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風聞奏事”的製度

2018/03/06 11:37:50 網誌分類: 看歷史,知與亡。
06 Mar

  宋仁宗“發明”了“風聞奏事”的製度,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此例一開,臺諫官員與執政大臣勢如水火,而皇帝卻在一旁偷著樂。

仁宗朝還有兩件大事,對北宋後來的政局影響深遠。

  一件是仁宗對諫官性質的改變,另一件事就是聞名天下的“慶曆新政”。

  漢唐時期,諫官是隸屬於宰相的,如唐朝皇帝身邊的“拾遣”“補闕”之類,都屬於門下省。宰相與皇帝商量事情,諫官是要在場的,察遺補闕,宰相不好說的話可由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小官,話說對與錯,皇帝接受不接受,可以有迴旋餘地。到了北宋仁宗時期,則發生了大的變化。皇帝為了防止宰相專檀,開了用言官監視、牽制宰相的先例。仁宗皇帝將諫官和御史監察兩個本來有分別的系統,合併在一起。也就是將言官從宰相手裡拿過來了。而且允許諫官“風聞奏事”,也就是說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過去諫官針對的是皇帝,現在則成了皇帝約束宰相的工具。宋真宗時即有“異論相攪”的說法,到仁宗時就將其製廢化了。北宋以至明代政潮洶湧,黨爭趨於嚴重,皆與此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為它是一個挑動朝臣互鬥的製度,是激發小臣斗大臣的製度。宋代因此而臺諫官員與執政大臣勢如水火,到明代更是發展至頂峰而導致亡國。

“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相比,一個側重於政治體制改革,一個側重於經濟改變。

仁宗朝發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慶曆新政”。

  北宋自開國到“慶曆新政”前夕,已歷經80餘年,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到宋仁宗執政中期,土地兼併已非常嚴重。土地兼併的過程就是農民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的過程。到“慶曆新政”前夕,農民起義已是暗流湧動。而外部則面臨遼和西夏的威脅。“冗官”、“冗兵”、“冗費”與日俱增,封建國家陷入積貧和積弱之中。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初,宋對西夏的戰爭失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水欲來,而宰相呂夷簡對此束手無策。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開始思變,遂於這年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為諫官,一道主持朝政。宋仁宗在召見中,對范仲淹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

  九月,范仲淹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這個方案共涉及十個方面:

  明黜陟,改變以前文官三年一升遷的辦法,對於官員中確實有作為、立大功的人,才能提拔重用。

  抑僥倖,改變貴族子弟承受恩蔭做官的舊法,以減少冗官。

  精貢舉,考試學子著重在策論經學,不在詩賦。

  擇官長,嚴格選擇提點刑獄以及各州縣長官。

  均公田,各級官員要按等級分給職田,防止貪污。

  厚農桑,每到秋田,各地開渠修堤,以利農業生產。

  修武備,招募衛兵5萬,保衛朝廷。

  減徭役,免除農民的部分徭役,減輕負擔。

  覃恩信,朝廷有政令,各地必須執行。

  重命令,注重政令的統一。

  范仲淹的改革方案出台後,歐陽修等人紛紛上書言事。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陸續頒布了幾道詔令,施行新政。因為時值慶曆年間,所以歷史上稱為“慶曆新政”。

  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為了貫徹新政,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地檢查官員善惡。他坐鎮中央,根據按察使送來的報告,將碌碌無為的官員從登記薄上一筆勾掉。在范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不合格的官員被除名,一批精幹的人才被提拔到重要崗位。這樣,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

  可惜,這些起色並沒持續多久。慶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國治的宋仁宗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4個月的慶曆新政就這樣曇花一現地夭折了。

  慶曆新政雖然夭折了,但它的意義卻非同小可。它是秦商鞅變法以來封建王朝最勇敢最重要的一次改革運動。作為改革的前奏,它為二十年後的王安石變法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社會心理基礎。

  為了將北宋的這兩次變法進行比較,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慶曆新政之後的王安石變法。

