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破壞者和重建者？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清代戲曲作家孔尚任代表作《桃花扇》中的這段唱詞常被後人引用，樓起樓塌，要么影射見不得別人好的酸葡萄心態，要么表現將世事看透後的大徹大悟。風水輪流轉，花無百日紅，豈止是東方禪學中講究大道輪迴的深理？其實，西方人也有一個摩天大樓定律：摩天大樓建成之時，就是危機開始之日，隨時存留著倒塌的危險性和可能性。
以“樓”為喻體，大抵可以映射歷史各朝各代，社會各方各面，甚至個人各時各期盛敗興衰的發展“鐵律”，實在精妙不過。造樓，從工程學來講，須講究建材的精良，設計的妙思，修築的手藝，工程的質量……凡此諸種關鍵要素，缺一不可。一磚一瓦，皆講究用心。所謂高樓平地起，“基礎”打得是否牢靠，將決定整座樓存留的時間長短，安全牢靠與否。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國，到滿清王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被趕出故宮，中國封建社會就像一座參天大廈，風雨飄搖中，苟延殘喘了幾千年，雖然屢屢遭致內部腐化、外敵入侵等內外交困的強力破壞，屢經樓塌又樓起的輪迴，卻始終呈現出百足之蟲般的頑強生命力。
著名學者金觀濤、劉青峰的“社會超穩定結構”學說從系統論和功能論的角度出發，闡析了中國封建社會雖不時出現動盪，週期性的王朝更迭也不足以化解由政治、經濟、文化互相耦合而成的社會結構的停滯性。古代農民起義再氣壯山河，也只能視為周期性震盪，並無傷及封建體制的筋骨，中國封建社會這個“超穩定結構”具有的免疫系統、自我修復功能，均令其展現出巨大的保守性和恆久性。當然，這種社會結構也是脆性的，即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出現偏離，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崩潰瓦解，造成貧民為了生存而紛紛起義造反。因此，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利用宗法一體化結構對系統進行負反饋調節，消除各子系統對適應態的偏離，便對社會實行了全面“強控制”，加強對人身關係的盤剝和監控。其結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國社會形態的固化和呆板，另一方面給官民關係進一步的惡化和引爆埋下了導火索。特別是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官僚和利益集團）在王朝鼎盛時期為滿足其貪欲而進一步加強對農民的盤剝，愈發會加重並激發社會結構中隱藏的矛盾，甚至導致任何試圖拯救王朝的“變革”反而會加劇社會危機，使崩潰之日提早到來。因此，作為另一種調節機制的農民起義，便要發揮著劍與火的作用，竭盡全力斬破長期束縛和壓榨他們的宗法一體化機構。
中國封建社會裡農民起義次數之多、規模之大、作用之強，都是世界史上罕見的。當然，農民起義的發生大大消除了社會結構互不適應的因素，中國封建社會得以自我修復並重新統一，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有新建設”，中國封建王朝具有“死而又育”的機制，即農民起義雖然推翻了舊王朝，可新建王朝從社會結構上來看幾乎是舊王朝的翻版，從政治理念和手段上來看，並沒有出現創新，難逃被下一代的農民所推翻的命運，也就是說，奪取勝利果實後的農民起義軍逐漸演變成了他們起初反對的那種人，從“反對黨”淪為“被反對黨”，從“終結者”到“被終結者”，這條顛撲不破的演變規律是值得深思的。
按照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人民群眾才是人類歷史的創造者。當然，如果只是把“創造”二字簡單理解為從“無”到“有”的直線過程，未免會陷入偏頗和狹隘的“歷史觀”中。事實上，歷史的創造同時包括無數王朝的“傾覆”和“重構”，都由普通人來完成。舊王朝被推翻，新王朝順勢交棒接力，後朝往往就在前朝大廈垮塌的遺跡上重起爐灶，並無新鮮模樣。這就像當代中國農民，湧入北京、上海等城市後，不僅作為建設者參與到新樓的修建過程中，強拆工地上揮舞鐵鎚的人群中，也常見他們的身影。那麼，按照顧伯沖在《傾覆與重構：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大起底》中的觀點，他講究須從“人的立場”去看發起農民起義的那些“泥腿桿子”，人作為第一要素，是“歷史”這棟樓的設計者、建造者、使用者、甚至是破壞者——樓起，抑或樓塌，命運前程始終為“人”所掌控——人的情感、價值觀、智力、秉性、惡習等皆對歷史的走勢產生巨大影響。人為何熱衷於造樓，又熱心將其拆毀，圍繞這些問題的討論，便可突破所謂歷史研究宏觀和微觀視野的圈囿，另闢出以“人的立場”為基準線的文明史觀。如此，歷史仍然是個小姑娘，卻不任人打扮，而是時而玲瓏有致，時而血肉模糊，總之，是“人化”的事件的複合體。
從正面來看，任何社會制度的製定或設計，皆以“人”為管束、服務對象，從反面來看，作為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和主體，人民群眾既主導社會革命，還發起社會改革。社會革命、社會改革根源於社會基本矛盾，從本質上來說，“矛盾”就是社會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締結的以生產資料的佔有，生產成果的分配為主導的生產關係甚至社會關係出現的摩擦、對抗甚至決裂狀態。並不是自發的調節，而是這種“矛盾”積攢到一種程度後，人的集體性爆發。
就是這樣一群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造反者，哪怕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坐上權力寶座，卻是換湯不換藥，常常暴露出諸多人性的局限和弱點。不過是同一個人，鑽到了不同的戲服裡，縱然妝扮喬裝，可演著演著，仍難免露餡。從他們造反的初衷來說，除了掙脫死的威脅，其對富闊、權力、女色的嚮往，令其起義目的的純度大打折扣。起義者對於生靈的塗炭，對於文明的毀滅令人心寒……總之，人性中的種種“惡”和“野”經由戰爭的推手，被無窮放大，無論是起義領袖還是普通參與者，他們無不集體表現出狂熱、糟亂、粗暴、自私、見好就收、一哄而上如此種種劣等的社會人格，他們的加入，不僅沒有淨化政治風氣，反而使得小農意識、草根特性、賭徒性格、窩裡鬥、目光短淺等民間惡習被帶入廟堂，使得中國的官場更加渾濁、混亂。因此，他們本應作為革新者推進時代的進步，卻反而滯緩了社會進化的步伐，令早於西方700年進入封建時期的中國卻整整晚了400年才從天朝夢靨中擺脫出來。
“百姓嗷嗷苦橫徵，廟堂誰復問蒼生”。我們常常以為能創造歷史，卻不幸被歷史左右命運，受其迫害；我們常常以為能參與歷史，卻總是成為看客。歷史的更迭貌似陷入“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週期循環率，其實，起關鍵作用的終究不是天意和命運，而是一代一代的歷史參與者和見證者本身。就中國的農民起義者們來說，他們一方面以血肉之軀間歇性地斬斷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卻沒有傷筋動骨，一方面又化為黏合劑，把被他們的矛槍戳破撕碎的這具腐朽之軀重新粘接起來。無論是破壞者，還是重建者，他們總是試圖改造歷史，反過來卻最終被歷史所討伐和遺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