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進一步的思考

　　北宋和南宋的故事講完了，但是關於宋朝，我們還應有進一步的思考。

南宋王朝從光宗朝開始（即公元1189年南宋開國的第62年）一朝比一朝昏庸（末代三位小皇帝不算在內）但人們不明白的是：如此荒淫的皇帝、如此荒唐的朝政竟還維持了近九十年？

南宋雖然亡於蒙古政權，但在其150年的統治時間中，大部分時間的敵人是金政權，正是金政權後來的衰弱導致了南宋政權的苟延殘喘。

　　大金政權成立於公元1115年，它只用了十年便滅了遼，又過了兩年，公元1127年滅了北宋。

　　從公元1127年開始，宋王朝和金王朝都將自己的統治中心向南遷移，宋王朝將統治中心由原來的中原地區遷至江南，即後來的南宋，而金王朝把自己的統治中心從東北平原南遷到華北。

　　兩個政權雖然都在南遷，但遭遇的阻力卻不一樣，江南原屬宋朝統治，因而南宋在江南成立，江南地區人民並沒有太多的抗拒心理。南宋成立之初雖有洞庭湖地區鐘相、楊么農民大起義，但起義的主要原因是因抗金事宜引起，並不完全是針對推翻南宋政權而起。這次起義發動的年代是公元1130年，即南宋剛剛成立之際，說到底是洞庭湖地區的農民不堪忍受戰亂中官兵和盜匪的蹂躪想獨立抗金、自建武裝、自成政權體系，南宋政權當然不充許他們這麼幹。

和北宋不同，南宋政權自鐘相、楊么農民起義後的一百多年裡，基本上再無大的農民起義，直到最後，南宋也不是亡於民族起義，而是亡於異族的進攻，這些現象非常令人深思。

南宋政權能在江南順利建立並立足一百多年，除了因江南原屬宋朝之外，南遷之人和遷入之地同統漢族這一因素也是南宋政權能夠在江南立足的一個主要因素。此外，北方地區的農耕技術對開發江南也有極大的幫助。相比於北宋，南宋時期，江南的經濟開發更為充分。正是充足的經濟發展，才可能使南宋政權在政局十分腐敗的情況下仍能勉強維持。中國農民只要能勉強糊口，一般是不會輕易發動起義的。何況對他們而言，對異族統治的恐懼要遠遠大於對南宋腐敗的痛恨。南宋政權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心理基礎上延續了一百多年的統治。

　　可能有人會拿歷史上東晉政權來和南宋政權相比，認為晉朝南渡的政權一樣是漢人執政，為何司馬氏政權會遭到江南大族的激烈抵抗，以至東晉開國之初不得不“王與馬，共天下”？

　　其實只要仔細分析歷史便不難得出答案。西晉雖然成立於公元265年，但統治江南近80年的孫吳政權是在公元280年才被西晉征服。此時距東晉建立的318年不過三十多年，江南世家大族的根基並未在根本上動搖，因而當時江南地區百姓對東晉政權的認可程度很難和後來的南宋相比。而且同樣是漢族政權南遷，南宋亡於異族，而東晉卻亡於北府將領。

相比於宋政權，金政權的南遷卻阻力重重。它不但遭遇到遷入地區人民的激烈反抗，還遭到遼和宋殘留勢力的反抗。此外金南遷在軍事、經濟和文化方面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從軍事方面講，金人擅長的騎兵在中原山地和江南丘陵水域很難發揮作用。從經濟上講，金人從游牧向農耕生活過度中呈現出很多不適應。從文化上講，金朝落後的帶氏族色彩的文化向先進的漢文化過度也有很多不適應。這些因素導致金朝在滅北宋之後在江南的戰爭上頻頻遇阻，雙方在1141年訂立“紹興和議”以淮水和大散關為界。

