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版倚天屠龍史5

A Review Article on Dr. Jean-Pierre Sean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Chapter I-III)
　　劍橋倚天屠龍史前三章評論
　　　　
　　個人武林與幫派武林：宋代與元代的中國江湖
　　Taoist Copper
　　
　　1950以來，歐洲學者對宋代和元代中國邊緣社會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高度，這些研究增進了學界對10-14世紀的中國的邊緣社會的理解。而Dr. Jean-Pierre Sean的兩部專著-劍橋天龍八部史與劍橋倚天屠龍史-對宋元兩代的江湖（Jianghu）社會的全面解讀，更是江湖社會史體系化研究時代的開山之作。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兩種書將在今後的20年繼續作為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參考文獻出現。
　　筆者有幸在劍橋倚天屠龍史出版之前，閱讀此書的前三章-有關南宋直到元代的武林社會的發展狀況。中國學者對於這個時期江湖社會所發生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和事件都有過詳細的考證，但是從來沒有一部像樣的專門史討論這個時期的江湖，Dr. Sean可能是第一位系統研究南宋-元代武林社會的學者。只可惜Dr. Sean的全部研究重點是放在元代武林上的，事實上，此書對第一代五絕的全部討論還沒有元代張三豐一個人的多。
　　Dr. Sean對南宋武林秩序的討論是源於以下認識的：這是一個個人武林的時代，武術家的個人能力是整個中國版圖內武林秩序的維繫。這種私人模式既不同於北宋時期的家族(familial)-教派(sectarian)武林模式，也不同於元代的門派(school)-幫會(gang)武林社會。
　　整個南宋時期，明教的信奉者們在東南地區發動過若干次暴動，但均因未得到國內各階層的同情而很快失敗。原因很明顯：在抵抗外族入侵成為舉國共識的時代，明教的原教旨主義者仍然堅持對漢族政權的不妥協方針，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合時宜的錯誤。這一路線和波斯總教對世界形勢的教條看法有關。在阿拉伯人和十字軍在中東陷入反覆鏖戰，金國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機興起的時代，波斯總教的領導人認為古老的舊世界已經徹底腐朽，發動世界範圍的革命，迎接明王到來的時機已然成熟。在波斯總教的強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華明教教主開始了形如飛蛾撲火的暴動，最後除了憎恨和蔑視外一無所獲。播種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蒙元帝國的征服給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機。由於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對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這一宗教被允許自由傳播。元朝統治者不會想到，這個不起眼的教派將成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異族統治的中國人很快就從這一藐視世俗統治的教派中發現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從事地下活動的宗教掩飾，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開始以幾何級數增長。在南宋平定後，忽必烈開始開展對日本、越南和緬甸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賦稅和勞役的大幅增加令民眾的負擔加重，而多數負擔都落到剛剛征服的南宋地區，江南的局勢更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淪陷後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發動了一次浩大的起義，杜可用號稱「天差變現火輪明王皇帝」。由於帝國軍隊迅速果斷的圍剿，這次起義遭到了慘敗。此後，一系列小規模暴動持續威脅著中國南部的帝國統治。明教徒積極參與了1283年的黃華起義，這次起義是以恢復宋朝的統治為號召的，但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越來越少的人相信趙氏王朝還有復興的可能。
　　1287冬天開始的鍾明亮起義是這一時期最為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明教教主鍾明亮招集了十萬人的軍隊，在廣東、江西和福建的交界處建立了根據地，以汀州為中心，在周邊方圓數百里的地區展開了活躍的游擊作戰。這一起義的時間顯然是經過精心選擇的：此時的帝國政府正在全力撲滅滿洲和東突厥斯坦番王的聯合叛亂。
      Dr. Sean對南宋武林秩序的討論是源於以下認識的：這是一個個人武林的時代，武術家的個人能力是整個中國版圖內武林秩序的維繫。這
