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爭，跟後現代有關嗎？

後現代是個曾經流行，但又快要被遺忘的詞語。可是，作為西方一種思潮，後現代的想法仍然存在。近期，謝安琪在私人群組發信息質疑流感疫苗的作用和安全，其實就是一種後現代的思維。

後現代，在歷史分期來說，必然發生於現代之後。而所謂現代，大概可以理解為文藝復興之後至今日世界崇尚理性的一個時期。人類在中世紀飽受神權社會統治之苦，直至十六世紀，人類高舉科學、理性、啟蒙，認為人類不須要再屈服於神權，能夠自己靠科學和理性把握自己的生存。

其中，現代醫學靠科學把握人類生命奧妙，高舉人類戰勝疾病和死亡的旗幟。由於現代醫學昌明發達，現代社會在法律領域上也賦與了現代醫學十分重要的位置。對於人是否瘋癲可以免受正常人之刑責、辨認血緣關係、辨認身份、確定死因、確定出生與死亡等等之判斷，法律全都委之於現代醫學，而此等醫學判斷，全都對法律判決有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現代醫學已然參與了現代社會的管治。作為醫生，其執業資格決定了他們是社會的管治者之一。

然而，現代科學和理性，是否真的能解釋世界一切的未知呢？又是否能有效管治社會呢？

科學有四大侷限。一、凡是不能通過觀察而被記錄的事物，它視之為不存在而不予理會。二、科學研究受制於商業邏輯──凡是不能轉化為金錢的研究，一般無法獲得足夠的撥款去完成。三、科學研究需時，這令社會進步的速度未能時刻跟上世界的變化。四、科學無法解答道德層面的社會問題。

以上四個侷限令世界上很多社會問題沒有獲得充分的理解和恰當的對待。例如，中醫傳統所講的氣屬於第一侷限範疇而受忽略，社區的街坊感情屬於第二侷限範疇而受忽略，安樂死屬於第四個侷限範疇而受忽略。至於新病毒疫苗的效力問題，屬於第三侷限範疇，疫苗無法追及病毒變異的速度，令醫學界面對新疫症，偶爾出現像2003年沙士出現令醫生一度束手無策的狀況。

現代理性被世人高舉了好幾百年，但現代理性的缺陷，早就令理性社會出現疲態。西方前衛思想家如德里達、福柯等學者對現代理性提出質疑，這就是所謂的後現代思潮。這些思想家對科學和理性提出質疑，認為理性並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好。

謝安琪的問題，表面上只是無知少婦之婦人之見，其理據經不得考驗，袁國勇一出來澄清，謝安琪的論述立即破綻百出。

固然，硫柳汞不是水銀，疫苗內的病毒已死也不會致病，謝安琪都搞錯了。謝安琪指十個人接種疫苗九個仍得流感的說法，也缺乏統計數據支持。謝安琪對科學事實的理解，可能全都錯了也說不定。謝安琪在袁國勇以權威科學論述回應過之後，有必要修訂其觀點。

不過，夏仁諺認為，謝安琪的質疑態度，仍然值得肯定，因為這是一種平衡現代性缺陷所需要的社會思考態度。

在謝安琪質疑疫苗效用的言論流出之前，我們大概都以為疫苗的效力是100%的。可是，為了回應謝安琪的不正言論，袁國勇親口告訴了大家，是次涉事疫苗的效力，是50-55%。

100%-50%=50%！原來疫苗對應流感，效力只是五五波而已。如果不是謝安琪勇於質疑在先，我們又如何得知這個科學事實？

＊彭彭以學研社夏仁諺筆名發表於橙新聞 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8/02/22/010083447.shtml (2018.2.22)，本文為同名文章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