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唐王朝的危機開始

現在看來，唐王朝的危機至少從公元736年就開始了，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宰相張九齡的下台。

張九齡下台的直接原因緣於太子的廢立問題。

公元735年前後，玄宗寵妃武惠妃所生兒子壽王瑁已長大成人，“寵冠諸子”，太子逐漸邊緣化。善於見風使舵的李林甫覺得這是個提高自己權勢的好機會，便通過宦官告訴武惠妃，表示自己願盡力保護壽王。這樣，便激起了武惠妃要把自己兒子推上太子地位的強烈慾望。而太子瑛以及鄂王瑤、光王琚也都以母親失寵而經常聚到一起發牢騷，武惠妃的女婿把他們的活動情況告訴了武惠妃，武惠妃抓到把柄後，向玄宗哭訴：“太子陰結黨羽，將害妾母子。”玄宗聽後大怒，與宰相商量要廢太子。

請讀者註意玄宗此時的表現。一個皇帝，只憑妃子的一次哭訴便要廢立太子，要么是老糊塗了，要么是太獨斷了。而宰相的反應也頗耐人尋味。

張九齡反對廢掉太子，而另一名宰相李林甫表面上不吭聲，私底下卻對宦官說：“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武惠妃也在宰相間活動，秘密派人對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但卻遭到了張九齡的拒絕。

其實，相同的情節，甚至相同的話在玄宗的爺爺高宗時就曾發生過。

想當初，高宗為了廢掉王皇后立武則天為皇后，曾偕武則天到宰相長孫無忌家求情，卻遭到長孫無忌的拒絕。高宗無奈，只得尋求另外一些宰相的支持。當兼有功臣、武將和一般地主三重身份的宰相李勣進見時，高宗問他，我要立武昭儀為皇后，褚遂良反對，這件事難道就這樣了結嗎？李勣回答說：“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這和李林甫的回答幾乎一字不差）。最終，受長孫無忌支持的褚遂良被貶，王皇后、蕭淑妃同時被廢為庶人，武則天則被立為皇后。

張九齡雖然沒象褚遂良那樣被貶，但過了沒多久就下台了。隨著張九齡的下台，宰相制度遭到了徹底破壞。

武惠妃可能是唐朝最倒霉的妃子，可憐她當初處心積慮想把兒子壽王瑁扶上皇位，結果兒子皇位不但沒撈著，媳婦楊貴妃還被唐玄宗給霸占了。

唐王朝危機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太子的隨意廢立。

唐高祖李淵以李建成為太子，是遵循了立嫡以長的原則，但從李世民被立為太子起，這個原則就經常遭到破壞。或以功，或以寵，或以母，無一定之規，玄宗本人就是以誅韋後之功被立為太子的。開元時期政治安定，按理應該先立嫡長的。但玄宗的皇后王氏無子，長子琮因打獵時面部破相而沒被立為太子。被立為太子的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開元三年被立為太子。李瑛的生母趙麗妃，本是伎人，善歌舞，是玄宗為潞州別駕（相當於今天山西長治軍分區司令）時所納，頗得玄宗寵幸。李瑛雖是二子，有長不能立而立其次的意思；但主要還是以母寵而得立。

公元736年四月，距張九齡下台還不到半年，太子瑛終於被廢，鄂王瑤、光王琚也同時被廢，三人並賜死於長安城東驛。

像太子瑛這樣為維護自己的太子地位，而企圖對受寵兄弟採取行動的事，在唐代不是第一次。想當初，唐太宗寵愛魏王泰，太子承乾為保全自己就曾謀殺魏王泰。太宗雖然也把承乾廢為庶人，但他處理的原則，是要把他們保全下來。而玄宗一氣之下，三人同時賜死。一日而殺三子，這在唐朝皇帝中是絕無僅有的。

三位皇子死後，本以為勝券在握的壽王瑁因母親武惠妃不久因病去世而失去了被立為太子的可能。更倒霉的事還在後面，武惠妃死後還不到四年，玄宗就把自己的兒媳婦壽王瑁的妃子楊玉環納入宮中，據為己有。可憐武惠妃當初處心積慮想把兒子扶上皇位，結果兒子不但皇位沒撈著，兒媳婦還被玄宗這個當初十分鍾情於自己的男人奪了去。玄宗的無情無義可見一斑。

