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選官辦法、等級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秦在建立一整套選官辦法的同時，還建有一套等級制度，即爵位制。 秦統一後實行十二級爵制。這個制度的最終確立，反映了秦王朝統一後等級制度的凝固化和最後完成。有無爵位是區分每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有爵位者在當官為吏以及犯罪贖刑方面均有特權。無爵位者稱為“士伍”是無任何特權的階層。 　　秦統一後的爵位制度和統一前有了兩個顯著變化：一是授爵條件有變化。商鞅變法後實行的爵制，主要在於“賞軍功”。秦統一以後實行的爵位制，不再局限於軍功，這也是大規模戰爭後的必然變化。 　　二是爵和官相一致的原則出現變化。秦統一以前賜爵與授官是統一的，“斬首一級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選，與斬首之功相稱”。為官必須有爵，凡是沒有爵位的人，不用談當官，就是當個佐吏也非常困難。但在統一後任命官吏已不以有無爵位為條件。秦朝的不少大臣如丞相王綰、馮去疾等不僅無爵，就連軍功也沒有。另一方面，許多有高爵的也不一定當官。這種官、爵分開的原則有利於選撥治國的人才。這是適應統一後新形勢的、有利於封建政權的改變。這種改變凝聚著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掌控政權的有益經驗，值得後人思考。 漢帝國建立後，在秦朝選撥人才制度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改變。 漢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職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師為郎，叫做“任子”，擁有資產十萬錢（景帝時改為四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備衣馬之飾，也可以候選為郎，叫做“貲選”。郎是皇帝的侍從，有漢郎、中郎、侍郎、郎中等。 　　西漢初年地主階級子弟為郎，是他們出仕朝廷的一個重要階梯。但在這種選官制度下，較高的官吏多數出於郎中、中郎等郎管和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財富為標準，未必都能得到合適的人，所以難以適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惠帝時，在各郡縣推選“孝悌力田”，复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人。文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但這種詔舉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撥，也沒有成為正式的選撥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兩人，以給宿衛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像有吏有民，在製度上比文帝時的詔舉較為完備。公元前134年，武帝詔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此以後，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制度就確立起來了。 武帝以後，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御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 武帝時還令公聊、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從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過這類察舉屬特科性質，並不經常舉行。此外，還有獻策上書為郎，射第田科為郎等選官途徑。 　　武帝還在長安城外為太常博士的弟子興建學校，為名太學。又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封建官僚，但是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東漢大體沿用西漢的選官制度，但到東漢末年逐漸形成了所謂的世家大族。（魏晉時成為士族），影響很大，名士和官僚大都出自這個階層。曹操由於其官吏家族的身世，不被當時的名士所尊重。東漢末年，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為袁紹，實力和影響遠甚曹操。官渡之戰時，曹操的文武官員多與袁紹私通。曹操為了戰勝強大的對手，不得不度用外人，即從較低的社會階層中網羅有能力的人才。後來他一再發布“唯才是舉”的教令，選撥那些不齒於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 九品中正制代替了“唯才是舉”，最終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曹操死後數月，曹丕在尚未代漢稱帝之時，採納了陳群建議的九品官人之法，選擇賢而有鑑賞的官員，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負責察訪與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評列為九品，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這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士人評定之權掌握在政府中正的手裡，中正採擇輿論，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多少改變了東漢末年名士操縱選舉的局面，有利於政權的穩定。但在士族階層發展和易代紛紜的歲月中，此制並不能長久地超然於士族勢力和政局之外而堅持其既定準則，西晉時已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了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到了東晉，士族幾乎壟斷了選舉官吏的所有途徑。

作者:席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