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人吃人的野蠻場面，不斷地重演

　　東漢開國六十年之際開始走向衰落的另一個原因是宦官參政。

　　宦官參政開始於公元92年，即東漢立國六十七年之際。和帝10歲即位，竇太后臨朝，太后兄弟竇憲掌握朝中一切大權。大批竇氏黨徒，都做了朝官或守令。竇氏的門徒和奴客殺人越貨，橫行朝野。和帝在深宮中與內外臣僚隔絕，可以依靠的只有貼身宦官。公元92年，和帝用宦官鄭眾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竇氏勢力。鄭眾從此參與政事，並受封為剿鄉侯，這是宦官用權和封侯的開始。

　　由於宦官參政首開先例，因而最初宦官參政時還能恪守謙遜，如和帝論功行賞時，鄭眾總是謙讓多，接受少。但到後來一切習以為常時，宦官的野心便急劇膨脹。

　　安帝十三歲即位，實際掌權的是鄧皇后和她的兄弟鄧騭等人，鄧太后死後，安帝與宦官李閏、江京等合謀消滅了鄧氏勢力。此後宦官們大權在握，形成與皇后兄閻顯等人共同專權的局面。

　　公元125年，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擁立十一歲的濟陽王為帝（漢順帝），並且殺掉閻顯。順帝時，孫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勢力大為增長。他們不但可以充任朝官，還可以養子襲爵。

　　順帝死後，梁太后兄妹專權。梁皇后死後，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梁氏。梁冀死後，宦官獨攬政權，同時有五人封侯。權勢達到頂點。宦官的姻親兄弟臨州宰郡，殺人越貨，與盜賊無異。宦官侯覽前後奪人宅舍竟達三百八十一所，奪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頃。靈帝時，宦官與外戚爭鬥，終於導致董卓進京，朝廷淪陷。

東漢末年，在飢餓的驅使下，人吃人的野蠻場面，不斷地重演。暴政帶給人民的不只是貧困，還有凌辱、折磨、殺戮。

和帝以來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在專制制度下的尖銳表現。專制制度的完備，使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之手，皇帝成為一切權力的化身，覬覦權力的人都力圖挾持皇帝（即使象曹操這樣自己打拼江山的人也要“挾天子以令諸侯”）。無論外戚或宦官當權，都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繼續操縱。他們又都趁權力在手的時候排除異己，竭澤而漁。隨著這種宮廷矛盾的愈演愈烈，東漢的統治也愈來愈腐朽。

　　從和帝時代開始，腐敗官僚、宦官、地主惡霸相互勾結，剝削貧苦人民。少數人成為巨富，大部分人貧苦窮困，無以為生。到了東漢末年，貧富懸殊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的地主家資至“三億七千萬”，有的家中養“食客常三四百人”。當個地方官竟能“富及十世”。災荒時百姓凍餓死是常有的事。桓帝時，北方人民嚴冬無衣，只能臥草中取暖，在飢餓的驅使下，人吃人的野蠻場面，不斷地重演，就連夫妻也有相食、產子也有殺掉的。暴政帶給人民的不只是貧困，還有凌辱、折磨、殺戮。這種情況下，公元184年終於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給奄奄一息的東漢政權以致命的一擊。

　　東漢政權為什麼剛剛經歷了六十多年便開始走下坡路，其很大的原因還在於東漢開國者的成份和結構。劉秀等人本為豪強地主，因而上台後便竭力維護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只是迫使地主階級改變了代理人而已，其統治基礎並沒太大的變化。



　　歷史學家們一般把漢帝國分為西漢和東漢兩個時代。其理由除了在西漢和東漢之間有一個王莽的“新”政權外，還因為東漢的建立乃是經過了一番血與火的洗禮，經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戰爭。儘管如此，東漢與西漢仍可視為一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東漢的國體政體基本上和西漢一脈相承，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漢朝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秦朝創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制，但它還來不及施展抱負便一命嗚呼了！中央集權封建帝制的真正實踐者是漢帝國；不僅如此，這個朝代獨創的許多典章制度和立國方針（如獨尊儒術、重農抑商等）被多個朝代沿用，它留下的文化遺產至今讓人嘆為觀止（如漢賦、書法、造紙術等）；這個由平民創立而非貴族世襲的王朝享國達四百年之久，在公元前後各經歷了二百多年，全盛時期國內人口達六千多萬，勢力範圍和今天中國的疆域面積相當（漢王朝的疆域在漢武帝是東起朝鮮半島東海岸，西至遙遠的西域，北至陰山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在世界歷史上只有同時代的羅馬帝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後來的大唐帝國可以與之並駕齊驅；很多時候，它甚至被視為我們名族的代表和象徵（漢人、漢語、漢字、漢學）。

　　但是，同為漢朝，西漢在其開國六十年後迎來了中國封建盛世的第一個高峰：漢武帝採用軟硬兼施、文武並用的手段，統一了政權、統一了財政、統一了思想。在他的統治下，西漢疆域廣大、文化繁榮，絲綢之路延綿萬里直抵歐洲，中華文明傳播四海，天下歸心。而反觀東漢，在其迎來開國六十年之際卻是一片破敗景象：帝國的最高權力或為外戚所把持，或為宦官所竊取；土地兼併越來越重，流民、饑民越來越多；達官貴人窮奢極欲，貧民百姓流離失所。

