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遺囑政治和製度的建立
二遺囑政治和製度的建立 中國古代製度中的頭等大事便是皇位繼承製度。 從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專制國家開始，皇位繼承就成為封建帝國最為重要的 頭等大事。雖有“立賢立長”“立長立謫”等陳規，但圍繞著皇位更迭，仍然會上演一幕幕的故事。 秦始皇本來屬意於長子撫蘇，但後來登基的卻是二兒子胡亥；唐高祖本來是準備傳位於長子李建成，卻不料次子李世民捷足先登，發動“玄武門之變”不但殺死太子李建成，隨後還逼退了唐高祖李淵；趙匡胤本來想傳位於兒子，卻不料在“燭影斧聲”之後，由弟弟登基；朱元璋本已安排好孫子朱允炆接班，不料四兒子朱棣謀逆，朱元璋死後沒幾年，朱棣便發動了“靖難之役”，推翻了侄兒朱允炆，自己做起了皇帝。 開國皇帝們尚且如此，後世之君在繼位問題上遭遇的挫折就更多。就連一代雄主漢武帝、唐玄宗、康熙等都在晚年不約而同和太子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太子輕則被貶，重則殺頭。在朕即國家，朕即法律的時代，制度廢立經常如同兒戲。 沒有了製度做保障，“人亡政息”便成為必然。而皇帝的遺囑也經常成為一紙空文。 公元86年，一代雄主漢武帝去世。遺詔霍光、金日磾、上宮桀、桑弘羊輔助幼帝。但沒過多久，四人輔政便成了實際上只有大將軍霍光秉政。雖然後來霍光忠實地執行了漢武帝的政策，但漢武帝臨終前安排的“集體輔政”體制事實上已遭到了破壞。雖然漢朝在霍光手中任然穩步向前，但大臣專權的格局已經形成。皇權遭到消弱。史書上記載：宣帝對霍光“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霍光之所以後來沒篡權，完全是由於個人修養的原因。到了西漢末年王莽登場，大臣專權的弊端和本質便暴露無疑。相比於后宮干政、外戚專權而言，皇帝臨終指定大臣集體輔政是一個較為開明的舉措。但事實上，在封建專制的年代，大臣集體輔政的體制卻經常遭到破壞。 明英宗是明朝建國以來第一位幼年天子。公元1435年，年僅9歲的英宗即位。即位之初，軍國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張氏和內閣三楊手中。這實際上也是一個集體輔政的格局。太皇太后張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親、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英宗朝的前期政治活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國家大事多禀裁決。三楊，即歷史上楊士奇、楊榮、楊溥，是明朝歷史上少有的“名相”。他們歷經永樂、洪熙、宣德三朝。有著豐富的治國經驗。 “三楊輔政”不但在明朝，即使在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河流中，這一段歷史也是需要大書特書的時期。集體輔政、“三權鼎力”格局在這一時期顯示出非常良好的作用，將明朝的政局穩步的推向前進。 皇帝、太皇太后、三楊“三足鼎立”，三楊之間又互為倚角，這種結構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專制。使朝政向著遵循制度的方向發展。可惜，這種格局維持了不到十年便被打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張氏去世，英宗的貼身太監王振勢力日熾，三楊隨後便陸續談出政治舞台。多極鼎力的政治格局重新回歸到皇帝的獨裁。於是，導致明政權由盛轉衰的“土木堡事變”便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明朝有兩段有名的託孤案例：一個是“三楊輔政”，另一個便是穆宗託孤。 公元1527年5月22日，明皇宮中傳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後，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招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穆宗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著皇后、黃貴妃，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天下累先生”，“事與馮保商榷而行”。接著，司禮太監馮保宣讀皇帝給太子的遺詔：“遺詔於皇太子。朕不豫……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 三輔臣即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司禮監即太監馮保，此時還兼提督東廠。 按照穆宗的佈置，高拱是外廷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小皇帝主要還是依靠馮保。貼身太監加上外廷重臣，再加上皇太后，這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三角結構，但這個結構在穆宗死後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變化。 大臣高拱和太監馮保有了矛盾，穆宗死後，高拱便處心積慮想方設法除掉馮保。