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提天災是人禍毛澤東檢討

2017/12/21 13:37:39 網誌分類: 政治
21 Dec

劉少奇提天災是人禍毛澤東檢討

當時劉少奇提出三分自然災害七分人禍,對上下都是很震動,毛澤東也做了檢討,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毛澤東與劉少奇(資料圖)
毛澤東與劉少奇(資料圖)

劉少奇批斗大會(圖片來自網絡)
劉少奇批斗大會(圖片來自網絡)

1962年,路邊飢餓的災民(圖片來自網絡)
1962年,路邊飢餓的災民(圖片來自網絡)

1960年代,香港同胞在尖沙咀火車站排長隊,搭九廣列車回鄉接濟親人(圖片來自網絡)
1960年代,香港同胞在尖沙咀火車站排長隊,搭九廣列車回鄉接濟親人(圖片來自網絡)

1961年4月到5月,國家主席劉少奇親自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44天的考察。這期間,他主持召開了20餘次座談會,親自作了多本的調查筆記,並向各級幹部群眾作了20多場即席講話,宣傳講解黨的農村工作《六十條》,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親自動手解決了當時農村急需解決的公共食堂、社員住房、社會供給、幹部作風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他廣泛了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的危害和農民生活的狀況,“尋根究底”,得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幫助地方乾部糾正錯誤,提出解散食堂、保留社員自留地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有力地糾正了“五風”所造成的危害。

1961年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講道:“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過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5月16日劉少奇離開長沙,回到了北京。

劉少奇回到北京後,立即出席了5月21日開始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仍然是分析農村形勢,研究解決農村工作和農業問題。從會上反映的情況看,黨內外的思想仍然相當混亂,集中表現在對形勢的看法上,不少同志堅持把困難原因歸咎於自然災害,還有的自1959年批判彭德懷後,餘悸尚存,不敢講真話,不敢講實話。在會議的關鍵階段,劉少奇力排眾議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說:“我在農村調查這麼長時間,親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農民已經餓了一兩年,很多人得了浮腫病,還死了一些人。由於農村這個社會供給的大後方出了問題,城里人生活也不好過,不少人正在挨餓,全黨全國人民都應該有切身的經驗了。我們要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當少數同志對這樣判斷形勢有不同看法時,劉少奇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老天爺的關係,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他在會議上還為老百姓大聲疾呼:“我看是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

毛澤東在會議上認真聽了劉少奇發表的意見和介紹的調查情況,有根有據,令人信服。毛澤東非常高興地肯定了劉少奇的調查成果,並以讚賞的口氣說:“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學習,親自去做調查。”同時毛澤東再一次提倡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像少奇同志一樣真正深入群眾,聽取群眾的意見,努力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這次會議以後,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工作有了進展,鋼、煤產量和基本建設都有了較大壓縮,關停並轉的全民所有製企業達2.5萬個,回籠幾十億貨幣。由於下放了1000萬城鎮人口,使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得到了初步調整。

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為了總結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黨的民主集中製,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因為上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雖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提出一年多以來,圍繞國民經濟調整,黨內的認識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尤其在涉及1958年以來一些深層次的重大問題,並未取得一致意見。比如對大躍進以來,國內形勢究竟如何看?在總體上如何估價?大躍進為什麼適得其反?人民公社是不是非辦不可?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調查工作如何進行?這些問題無法迴避,困擾著各級領導和廣大干部,影響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報告,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劉少奇考慮這個報告時,抱定的宗旨是:根據自己在湖南農村調查摸到的真實情況,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決心不迴避矛盾,不迴避大家關心的問題,以此真正實現全黨思想的統一。報告是劉少奇主持一個工作班子在會前起草的,這個報告稿發給與會人員徵求意見後,毛澤東認為“代表中央的報告已印發,不必在會上發了”,他要少奇“口頭敞開講講,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於是劉少奇又連夜寫了個口頭講話提綱,他的講話全面估價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形勢,他沒有遮遮掩掩,實事求是談到了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

“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也難以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由於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 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讀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劉少奇在列舉當前存在的困難之後,又分析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他說,原因在哪裡?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在會上大膽地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即:一是成績缺點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二是困難三七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深刻指出;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有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劉少奇對發生的問題分析步步深入,對造成當前困難的原因提得十分大膽,尤其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樣的提法是他在家鄉湖南寧鄉炭子衝安湖塘作調查時,他的少年看牛夥伴、貧苦農民李桂生說的話,劉少奇認為李桂生這句話代表了廣大農民對當時農村形勢的判斷和呼聲,是廣大干部群眾對造成當前困難原因的一致看法,完全符合全國許多地方的實際,所以,他以此作為全局工作的教訓。