　　同為漢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截然相反的境況呢？

　　西漢迎來開國六十年後的皇帝為漢武帝，東漢迎來開國六十年後的皇帝為漢和帝。考察一下西漢、東漢開國前六十年的發展歷程和漢武帝、漢和帝的執政背景，我們便可以分析出西漢強盛而東漢衰敗（在開國六十年之際）的歷史成因。

　　和東漢相比，西漢在迎來開國六十年之前經歷波折，而這些波折都是東漢所不曾經歷的或先天缺乏的。

西漢開國前推翻秦朝統治的農民起義及楚漢戰爭其規模、激烈程度遠非東漢建國前的綠林赤眉等農民起義可比。

西漢的建立，標誌著關東六國隱性的聯合力量戰勝了以關中為中心的秦國舊勢力；標誌著劉邦、蕭何等平民勢力戰勝了秦朝的貴族勢力（甚至包括項羽等破落貴族勢力） ，西漢的建立，極大地掃蕩了舊政權的基礎；而反觀東漢，雖然在建國前也歷經農民起義，但對舊政權基礎的打擊並不徹底，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本身就是豪強地主，東漢建立後，很多典章制度都沿習西漢，很多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的現象並沒消除（如土地兼併）。

　　西漢建立沒多久，就發生了呂后專權的外戚之禍，這使西漢初年統治階層對外戚專權有切膚之痛而嚴加防範，如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漢武帝的母親王夫人都是平民之女。漢武帝之後的漢昭帝的母親鉤弋夫人也來自平民，不僅如此，武帝在立劉弗陵為太子（即後來的漢昭帝）後，為了防止外戚專權還極其殘忍的將鉤弋夫人（即趙婕妤）賜死。可以說，西漢上層在呂后之後直到漢武帝后期長達近百年間對外戚專權的防範一刻也沒放鬆，而反觀東漢，只有在開國之君劉秀時期對外戚防範有加，到第二代皇帝漢明帝時已有所鬆弛，等到第三位皇帝漢章帝執政時，已完全把外戚之禍拋在了九霄之外，章帝后期屢次向太后建議給自己的舅舅們封賞。到漢和帝時，外戚（竇氏兄弟）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從漢武帝和漢和帝的執政背景看，二人也有很大的差異。漢武帝即位後，宮中雖然太皇太后竇氏干政，但竇太后和漢武帝之間存在血緣關係，且竇太后已日薄西山；而漢和帝和乾政的竇太后之間並沒有血緣關係，當和帝即位後時外戚專政的局面已經形成，且竇太后正值中年。兩者相比，漢武帝的執政基礎遠比漢和帝牢固，皇權的威力也遠比漢和帝大。

漢武帝執政之前，西漢政權剛剛平息了七國之亂，而漢和帝執政之前，東漢政權基本上風平浪靜。

可以說，對歷史教訓吸取程度的不同是導致西漢、東漢在開國六十年時產生重大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執政者的個人能力看，漢武帝堪稱歷史上的雄才大略之主。在政治上，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設置了刺吏制度，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實行“推恩制”；為加強皇權，設立中朝，進一步削弱宰相的權力。在經濟上，他鼓勵農耕技術的改進和發展，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佔據中國封建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多年；在人才選拔上，他建立了以察舉制度為核心的人才選拔制度；在文化教育上，建立了以大學為中心的教育體系；在外交上，派張騫等出使西域，使漢帝國的影響力、影響範圍加強、加大；在軍事上，開疆拓土，多次主動出擊匈奴，保證了西漢帝國的國土安全。而反觀漢和帝，雖有平定竇氏之謀，但大部分時間抱殘守缺，鮮有創新，執政後期不僅有外戚之禍，還增加了宦官之亂。

　　西漢在漢武帝時人才濟濟，武有衛青、霍去病、李陵，文有長於治國的公孫弘、博學多才的司馬相如、熱心公益的卜式、長於縱橫學說的主父偃、剛直不阿的汲黯、嚴於執法的張湯、精於理財的桑弘羊、出色的外交官張騫、幽默敢諫的東方朔。這麼多人才齊聚武帝一朝，不僅是武帝時代察舉選材的成果，也是西漢王朝從立國之初就十分重視人才的結果。劉邦出身布衣，而蕭何、韓信、曹參等開國元勳大都為布衣出身，因而對民間人才十分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人才方可突穎而出。漢高祖時有陸賈和他的《新語》、文帝時有賈誼和他的《治安策》、景帝時有晁錯和他的“削藩計”、武帝時的董仲儒和他的“天人三策”。這些人才和他們的著作不僅對西漢，對後世的影響也相當深遠。

　　而反觀東漢，在漢和帝時人才平平、有的只是貪官和權貴。宮中烏煙瘴氣、民間萬馬齊喑。

　　需要指出的是：秦朝確立的中央集權封建帝制在西漢時期曾經歷反复。劉邦在上台前和執政後，先是分封異姓王后來又封劉姓王，此舉表明他仍然受周朝時期的分封制思想影響。不僅西漢、西晉和明初都深受次思想的影響，因而西晉時的“八王之亂”和明初的“靖難之役”也就成為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