　　種私人模式既不同於北宋時期的家族(familial)-教派(sectarian)武林模式，也不同於元代的門派(school)-幫會(gang)武林社會。個人武林體系的確立，是由於好幾個格鬥天才的出現，他們憑借自己天才的格鬥技術凌駕於所有幫派或者格鬥家之上。這幾位處於權力頂層的統治者，主要依靠個人的格鬥技術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力量，掌控著整個遠東武林的大部分權力。在第一代五絕之中，有三個人（Zhe Wang, Zhixing Duan, Qi Hong）擁有對各自集團的絕對指揮權，而另外兩個人(Feng Ouyang, Yaoshi Huang)則是完全以個人的身份在江湖上活動。就目前大家所掌握的史料看來，五絕地位和他們的集團身份大體上是分離的，Zhe Wang(王喆)的地位不需要靠他遍佈中國的信徒來維持，段皇帝也沒有動用軍隊或其他特使去參與武林事務，這兩種情形從一方面可以解釋為二人所領導的集團或國家與江湖社會缺乏必要的相關性。但是Qi Hong的乞丐黑幫的情況卻令我們很迷惑，這個黑幫是當時整個東亞中最大幫派，也是這個江湖社會中最活躍的組成, 作為一個萬人大幫派的最高領袖，Qi Hong卻並不積極的統領幫派成員（gangsters)參與江湖事務，這點和其他時代的幫主(don)或大主教(pope)十分不同，從這個角度看來，Qi Hong的五絕地位也不與他的幫派地位緊密相關的。Dr.Sean所指出的這種格鬥家以完全的個人身份站立在江湖權力頂層的模式，在整個遠東的江湖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在Dr.Sean的歷史書上我們看到，這樣的秩序卻持續了三代。在金與南宋的後半期，這個模式一直保持著，這不能不令我們感到興趣盎然。
　　
　　包括Dr.Sean在內的大多數歐洲社會史研究者都認同下面這種觀點：五絕在他們的時代，大概上是五位實際的統治者(monarch)，主宰(dominate)著遠東大陸大部分國家(西域 金國 宋朝 大理國,並不包括西藏 滿洲 朝鮮和蒙古)的江湖。

      Dr. Sean對南宋武林秩序的討論是源於以下認識的：這是一個個人武林的時代，武術家的個人能力是整個中國版圖內武林秩序的維繫。這
　　　　種私人模式既不同於北宋時期的家族(familial)-教派(sectarian)武林模式，也不同於元代的門派(school)-幫會(gang)武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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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Sean認為北宋時期沒有統一的武林秩序，比如「北喬峰，南慕容」看似和南帝北丐相似，實際上大不一樣，二人之前從未見面，武功也相差很遠。更不用說逍遙派，無名老僧等神秘高手極少為人所知。Dr Sean認為北宋時期武術界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如同現代之前的世界，各大勢力之間只約略知道彼此的存在，直接交鋒很少；進入南宋以後，才建立了第一個封閉的體系，即五絕體系，這就是為什麼Sean博士將其類比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由於五絕體系本身的依賴於個人，不是穩定的超世代的存在，所以在南宋末年崩潰，由此建立了成熟的門派政治體系。這是一個一脈相承的發展過程。
以上的說法很有趣，但更接近於講故事而不是解釋問題，虛構的成分太多。可以寫一本倚天屠龍前傳，而不足以作一部虛擬歷史，我覺得一個對這類歷史性變化的好的解釋應該符合三個基本條件：
　　
　　第一，足夠簡單和直觀，不需要太多的假設。
　　第二，具有必然的趨勢而不依賴於偶然的事件，或者說深入到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第三，盡量避免虛構而依賴原文的資料，如果需要虛構則應以史料為依據。
　　
　　「劍橋倚天屠龍史」的幾個主要理論都盡量設法符合這幾點要求。比如「權力真空-大洗牌」理論，就足以解釋從神雕時代到倚天時代的巨大格局變化，而不需要說明每一個具體的勢力都是如何從神雕時代中發展演變而來的。
　　因為採取歷史著作的體例，虛構也是必要的，否則很難寫下去。但是盡量設法減低到最小程度，盡量吻合正史和原著的線索。另一些年份上的設定，如郭襄死於1310年等，具體年份其實並沒有關係，對於本文的敘事來說，需要的只是有這樣一個年份，1310年或1311年，1309年都沒有關係。但是郭襄不可能死得太早，她創建峨嵋派，必須當足夠長時間的掌門才能夠鞏固，並將武功傳授給弟子們，20年是一個合理的假設，那麼郭襄應該死於1303年之後。同樣，郭襄不太可能死於1320年之後，這樣風陵師太的在位時期就會相當短，不僅如此，郭襄還可能和陽頂天、成昆等倚天前期的重要人物發生交集，可能參與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至少應當和武當派有相當密切的往來，這就和倚天的基調不盡一致。因此，最好還是安排郭襄死於1310年前後，比較合理。
　　另外，上面所引推斷最大的問題是假設張三豐和明教之間在陽頂天時代有過密切的合作關係。按照倚天屠龍記的敘述，這是不可能的。明教在當時是惡名昭著的魔教，雖然張三豐本人並不反感明教，但是必須與之劃清界限。如果有過這樣的合作關係，就會成為其他門派攻擊武當的口實。這不是張三豐本人的意願能夠決定的。
　　當然，在張無忌時代，武當和明教確實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這是另一回事，我將在下幾章中分析。

　　當鍾明亮開始他的軍事冒險後，廣東董賢舉、江西石元、謝主簿、劉六十、盧大老、福建泉州陳七師、興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幹分子也紛紛發動暴動，相互呼應。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蒙元帝國軍隊對這個狂妄的挑戰者進行了四次圍剿，但都以失敗告終。忽必烈對明教的力量過於輕視，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順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圖利用收編的南宋軍隊去對付明教徒，在消耗戰中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結果卻適得其反，漢人的地方軍閥都不願意為中央政權賣命，而鍾明亮則利用游擊戰左右逢源。一位將軍的官方報告中稱：「[明軍]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至，圍攻則兵力不敷，豈可以尋常草寇視之栽？」帝國在中國南部的統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勢。