　　宋朝南遷後，至少有兩例史實可以推斷出金朝南遷的阻力要遠遠大於宋朝。

　　趙構於公元1127年在南京稱帝，建立了南宋。但在最初的日子裡，為了躲避金朝的追擊，被迫不斷轉移，時而建康（今南京）、時而紹興、時而半江（蘇州），甚至逃到海上避難。直到公元1132年，才確定臨安（杭州）為都城，其間的流浪時間為5年。反觀金朝，直到1153年才把都城遷到燕京，其時距離滅北宋已過去了26年。等到1161年將開封定為金的首都時，時間已又過去8年。首都南遷的遲緩實際上也是政權南遷阻力增大的證明。

　　再看一下政局，趙構領銜的宋王朝南遷後雖然也遭遇了寵將杜充降敵、苗劉之變、鐘相、楊么起義等曲折歷程，但政局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變化。而金朝的政局在同一時期卻一波三折。從公元1127年至公元1161年，金朝先後發生三次政權更迭。由金太宗到金熙宗再到海陵王。金熙宗晚年，金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日趨尖銳，互相殘殺，山東境內的人民起義彼此起伏。1149年，完顏亮殺熙宗，奪帝位，是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後，窮奢極欲，連年徵發，導致金軍內部軍心不穩。採石礬（今安徽馬鞍山）一戰大敗，海陵王退至揚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殺。政局的動盪反映了金王朝南下漢化過程的艱難。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南宋所以偏安一隅並能持久的真實原因。

在宋、金分別南遷三十多年後，兩個朝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經歷十分?似。

公元1161至1189年，這二十多年里南宋和金的經歷驚人的相似。南宋是孝宗執政的時代（1162-1189），而金則是金世宗執政的年代（1161-1189）。孝宗是南宋少有的開明和有進取心的皇帝，而金世宗在位時也是金朝政局最為穩定和開明的時期。正因為如此，才有雙方的“隆興和議”，才有雙方近40年相對穩定的局面。

　　孝宗於1189年禪位，而金世宗於1189年病故。金世宗以後的章宗時期，金朝開始走下坡路。章宗極好浮誇奢侈，到處修建宮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預政事（這與光宗、寧宗時也極為相似）。大臣們只能奉承媚上，圖一時安樂，不敢逆其所好。章宗之後，金朝更加衰弱，終於被後起的蒙古政權所滅。

　　金朝前期南下艱難、後期政局腐敗，自顧不暇，造就了南宋王朝的苟延殘喘。至於金滅亡以後，南宋又存活了40多年，其原因也和金前期一樣。蒙古人南下同樣面臨著民族反抗、同樣面臨著軍事形式的變化。而且蒙古政權面臨的反抗地域更廣、種族更多。反抗者隊伍中不光有漢族、還有女真、契丹、党項等前朝遺民。正是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南宋才得以存活了一百多年。

遼國的崛起其責任在北宋，金國的崛起其責任在遼，而蒙古國的崛起，其責任在金。

宋王朝並不算太弱，卻生活在一個強敵環繞的環境中。相比而言，西夏立國雖晚，但西夏政權卻早於北宋而存在。遼國也是如此。遼立國於公元916年，而北宋成立於公元960年，遼比北宋早立國44年，故北宋吞滅遼國並非易事。

　　那麼金國和蒙古國的崛起應由誰來負責？

　　依我看，金國的崛起主要由遼國負責而不應該由北宋負責；而蒙古的崛起則主要由金國負責而不應該由南宋負責。尤其是蒙古，其崛起後不但橫掃亞洲諸國而且向西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即便是漢唐再世也難抵蒙古軍隊的進攻。事實上，蒙古政權在征服世界各國的過程中，南宋的抵抗程度最為激烈，時間也最為持久。這大抵可以說明南宋政權至少在軍事上經濟上不是一個太弱的政權。

《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一畫、一書是宋朝尤其是北宋繁榮的證明。

宋朝一度創造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高峰（但不是軍事高峰），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北宋留給後世的《清明上河圖》和南宋留給後世的《東京夢華錄》中可以得到證明。