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使科都、禮科都等先後有人彈劾馮保。張居正和馮保關係密切，表面上贊同高拱驅逐馮保的建議，實際上緊鑼密鼓與馮保密謀如何驅逐高拱。 雙方的鬥爭在6月16日便有了結果。這天早朝，傳來聖旨：“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這一段話嚇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渾身癱軟，伏地不能起，第二天便坐著一輛騾車離開京城。高拱一走，高儀也坐不住了，驚得嘔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了張居正一人?從此以後，萬曆朝的前十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受三個人規範：一個是自己的生母慈聖太后，一個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一個是內閣大學士張居正。 慈聖皇太后生活非常簡樸，一心想讓萬曆成為一個有為之君，對他管束甚嚴；太監馮保知書達理、喜歡琴棋書畫，很有涵養，雖趕走高拱卻並無野心；張居正身為大臣卻與宦官勾結，這本來是一件讓人痛恨的事情，但張居正忠於職守、一心為國，所以對朝政並無不利影響。 萬曆朝的前十年，明政府在張居正的領導下煥然一新。吏治改觀，財富增長。這是明朝歷史上最後一段美好時光。1582年張居正死後，一切便開始改變。而張居正自己也在他去世兩年後遭到萬曆皇帝的清算，“人亡政息”的悲劇再次上演。 四位輔政大臣曾跪在皇帝靈前發誓。齊心協力輔佐幼帝，但時隔不久彼此便離心離德。 清王朝也有兩個著名的託孤案例： 1661年，彌留之際的順治皇帝將皇位傳給了8歲的兒子玄燁，並任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 四位大臣曾在順治靈前發誓，齊心協力輔佐兒童皇帝玄燁。最初，誓言的熱度尚可將他們團揉在一起，同舟共濟、不計較私怨。但當權勢、利益發生不斷衝突而又無任何制度約束的時候，誓言便成了一句空話。沒過多久，鰲拜便一枝獨秀，大權獨攬。文武百官盡皆出自其門下，心腹遍布各地，其權勢對皇權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專權長達八年之久。直到1669年，才被康熙割職。 繼順治託孤整整二百年之後，清王朝再次上演託孤舊事。 1861年咸豐皇帝在熱河病逝。病危時召見了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王瑞華、御前大臣景壽、協辦大學士孝順、軍機大臣穆萌、匡源、杜翰、焦韋佔瀛等大臣，下朱諭：立6歲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任命上述八位大臣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賜皇后一方“禦賞”印；賜載淳一方“同道堂”印，載淳的印由生母懿貴妃代管。“禦賞”印蓋在皇帝諭旨起首處，“同道堂”印蓋在結尾處。八大臣擬定的任何諭旨，如果沒有這兩個玉印，就不能生效。 和順治的遺囑相比，咸豐帝在整體提升輔政大臣地位的同時也加強了兩位太后的權力，尤其加強了皇太后的權力，同時輔政大臣人數由順治時的四位增至八位，以防止個別大臣專權。咸豐擺出了一個輔政大臣和太后之間、輔政大臣之間、兩位太后之間相互牽制的政治格局，以便使政權能在數年後順利過度到小皇帝手中。 但後來政局的發展完全出乎咸豐的意料，在他安排的政治格局中最不顯眼的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最後成了權力中心。她先是聯合恭親王發動政變除掉八大臣，之後又先後迫使慈安太后和恭親王淡出，由她一人獨裁。 由於缺乏制度的安排，歷代封建王朝在發生皇位更替時經常會發生你死我活的爭鬥。直到康熙建立秘密立儲制度，這個問題才得到了基本解決。從康熙到咸豐，清王朝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五位皇帝，政權交接基本順利，直到同治時才出現上述變故。 幼帝登台，主少國疑。輔臣制度經常因人而異，沒有定規。忠誠自律者如霍光、張居正，篡權奪位者如王莽、楊堅、趙匡胤。 即使有製度，這種制度也經常遭到破壞。光武帝劉秀在立國之初對外戚防範甚嚴，結果東漢王朝的外戚之禍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嚴重。朱元璋也曾經在開國之初規定不許宦官干政，但明王朝的宦官卻屢次興風作浪。 帶頭破壞制度的正是皇子皇孫們。東漢在第三代皇帝漢章帝時，外戚就開始擅權，明朝也是在第三位皇帝朱棣手中時，宦官開始參與政事，這一切都是得到皇帝的首肯和支持才得以成行。 對製度遵守最好要算北宋，自宋太租規定“不許擅殺士人和上書言事者”之後，歷代皇帝都很好的遵守了這一制度。 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以及對製度的執行力將考驗未來的中國。幾千年來，各種潛規則始始陰魂不散，時刻在腐朽著制度的肌體。“人亡政息”的案例直到現在依然可能在各地上演。對人負責而不是對製度負責，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人民負責的現象依然存在，所有這些，都對未來提出了挑戰。 制度，健全的製度，受約束和監督的製度，既有連續性又是與時俱進的製度，這將是中國未來四十年需要不斷重複和加以強調的詞彙。作者:席宏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