　　在這一關鍵時刻，鍾明亮於1290年的離奇暴斃成為歷史上的一大懸案。據明教官方檔案記載，鍾明亮是在練習波斯瑜伽「天地轉換法」的時候，因練習方法錯誤導致內分泌紊亂而引發猝死；但也有學者懷疑，鍾明亮之死是明教內部大清洗的結果：在鍾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總教學習系統神學的二十八個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鍾明亮的權力，並將其架空後排擠出權力中樞。因為精神壓抑和神情恍惚，鍾明亮才在練習瑜伽時出了問題。在鍾明亮死後，忠於他的許多骨幹分子被肅清。以王鳴為首的二十八個「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實權。
　　鍾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聲。不久，因為黑龍江地區哈丹叛亂的平定，騰出手來的元軍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以堡壘戰術將匪區層層圍住，並緩慢推進。歷經將近一年的圍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經注定，明教勢力被團團圍住。忽必烈調兵遣將，要在自己死前將這個心腹之患一勞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國武術再一次展現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萬精銳軍隊浴血奮戰，終於成功實現了從三十萬大軍中的突圍，並展開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大逃亡。
　　這次史詩般的逃亡歷時一年多，行程為兩萬五千華里（約合6000英里），渡過了幾十條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嚴酷的大雪山，經過荒涼的草原和沼澤地區。行動的規模、路程的遙遠、環境的艱苦和意志的堅強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元朝的軍隊一再追擊攔截，然而在內部的派系鬥爭的制約下，始終不能達成協調一致的軍事合圍，因而總能讓明軍及時逃脫。一年後，長途跋涉的明軍－－此時已經只剩下三千多人－－到達中國西北部的崑崙山地區，將攜帶的「聖火」點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達板峰上，並將其命名為「光明頂（the Summ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詩歌描述這次偉大的戰略轉移：「 明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崑崙千里雪，熊熊聖火盡開顏。」
　　從此以後，光明頂熊熊燃燒的聖火成為每一個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撐。聖火不會熄滅，明教不可戰勝的神話迅速傳播開去。在這次遠征中受到磨練的一批青年戰士，如陽頂天、殷天正等人，將成為明教在下一個世紀中興的領導人物。
　　但是這次遠征也產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後果，我將在下幾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項：在艱難的跋涉中，明教發生了分裂，聖物「聖火令」遺失了。

  　「聖火令」是六塊合金製成的金屬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術的銘文，起源已不可考。它們在明教中的地位相當於基督教中的「聖盃」，而遠比聖盃更為現實。其對於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義可以說類似於中國的「傳國玉璽」或者日本的「三神器」。從理論上來說，誰掌握它就會被宣稱了「正統」。明教在逃亡的過程中，在遵義府召開了會議，王鳴由於領導作戰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鳴對新權力中樞充滿了怨恨，拖延著不肯交出聖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內，一場蓄謀已久的分裂運動開始了。王鳴及二十八個「真正的明尊弟子」脫離了大部隊，建立了西路軍，並以聖火令為號召，宣稱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鳴能夠挑戰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這一支分裂的隊伍已經被趁機偷襲的蒙古騎兵所擊敗，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區。王鳴丟失了軍事底牌之後，短暫的分裂運動走向了徹底破產，聖火令也無助於改變他的劣勢。不久，西路軍大部和明軍主力會師，王鳴及其親信逃回波斯，聖火令回到了波斯總教的手中。後來歷屆中國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總教交涉，希望能夠迎回聖火令。但是總教方面仍然以「歷史問題未曾查清」為借口不肯交還聖火令，作為對中國明教的要挾。
　　聖火令的失落給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繼承問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的確，一個強勢教主－－如陽頂天－－的權力並不會因聖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響，但當他死後，由於缺乏聖火令的絕對權威，在繼承問題上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分歧而引起紛爭。我們將在第六章敘述這一隱患所帶來的種種嚴重後果。
　　無論如何，自此以後，明教就將總部設在人跡罕至的崑崙山光明頂上，那裡他們不用再擔心元軍的圍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著到達這個高度都很困難。但是很快，他們就會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