實際上，無情無義的不只是唐玄宗。比較一下漢朝、唐朝、清朝三個曾出現過封建“盛世”的時代，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規律：三個盛世皇帝都長壽，三個人都曾廢太子。漢朝的漢武帝曾以“謀反罪”殺掉太子，清朝的康熙皇帝也以“居心叵測”為由兩度廢掉太子。其緣由不過是皇儲已成年，而老皇帝又不願退位罷了。三人如出一轍。

而玄宗比其他二人更可惡的是，他把立儲這樣的國家大事完全看成個人的私事，且完全以母寵為前提。以此推斷，假如楊貴妃有子成年，那麼未來的太子很可能是貴妃的兒子。事實上，貴妃獲寵後，貴妃的母親和幾個姐姐都被玄宗升了官，貴妃的哥哥楊國忠還被玄宗提拔為宰相。

想當初，中宗即位後想把老丈人提拔為宰相，遭到宰相裴炎的反對，武則天還以此為由將中宗廢掉。而現在玄宗的思路和中宗如出一轍，他把國家權力當成私有財產贈給了楊國忠兄妹，唐王朝豈有不敗之理，而貴妃兄妹命斷馬嵬坡也就不是偶然。

隨意廢立太子是玄宗後期犯的第二個致命錯誤（從這一點上，玄宗不及漢武帝和康熙）。

唐玄宗希望唐王朝強盛，更希望自己長壽。他想永葆青春的秘方一是召見神仙道士企求長生不老之術；二是寵幸楊貴妃，採陰還陽。

玄宗晚年的第三個錯誤是誤入歧途，迷信鬼神（這個錯誤在漢武帝晚年也犯過）。

公元738年，玄宗把第三子忠王立為太子，經過七、八年的歲月煎熬，太子終於羽翼豐滿，但此時玄宗又不准備傳位或讓太子參與政事。於是玄宗和太子的關係再度緊張起來。

公元747年，唐王朝的兩名重臣韋堅和王忠嗣一個被賜死，一個被貶，這兩人的共同特點是和太子關係親密：韋堅是太子妃兄，王忠嗣是太子的幼時玩伴。這兩人的罪名也差不多一樣：韋堅當時擔任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王忠嗣擔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朔方河東節度使；二人一個被指控與外臣結謀，“欲共立太子”，一個被懷疑“欲擁兵以尊奉太子”，總之都犯下了“莫須有”的罪名。太子被迫與韋妃離婚，還不到四十，鬢髮就已經斑白了。

既然不想讓太子接班，玄宗就必須保證自己身體健康，於是玄宗開始探討使自己永葆青春的秘方。此時玄宗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頻頻召見各路道士，詢問神仙方藥之事，另一個措施是於公元740年即55歲時將自己的兒媳婦楊玉環納入宮中。為了讓楊玉環和自己有共同的愛好，玄宗還把楊玉環度為女道士，並取名號為太真。

公元745年，玄宗終於闖過了六十歲大關。此時的他，不僅在位的時間超過了有唐以來任何一個皇帝，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昌盛也超過了有唐以來任何一個時期，且六十歲的壽命也讓玄宗自我陶醉。此前唐高祖李淵活了七十歲，太宗五十二歲，高宗五十六歲，睿宗五十五歲，除高祖外，沒有一個超過六十歲。鑑於此，玄宗躊躇滿志，他不僅希望繁榮昌盛的局面能長期延續，更希望自己的生命能長期延續下去。他派人到嵩山煉藥，又在宮中建壇。正月初六，玄宗親自在黃素上書寫了向上天祈福的文字，放在案桌上。突然黃素被風吹起，望著直上雲霄的黃素，玄宗浮想聯翩，似乎聽到了空中有“聖壽延長”的聲音。這本來是一種幻覺，而玄宗卻作為特大喜訊告訴了宰相。太子、諸王和宰相聽說後，也都上表稱賀。這一方面說明玄宗已深深陷入道教的宗教迷信中，同時也表明唐朝上層統治的集體性“荒誕”，而安祿山正是從這種“荒誕”中漸漸堅定了叛亂的決心。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楊貴妃受寵，他的兩個哥哥、三個姐姐都身居高位，堂兄楊國忠更是被提拔為宰相。一時間，楊家勢傾天下。