　　《清明上河圖》是一副留傳甚久的千古名畫。它的作者張擇端是南北宋之交的大畫家。張擇端一生作品不菲，但最有名氣的還要數《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是一幅用高度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長捲風俗畫，通過對市俗生活的細緻描寫，生動的再現了北宋昇平時期的繁榮景象。該圖以北宋京城汴京為背景，匠心獨具，氣勢恢宏而且描寫細膩，即氣象萬千又井井有條。據統計，畫中各式人物不下八百，但卻姿態各異，無一類同。畫中場景包括春郊、河岸、碼頭、虹橋、城門、街市、車船轎子、牲畜、建築群落等等，可謂應有盡有，充分展現了北宋當時的繁華。

　　《東京夢華錄》也是一部論述北宋都城開封府城市風貌的著作，堪稱一幅用文字寫成的《清明上河圖》。作者是兩宋之交的孟元老。他生於北宋末年，公元1103年，隨父到東京，在東京汴梁（河南開封）生活了二十多年，北宋覆亡後的南渡。晚年追憶昔日舊京的繁盛，緬懷往事寫成《東京夢華錄》十卷。書中對北宋都城東京做了詳細記載：汴樑的城池、河道、宮闕、衙署、寺觀、橋巷、瓦市、勾欄、以及朝廷典禮、歲時節令、風土習俗、物產時好、諸街夜市，反應出當時都城官府、手工業作坊、商業、文化、交通的發達情況和城市的風貌，幾乎無所不包。

　　《東京夢華錄》讓人們感嘆北宋都城的繁華與富庶，感嘆當時社會文明發展那的程度。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的自序中寫道：“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鬢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側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竟駐於大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奏，萬國咸通，華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皰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蕭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這短短數語便勾勒出東京城市的氣象萬千，令人嘆為觀止。

　　《清明上河圖》在藝術領域展現宋代的時代風貌。《東京夢華錄》則在文學範疇予以記述，兩者相得益彰，讓後人得以形象具體地了解北宋晚期東京的繁榮奢華和社會風貌。

東京是北宋的一個縮影，從中可以窺視北宋社會全貌。在中國從秦開始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宋朝是個分界線和轉折點。在此之前和之後，社會結構尤其習俗方面有了明顯的不同。

兩宋以前，特別是唐代時，城市居民受坊市製度的限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勞動、娛樂及活動大都只能在白天進行，人們日常生活總體上來說是比較單調乏味的。到了兩宋時期，情況發生了轉變，這主要是由於隨著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過去的坊市製崩潰，城市居民由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居民在夜晚的活動只要在當時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就不會受到政府的干涉。由這一變化導致城市居民的社會生活和勞動等習慣?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宵禁解除，夜市興起，人們不再受夜晚關閉坊門的束縛，於是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作息時間。由於人們喜歡夜裡出來活動，因而城市夜生活變的豐富多彩，夜市十分興盛，同時早市也十分受歡迎。

　　與夜市早市相適應的，又出現了兩大變化：一是瓷器製作水平的提高和廣泛運用到日常生活中；二是茶文化的興起。許多市民以精益求精、消遣娛情的態度來培育茶文化，因此飲茶十分講究，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一千年長盛不衰。當時不僅開封、臨安、成都等大城市如此，就連一般縣鎮、飲茶習慣也蔚然成風。由於受城市生活的影響，民眾對藝術和娛樂產生了新的需求。市民階層迫切需要這些方面的發展，為此城市中出現了適應此項需要的專門的娛樂場所“瓦肆”。瓦肆內藝人們的表演的節目多種多樣，有令人驚嘆的索上擔水，踢瓶踢缸等雜技絕活，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曲藝表演。這些不但極大的豐富了人們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推動著文學藝術領域的蓬勃發展。宋詞、詩歌、話本、曲藝、繪畫無不大放異彩。受這些因素的影響，人們在居住、服飾、習俗等方面也有了和前代明顯的不同，有些習俗甚至流傳至今。

作者:席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