劉少奇敞開思路講的這些話,突破了中央傳統的表述方法,沒有對農村真實情況的深刻了解,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敢於實事求是的勇氣和膽量,沒有蒼生在上的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作出如此震聾發聵、引人深思的為民疾呼的。

七千人大會以後,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敢於面對現實,堅持實事求是,大膽地在指導思想上破除“左”的誤區和傳統方法的束縛,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始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鳳凰衛視2010年4月17日《我的中國心》,以下為文字實錄:

1961年5月15日,劉少奇結束了44天的家鄉調查,回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

黃崢:那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了,所謂七分人禍主要是我們工作當中的缺點錯誤造成的,主要是人為造成的就是說,不是主要是天災了,他已經提出這個問題來了。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等人的調查情況,他說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3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1962年的1、2月間,建國後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會議,七千人大會在京召開,中央向大會提交的報告,由劉少奇主持撰寫。劉少奇當時對具體執筆陳伯達、吳冷西和胡繩談到自己的意見,成績講夠,缺點講透,既要繼續高舉“三面紅旗”又要明確問題所在。劉少奇最後歸納,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黨內鬥爭過火,黨內民主不夠,報告完成後,劉少奇交給毛澤東過目。

黃崢: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來一個想法,他就覺得呢,因為時間比較緊,說你不要在大會上念,這個報告你發下去作為書面報告。讓劉少奇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你再加一些發揮,再口頭的講一講,這是他提出的這麼一種方法,後來劉少奇覺得這個也可以,後來就這麼做了。

許佩珉:當時三分自然災害七分人禍,對上下都是很震動,把這個結論攤出來,因為完全是同原先相反。這個是農民的、群眾的呼聲,也是實際的情況,他把實際情況告訴大家。

這次大會上,劉少奇脫稿做了3個小時的口頭報告,代表中央帶頭承認錯誤,大會的討論開始熱烈、開放起來。毛澤東也做了檢討,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這是建國後毛澤東的第一次公開檢討。

1966年3月,劉少奇率團出訪中亞三國,這也是他的最後一次國事訪問。就在出訪結束返回昆明後不久,他接到中央辦公廳的急電速回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當劉少奇4月20到達杭州時,會議已經開到第五天,此次會議主要是醞釀發動文化大革命。1967年隨著文革狂潮的到來,劉少奇一家也跌入谷底,1月3日,劉少奇和妻子第一次遭到面對面的批鬥。

嘉賓:就是一幫人喊著口號就進來了,打哨兵打哨兵,哨兵不讓進,打哨兵的耳光子,打了哨兵就衝到院裡頭,罵我們,你們這保皇派。然後衝到院裡就,到辦公室、院裡到處寫大字報,什麼“打倒的劉少奇”“砸爛劉少奇的狗頭”大字報這樣寫著,很多。同時把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弄在院裡批鬥,這30多個人喊著口號批鬥。

劉亭:(我母親)就說他們倆準備分開的時候,是第一次我爸爸幫她收拾這個行李,說平生第一次你爸爸幫我收拾行李,她說然後我們倆就面對面的坐著,然後你爸爸忽然說了一句,說咱們怎麼跟等著要上花轎一樣?後來他們倆就笑了。然後呢最後通知他要批鬥他們倆的時候,我媽媽說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這次我們倆就真要分別了。然後我爸爸就最後給她說一句話,我爸爸就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1959-1961年的大饑荒記憶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飢荒。在農村,經歷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則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或三年大災荒,西方學者也稱其為大躍進飢荒。

大饑荒相關損失、死亡數據

大躍進時期特別是農村地區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災難性的全國大饑荒,無數人因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參見以下爭議章節) 不可否認的是,這場浩劫的死亡人數在所有國家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並直接導致四川省經濟衰退,退出比較發達省份的序列,成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樣的中下等經濟省份。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

根據《張愷帆回憶錄》,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踪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 。

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以及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皆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其中通渭縣,人口減少三分之一多,全縣人口總數到1980年還沒有恢復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阿馬蒂亞·庫馬爾·森等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飢荒。

 