唐玄宗在晚年犯的第四個錯誤舉國皆知，那就是過分的寵幸楊貴妃，並為此荒廢政事。

不僅如此，玄宗還違反即位之初對宰相姚崇的允諾——“禁止外戚干政”，大力提攜楊氏家族。楊家一夜之間權傾朝野。楊貴妃的兩個哥哥，一個被封為殿中少監，另一個則娶了武惠妃的女兒太華公主，成為駙馬都尉；3個姐姐，又都以“皆有才色”，被玄宗封為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秦國夫人，使其“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更是一步登天，從一個新都尉的小官一直被玄宗提拔成宰相。

當時，楊氏兄妹的門口像市場一樣熱鬧，因為有太多的人希望攀上他們的關係。楊家仗著皇帝的寵愛，成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暴發戶，常常橫行於市，老百姓經常敢怒而不敢言。

玄宗晚年，不僅色令智昏，而且老眼昏花，用人不當。自從耿直的張九齡下台後，在內，玄宗先後任用奸詐無能的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對外，重用安祿山等胡人。最終導致政局荒廢，危機爆發。這是玄宗晚年犯的第五個錯誤。

儲君地位不穩，皇帝迷信教道、宦官參政、外戚專權、土地兼併、上層奢侈、相權缺失、邊將擁兵自重，中國歷史上所有可能招致亡國的因素在玄宗晚年都出現了，唐朝再強大再繁榮也抵禦不住如此多毒素的侵蝕。終於，“安史之亂”爆發了。這一年，唐玄宗70歲，楊貴妃36歲，唐王朝137歲。



唐朝無疑是中國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它的壽命堪稱各王朝之最，長達290年；它的疆域非常廣闊，後世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只有元帝國和清帝國；它的國力也最強，在其鼎盛時期不但是東方世界的中心，而且也走在當時的世界前列。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風水嶺：唐以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前半段，唐以後為後半段。唐朝作為一個時代，它既是前半段的頂峰，同時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的頂峰。

唐的這種“頂峰”位置，除了它的（壽命）長、（疆域）大、（國力）強等外部特徵外，還體現在它的內在特徵上。

“盛唐氣象”首先體現在它的“盛世”。唐王朝在其近三百年的統治期間，歷經“貞觀”、“開元”兩個盛世時代，這為各朝所罕見。從唐開國到安史之亂，在長達137年的歷史進程中，唐帝國國力一直呈上升趨勢。

身處“盛唐”中的唐帝國有許多屬於自己時代的東西同時又對後世影響深遠。

唐朝實行的三省六部製及宰相政事堂議事的製度是封建時代較為完備、較為民主的“三權分立”制度。這個制度規定：凡軍國大事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均需先由宰相在政事堂議決然而中書省起草製詔，經門下省審核，呈皇帝批准後頒發執行，不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皇帝不能直接發號施令。除此之外，給事中、黃門侍郎和侍中有封駁否決之權。這種大臣間“分權”和君臣間“限權”的體制保證了唐朝在開國之初沿著一條良性的軌道前行，這也是“貞觀盛世”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這種較為“民主”和完備的政治制度在武則天時期遭到了破壞，後世封建王朝能夠模仿唐這種體制的只有宋朝，即便如此，宋朝的政治體制其“民主”程度比之唐初已遜色很多，至於元、明、清時代，幾乎一個比一個專制，與“大唐氣象”相去甚遠。

唐朝和歷史上各朝相比，最具特色的是孕育和產生了中國兩千年封建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武則天登場的時機正好位於唐開國六十年之際。

女皇帝為什麼產生於唐代？

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女主專政”，如漢惠帝的母親呂后、宋仁宗的母親劉太后、清同治帝的母親慈禧太后，但真正跨出歷史性一步的只有武則天一人。

