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央集權制的加強

五中央集權制的加強 　　保證門閥世襲的闢舉制和九品中正制在隋朝廢除，這標誌著世襲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權制的加強。 儘管如此，由於隋朝門閥貴族，特別是關隴軍事貴族是統治階級的核心，他們的子弟仍可門蔭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入仕資格，升任高官。所以門閥世襲制在隋代選舉中仍居優勢，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過吏職和軍功。 　　

值得一提的是，隋朝時出現了兩種新的科目—進士和明經。進士科為隋煬帝所創。進士只試策，明經除試策外還要試經。這兩種新科舉的產生適應了一般地主的要求，標誌著科舉取士的開始，對後世具有深遠影響。 　　唐代官吏選撥的途徑有三種，即門蔭、雜色入流和科舉。唐朝對門蔭入仕作了嚴格的規定：一是有封爵者可由子孫承襲;二是皇親亦可按親疏敘階授官；三是散官、職事官三品以上曾孫、五品以上子孫、二品勳官子可以資蔭入仕。 門蔭入仕，是唐朝前期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 雜色入流主要有品子、勳官和流外入流。 　　

品子，以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成年子充任。 　　勳官需輪流番上服役，供京城諸司和各州驅使，不服役者需交納課錢。服役或納錢期滿，經兵部考試合格，可授予散官。 　　

品子、勳官等無品級、無官職人員到吏部參加銓選（考試官吏），銓試合格即獲得官職，這叫做入流。中央各官府的令史、書令史、傳制、亭長等胥吏，是經吏部考試加以任用的，叫流外官。 雜色入流，特別是流外入流，在整個唐代都是低級官吏乃至中級官吏的主要來源。 唐代在人才選撥方面最主要的舉措是確立了科舉取士制度。這個制度對唐朝及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唐以後，科舉取士一直成為士人和下層人士進入統治集團序列的重要途徑。 　　

科舉是一種通過分科考試選撥官吏的製度，始於隋而立於唐。應試者每年十月參加由吏部或禮部舉辦的考試，第二年二月張榜公佈進士錄取名單。凡是考中的稱為及第。唐代進士或明經及第只是獲得出身及做官的資格，並不直接授予官職。要做官還需要到吏部參加銓選，經過身（體貌）、言（言辭）、書（書法）、判（判決書）四項銓試，再結合各項規定才能授官。唐高宗以後每年獲得做官資格及入流的人數大大超過委派的官職，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背景和門路，新及第的進士、明經在參加銓選時很難獲得一個官職。唐代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在《上宰相書》中就談到“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就是說自己參加了四次科舉考試才考中進士，而到了吏部參加了三次銓選，還沒有獲得一個官職。 唐以後，歷代的王朝雖然對科舉的內容和標準作了一個些調整，但科舉取士的形式卻一直延續了一千多年，直到1905年清朝滅亡前夕才予以廢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人才選撥方面進行過很多種嘗試。建國初期，政府管理層和工作人員很大一部分來自部隊轉業人員；再後來，有相當一批勞動模範走上各級領導崗位。 　　

進入八十年代後，隨著高考的恢復，大學畢業生開始大規模進入各級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各級政府機構人員的精減和大學大規模的擴招。高考已經由過去的選撥人才功能演變為一種“資格考試”。大學畢業證書只能成為進入各種管理機構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大學生也由過去的“天之驕子”變為只是擁有某種必備素質的公民和勞動者。 　　未來四十年，中國的人才選撥機制面臨轉折和挑戰： 　　

一是由過去的任命變為更多的公開選撥和競聘，今後國家機關和企事業選才不但要公開，而且應擴大範圍，不應僅局限於國家機關的現職人員。 　　二是由過去的勞模、技術骨幹、專家充任管理者的模式逐漸轉變為選用專門的管理人才充任各級領導崗位。 　　

中國過去曾長期信奉“學而優則仕”，科舉制度消亡後，在道德泛化的年代又信奉“勞而優則仕”。（如文革時期就有普通農民、紡織工人和技術能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現象）。今後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勞模政治”、“技術官僚”等過去選才的模式將逐步退位於專門的管理人員充任各級政府的工作崗位。 　　三、量才錄用、破格提拔應該也可能成為今後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用人制度改革的一個方向。在這一點上，古代漢武帝和唐太宗很值得今天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學習。 　　

漢武帝從即位開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並予以破格重用。當時向漢武帝自薦的人數以千計，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武帝的重用。武帝時期也成為漢朝人才最燦爛的時期，文有董仲舒、衛綰、汲黯、霍光，武有李廣、李陵、衛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對各種人才都實行知人善任、量才錄用。如司馬相如只是擅長辭賦寫作，武帝主要讓他從事文學工作，東方朔喜歡幽默嘲諷，武帝只讓他進諫，卻始終沒讓他處理國家政務。

作者:席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