七千人大會定調:“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

1961年,經過三年“ 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普遍出現大饑荒。當時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糧食調不上來。1961年全國征購糧食720億斤,中央上調60至70億斤。9月廬山會議時,中央和各中央局協商,決定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32億斤。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可是各地上交的糧食只完成了20.1%,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直接威脅到社會穩定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為此,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遂決定召開中央、中央局、省市委、地委、縣委和重要廠、礦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又決定吸收軍隊的部分領導幹部參加。因為參加的有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

1961年12月22日到1962年1月10日,中共預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研究七千人大會如何開。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開會,說:“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1962年1月11日,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正式召開。根據毛的指示,不開大會,先把準備由劉少奇作的主題報告發給大家,分組討論。毛計劃1月27日開大會,由劉少奇讀討論會修改過的報告稿,然後再討論。報告定的調子是:“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我們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了”,“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發展時期”。代表得到通知,在會上要講責任就講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責任往上推、往下推。劉少奇的報告裡提出“分散主義”的概念,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分散主義嚴重存在。毛編出“分散主義”,原本是想讓大會認可中共過去的政策,走一下過場,然後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批判“分散主義”上去,把“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糧食短缺、餓死人的責任,通過這次會議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沒料到,在實際討論中,大家對“分散主義”的提法反應強烈。湖北省長張體學提出不同意見:“幾年來,發生的問題是高指標,'左'傾蠻幹,是主觀主義。問題出在主觀主義上,不是分散主義,不反對主觀主義,分散主義也反對不了。計劃大、指標高,還能不出分散主義?”一位縣委書記憤慨地說:“這幾年工作想想真虧心,1958年、1959年心裡憋著一口氣,要人給人、要糧給糧,不曉得會出問題。1960年出了問題不敢講,怕人說攻擊'三面紅旗',又怕自己擔責任,到揭蓋時,做檢討、挨批評。1961年生怕出問題,怕餓死人,做工作膽戰心驚,照顧群眾多一些。現在又要檢討本位主義、分散主義。”許多省委書記、地委書記都從不同角度提出:過去幾年政策多數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看法不便提,跟著中央走;現在出了困難形勢,又要反對地方上的分散主義,讓地方承擔責任;對此想不通,不服氣。

由於地方各級幹部頂得很厲害,毛只得改變初衷。16日,毛提議重新組織報告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包括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主要成員和六個大區書記,執筆的秀才5人,共21人,動手改稿子。17日,劉少奇召集起草報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傳達毛對起草委員會的意見:毛主席說稿子中“不正確的可以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緊。”[1]

周恩來發言: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

1月18日,彭真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責任;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大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的毛主席也不是花岡岩也是偉晶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負面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這時,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佔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我和大家一起搞的。”[2]

周恩來的發言調子不同,他不提反冒進時毛澤東成立“政治設計院”讓自己靠邊站的問題,而是以“自我批評”的姿態,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中風。現在的問題是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的。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3]

劉少奇發言: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21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從17日起對原稿進行反复討論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幾易其稿,24日拿出一個報告修改稿,以書面的形式發給大家,由劉少奇在書面報告的基礎上作口頭報告。劉少奇講了幾個問題。

對於形勢的估計,他說:“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

關於造成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了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少,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生產困難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個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乾了沒有?他們說:沒有乾,塘里有水。可見那里天災不是那麼嚴重。”

劉少奇繼續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是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4]

這個報告等於否定了先前那個“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的結論,承認了經濟形勢很嚴峻;第一次承認三年災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禍”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是毛澤東用以回擊彭德懷的一個理論,意在表明中共和毛澤東的決策永遠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報告對這樣一個人人知其由來的說法也加以了質疑,明確指出這幾年“錯誤是主要的”。

關於“三面紅旗”,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我們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幾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說以後再進行總結,實際上就是持否定態度。

劉少奇這些話,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匯集了大多數與會者民意的結果,所以廣大與會者反應強烈,都感到他說了實話。對於工作中出現問題的原因,他真實地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剛一說完,全場馬上爆發了持續五分鐘(有人說有十分鐘)的雷鳴般的掌聲。鼓掌聲震動,連後台的服務生也跑進會場,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會場上有人喊出:“劉主席萬歲!”(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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幪面馬仔
幪面馬仔 202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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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8m
k98m 2023/12/16

立法局議員任務是為人民服務,而他們不以人民福祉為目的,他們議員目的是金錢,無心為人民,這些議員,下次選舉,人民就是不會選他們,選了他們等於放只老鼠入米缸。

易明
易明 2023/12/15

厚顏無耻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