武則天祖籍山西，但從小在四川長大。這使她的性格中兼具了山西人的遠見和慎密、四川人的多情和果斷。和她的另外一個老鄉楊貴妃相比，武則天得寵而不驕、得意而不忘型、位高而不奢靡、權重而不結黨。此外，她在登上皇位之前已進宮53年、為後35年、參政30年，實際掌控朝政7年。她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宮廷鬥爭經驗和政治資源，而且擁有了相當的從政經驗和人脈資源，這些都是其他“女主”無法望其項背的。

除了武則天的個人原因外，唐朝社會的開放心態和大度氣象也是武則天登上帝位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唐朝社會中充滿著鮮卑和漢人、關隴和關東、南方和北方的雙重血液和氣質，這使得唐帝國在許多方面能夠引領風氣之先。唐朝的“胡俗”和“胡食”、唐朝的衣妝和舞美等許多方面都體現了一種雍容大度和開放兼容。

“盛唐氣象”最具體的體現莫過於唐朝燦爛的文化。唐詩獨步天下，不但為唐朝所獨創，且後世至今仍無法超越；書法雖源於魏晉，但在唐朝卻達到了鼎盛；繪畫在唐朝承前啟後，它不但繼承了魏晉畫法，而且啟迪了後來的宋元山水。

唐代燦爛的文化源自唐代人才輩出。而唐代人才之所以燦若星河和當時的製度和風尚有關。

從唐開始，科舉制度形成較完備的體系，它不但成為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一條途徑，最重要的是打破了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科舉取士使唐朝呈現出“千帆競發”的局面，人人激情洶湧、人人自由奔放，整個社會的競爭格局和自由空氣由此引發。儘管後來科舉取士由於日益教條僵化而失去了唐代時的活力，但它仍然持續了一千多年。它說明由隋唐原創的科舉制度對後世影響甚遠。

此外，貞觀年間的“民主”空氣格外濃厚，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當時人們的創造力和開拓精神。

唐太宗主政後，經常與臣下討論治國之道，以史為鏡；親君子，遠小人，求賢納諫；重農恤民、知人善任，其虛心好學、與民同樂的平等思想為歷代帝王所罕見，這種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唐初的社會風氣並使唐朝在短時間內發現和聚集了一大批人才。

唐代還有一件事對後世影響深遠。這就是人所共知的玄奘西行。

中國歷史上曾有三次不同尋常的遠行。

第一次發生在西漢盛世。遠行的方向中國西北方向，代表人物為張騫。張騫出使西域，使西漢帝國和西域加強了聯絡、加深了了解。

第三次發生在明朝朱棣時期。遠行的方向是中國西南方向。明成祖及後來的仁、宣兩帝共七次派遣鄭和下西洋、加深了明帝國和西洋各國的聯繫。

第二次遠行即發生在唐朝貞觀年間。遠行的方向是中國的西方。主要的目的是西行取經——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去實地學習、考察和研究。

沒有人能夠否認，佛教的傳入對於古代中國人的心智結構乃至對整個中華文明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現代一些中國人的許多思維習慣、處世方法甚至常用語言都還留有明顯的佛教痕跡。玄奘取經雖然不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開始，但玄奘之後，中國佛教真正從古代印度佛教那裡“取回了真經”，開創了屬於自己的“漢地佛教時代”。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漸消亡以後，漢地佛教卻更加興盛發展，延續至今已成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經只是中國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經。距這次取經一千六百多年後，中國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從“西方”迎來了共產主義學說。如今共產主義學說在它的發源地德國和最早的實踐地俄國已銷聲匿跡，但中國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並將它列為自己國家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經。

和另外兩次遠行相比，玄奘取經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無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也並不是十分明顯。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萬苦的遠行只是為了探究信仰和學習知識，不存在任何實際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純粹的“精神之旅”。正因為這個原因，玄奘西行取經還激發了國人一向貧乏的幻想能力，並在歷代傳說的基礎上最終誕生了偉大的古典小說《西遊記》。