  公元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並設置了整頓財政、商議變法的專門機構——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主持,開始實行變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以推動變法。在任宰相其間,他輔佐神宗實行變法,掀起了十六年之久的熙豐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發起?熙寧二年(1069年),至元豐八年神宗病逝而結束。它可分為熙寧新法與元豐改制兩個階段。其具體措施如下:

  青苗法,於公元1069年9月頒布。在青黃不接時,政府主動向農民發放貸款救急,一年按春、秋發放兩次,要他們二分的利息。春天分發出去的秋天須收回。此舉沉重的打擊了高利貸商人,減少了他們對農民的盤剝。

  農田水利法,於公元1069年11月頒布,規定由各地興修農田水利工程,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分派。

  均輸法,發佈於公元1069年7月。朝廷徵調財物時,考慮到富商壟斷物資,抬高物價,從而使百姓困苦不堪,於是均輸法規定徵調權統歸發運使,由發運使掌管六路、京師生產和府庫的儲備等狀況,然後根據實際需要和各地產品情況徵收,由國家調劑有無、權衡貴賤、統一運輸,所謂“徒貴就賤,用近易遠”,從而打擊商人牟取暴利的行為,給農民減輕了一些負擔。

  募役法,是熙豐變法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改革。王安石在製定過程中慎之又慎,與神宗商議兩年才頒行,從1069年制定到1071年才付諸實施。這是王安石最為著重、最為得意的一項新法,也是對官僚貴族階層打擊最大的一項新法,募役法又稱免役法。

   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極大,但官戶、將吏、僧道戶、女戶、單丁戶、城市居民戶商賈均可享受免役權,繁重的兵役就落到農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農身上,對農村生產力摧殘極大。王安石的新法規定,按百姓家庭財產多少,分別讓他們出錢僱人充役,使本來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錢。這樣一來,自耕農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入。

  保甲法,這項新法實行的目的之一就在於鎮壓農民各種形式的反抗。把鄉村人口編入籍薄,兩名男丁取一人,十家為一保,保丁都發給弓弩,農閒時操練,交給他們戰鬥的方法。保甲法作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為國家節省了巨額經費。

  在培養人才上,王安石對學校進行整頓,改組太學,擴大太學生名額,增至一千人。為統一上下思想以推動變法的開展,王安石親自編訂統一教材。他註解了《詩經》、《尚書》、《周禮》三部書,凡科舉考試,都奉為教材。

  如果將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新法項比較,可以發現兩者的一些異同:

  從時間長度講,“慶曆新政”遠遠不及王安石變法,前者只有一年零四個月,而後者持續時間達十六年之久。

  從變法的阻力上看,前者也不及後者,仁宗實現變法時,劉太后已去世十多年,來自宮廷內部的阻力大大減少;而神宗實現變法時,不僅有已成為太后的高太后,而且還有已成為太皇太后的曹太后,甚至神宗自己的向皇后也反對變法,尤其是高太后和曹太后一脈相承,都堅決反對變法,神宗去世後,正是高太后聯合一些守舊大臣,將王安石的新法徹底廢除。

  從變法的內容來看,“慶曆新政”重點在解決“冗官”的問題,因而遇到官僚貴族的極力反對;而王安石變法的重點在解決“冗費”問題,比之於前者,後者的措施更為具體、易行。或者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王安石變法中,經濟改革的成分更多,而“慶曆新政”中,政治改革的成分居多。二者相比,經濟變法更容易取得成功。

  從變法的實際效果看,慶曆新政遠不及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雖然提拔了一批能幹的大臣,官府的辦事效率也有了提高,但隨著范仲淹等人的被貶,“人亡而政息”,官場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冗官”問題非但沒解決,“冗費”問題反而更嚴重了。這些問題的加重也是導致後來“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反觀王安石變法,它確實對北宋王朝的“富國強兵”起到了一定效果,尤以“富國”成效最大。“公元1078——1085年間”,“中外府庫無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邊防方面也取得成效,1072年,在變法的高潮中,經略安撫使王韶曾取得了打敗西夏、收復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勝利,使唐中葉以後失陷二百年的舊疆重歸故土,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安石變法的成果。

作者:席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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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8m
k98m 2019/11/13

大概11月是高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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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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