體制的筋骨，中國封建社會這個“超穩定結構”具有的免疫系統、自我修復功能，均令其展現出巨大的保守性和恆久性。當然，這種社會結構也是脆性的，即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出現偏離，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崩潰瓦解，造成貧民為了生存而紛紛起義造反。因此，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利用宗法一體化結構對系統進行負反饋調節，消除各子系統對適應態的偏離，便對社會實行了全面“強控制”，加強對人身關係的盤剝和監控。其結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國社會形態的固化和呆板，另一方面給官民關係進一步的惡化和引爆埋下了導火索。特別是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官僚和利益集團）在王朝鼎盛時期為滿足其貪欲而進一步加強對農民的盤剝，愈發會加重並激發社會結構中隱藏的矛盾，甚至導致任何試圖拯救王朝的“變革”反而會加劇社會危機，使崩潰之日提早到來。因此，作為另一種調節機制的農民起義，便要發揮著劍與火的作用，竭盡全力斬破長期束縛和壓榨他們的宗法一體化機構。

中國封建社會裡農民起義次數之多、規模之大、作用之強，都是世界史上罕見的。當然，農民起義的發生大大消除了社會結構互不適應的因素，中國封建社會得以自我修復並重新統一，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有新建設”，中國封建王朝具有“死而又育”的機制，即農民起義雖然推翻了舊王朝，可新建王朝從社會結構上來看幾乎是舊王朝的翻版，從政治理念和手段上來看，並沒有出現創新，難逃被下一代的農民所推翻的命運，也就是說，奪取勝利果實後的農民起義軍逐漸演變成了他們起初反對的那種人，從“反對黨”淪為“被反對黨”，從“終結者”到“被終結者”，這條顛撲不破的演變規律是值得深思的。

王淼：農民起義為中國古代的“超穩定社會”做出了貢獻自不待言，同時卻也使得中國的歷史進程長期陷入專制主義統治的因循輪迴與止步不前的境地。這在與“洋起義”的對比中尤其看得真切，以同時期的李自成起義與克倫威爾所領導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例，前者不過是為人作嫁，使入主中原的清朝延續了明王朝腐朽的政治體制，後者則帶領英國步入波浪式的發展軌道，成為人類社會近代化歷程中的領跑者。兩相比較，從中既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也不難找到中國近代社會日趨落後的原因。正像顧先生所一再強調的那樣，評價農民起義的歷史價值與意義，人的立場是最本真的立場，是人世間最大的立場，只有站在人的立場上，才能擯棄功利之心，以事實為依據，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準則，真正看清農民起義的豪情和壯志、殘忍與愚昧的“神”與“魔”相互交織的複雜面目。

鄭渝川：農民起義，按照已故近代史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說，是“原始的叛亂”。起義在於反抗壓迫，求得生存，這種現象密集的發佈於世界文明歷程每一段的各個區域。農民起義不是古代中國的“專利”，歐洲古羅馬時期就曾“盜賊四起”，即便到了近代，從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再到歐洲大陸的君主國（如法國）、分裂狀態的民族國家（如意大利）、龐然大物般的多民族帝國，仍然不免出現平民對壓迫的反抗，其中一些反抗演化為農民起義或大規模的市民暴動。

從古近代到現代，文明標準有了很大進步，社會運動中的暴力因子受到了空前抑制，但壓迫、反抗、殺戮的連貫邏輯卻並沒有根除，暴力的威脅陰魂不散。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有必要意識到，雖然農民起義在古代史上在全球各地都頻繁上演，但在中國這個國度，卻通常以非常劇烈的方式爆發，可以用三個“特別”來形容：起義者（叛亂者）和鎮壓者（平叛者）的廝殺特別激烈，對農業生產、城市建築和商貿發展的破壞等文明破壞後果特別嚴重，殺戮的平民在數量上特別龐大（義軍、官軍、異族軍隊都習以為常採用屠城來實施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