和另外?次遠行相比，玄奘取經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如果說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行為的話，玄奘取經則完全是個人行為。唐朝皇帝對玄奘取經雖有資助，但取經的主體是玄奘個人。由於行為性質和主體的不同，兩者的內在動力也截然不同。個體行為可以自由地從個人的興趣和求知欲出發，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層面的突破；而國家行為則可能受制於固有的條條框框。

從現代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這三次不同尋常的遠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國人行事的常規，並給中國的傳統文化增添了豐富性。

這三次遠行分別發生在漢、唐、明三個漢族政權的盛世時期，為各自時代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和無限的想像空間。然而，同樣是遠行，它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

張騫出使西域，歷時十三年，途中兩次被匈奴截獲。雖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沒有達到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詳細掌控了西域地區的國家分佈、政治經濟狀況、地理特徵、人情風俗等情況，為漢朝加強同西域的聯繫，提供了最新、最翔實的資料（也給玄奘後來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對於後世而言，張騫只是一個使者，他對西域的情況也只是介紹，雖然對政府的外交、軍事提供了便利，對民間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前後經歷了三十三年，到達過印度洋沿岸許多國家，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鄭和下西洋加強了明帝國和西洋各國的聯繫，拓展了明帝國對西洋各國的影響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轟轟烈烈的遠航以後，由於朝廷對外政策的驟變，他的傳奇壯舉突然銷聲匿跡了，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幾乎連一絲漣漪都沒有泛起過，更不用說在民間產生持久的影響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會風向的轉變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視。

相比於這兩次遠行，玄奘西行卻有著特殊的意義。玄奘西行十七年（627年——645年），行程五萬多里，帶回了大量的經卷。唐太宗稱讚他捨身求法，惠利蒼生，並詢問沿途所見的物產風俗、山川氣象、佛教聖蹟，以及張騫未見、《漢書》未記的種種問題。玄奘都一一作了回答。在唐太宗的鼓勵下，玄奘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記》，共十二卷。這部書記載了玄奘十多年旅行中所經歷的一百一十個國家和所傳聞的二十八個國家一共一百三十八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土人情、物產情況、宗教信仰等等。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大的書籍，是記載中亞細亞、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歷史、地理最詳實的書籍。

現在看來，玄奘西行只可能產生於盛唐時代。鼎盛的唐代對於異域文化的開放胸襟遠非漢代、明代可比。它的影響力不僅限於中國同時還具有世界影響力；不僅惠及當時，還傳播於後代。

中國古代這三次不同尋常的遠行及其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留下的思想遺產是極其值得探究的。在我們的民族特性中，一直缺少探險和開拓的張力，直到現代依然如此。而玄奘西行對我們今天的啟迪更甚，我們的民族特性中一向以實用理性居壓倒地位，不具任何功利色彩的純粹精神性的探索很難獲得承認。這種行為模式不但導致了人們過多的短期行為而且極大地扼殺了想像力，這也是近代乃至現代中國長期缺乏發明家和思想家的原因所在。從這點看，玄奘西行體現了大唐空前絕後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非常值得後世重視和學習。

唐朝從開國六十年到安史之亂間的七十七年中，雖屢遭宮廷之亂，但國力卻一直蒸蒸日上，這在封建時代是很少見的。所有這一切和唐初貞觀年間各項舉措密切相關。

唐在進入開國六十年後，開始出現很多轉折：政治上相權遭到削弱、皇位繼承缺乏嚴密的製度；經濟上租庸調製遭到破壞並由此帶來土地制度的變革；軍事上由過去的主動進攻轉為以防禦為主，此舉導致府兵制崩潰，為藩鎮剖據營造了土壤；國家管理上一度酷吏橫行（為後世的密摺政治和特務機構提供了風氣之先），所有這一切都在日積月累，到玄宗後期宦官登場、外戚橫行、中央官員驕奢淫逸、邊鎮將領擁兵自重，這是諸多社會矛盾沒有及時化解和解決的結果，並非玄宗一人之過。當然，對於“安史之亂”的最終爆發和唐朝由盛轉衰，玄宗是要負很大責任的。但是更應該負責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下高度集中專制的皇權。作者;席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