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文三語政策「紅顏薄命」【夏仁諺】

查詞典，「薄命」指命運不好，福份差，多指女性。以「薄命」形容一個政策，夏仁諺驚奇，竟然如此貼切，令人惋惜。

香港兩文三語政策始於1997董建華的施政報告：「若要維持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我們必定要有中英兼擅的人才。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

兩文三語政策的第一考慮，是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簡言之就是實力。不過，時至今日2018年，香港還剩下甚麼實力可以與世界競爭？除了富人特別多這一點，屈指也數不出來。然而，今時今日港人評論兩文三語，政治觀點掛帥，早把維持競爭力的考慮拋到九宵雲外。

在我的語言課上，很多學生想以民意調查證明粵語最受歡迎。我反問學生：「如果調查發現九成人不喜歡英語，香港人是否應該廢除英語教育？」學生話不是。

在媒體的「優質教育」下，香港孩子已把民意當成至高無上，完全沒有意識到國際實力差與民意無關。民意調查，只在民主政治領域上有點用，對於認清自己實力毫無助益。正如英語不能因為我們不喜歡而拋棄它，普通話和簡體字也是一樣。所以，兩文三語政策是一道苦茶，我們未必喜歡它，但不擁抱它不行。

兩文三語政策苦命，仿如睡公主生日即遭下毒咒。董建華1997年施政報告在第84項講完兩文三語，第85項毒咒就來了。

第85項講母語教學：「學校更廣泛使用母語教學，會有助提高非語文學科的教學水平……」結果，母語教學變成中學語言分流，英中給標籤為御用名校，粵語教學變成中中的負資產。早在2000年，理大中文及雙語學系蘇詠昌教授就曾經發文提醒政府，母語教學規定中中和英中均只能以一種語言教學，實際上把香港推向單語化，與面向多語並用的兩文三語政策背道而馳[1]。

中中英中分流，宛如武林血滴子，讓教育界多年來風聲鶴唳，最終得讓孫公以微調政策拆彈。零八年三月，孫公表示：「政府是支持母語教學，……然而，我們也必須兼顧『中英兼擅』的目標、配合香港的社會情況、學校和家長的期望以及學生的利益……務求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政治語言，後面那句才是真心話——母語教學偏離了「中英兼擅」的大目標，無視了學校、家長和學生的利益。

一個魔咒困擾兩文三語政策十多年。2014年傘運之後，中港矛盾成為了兩文三語政策的第二個魔咒——香港人恐懼並排斥普通話，普教中直接受累。

1999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提出「普教中」為遠程目標，可是一拖再拖，遠程目標在2008年始由語常會以資助及非強制形式推行，是否推行普教中，是各校的校本決定。即便如此，延續自傘運的仇中情緒卻抑止了普教中的發展。

出奇的是，普教中受到質疑，社會討論和官方回應卻聚焦在「普教中能否提升中文能力」這一個議題之上，對「學生普通話水平有否因普教中而提升」的議題置若罔聞。語常會如是，學者教授如是。社會人士與家長是否真的不知道普教中的真正功效是提升普通話能力呢？相信不是。

在某網媒一篇貶抑普教中的報導裏，記者採訪了兩名女孩，一名喜歡普教中，一名不喜歡，報導重點把不喜歡普教中的女孩寫成主角，喜歡普教中的那一位女孩，則隨便幾句就交待過去了。然而，即便是這樣偏頗的報導，文中也還提及主角女孩的母親期待普教中能提升孩子普通話的聽講能力，也承認孩子跟操普通話親人的對答改善了。

事實上，幼兒期素來被認為是習得語言的黄金期，這是上世紀語言學家E. Lenneberg所倡議的假說。加拿大自1970年代起就發展沉浸式雙語教學，讓英語孩子自小以法語學習術科，好讓孩子自動成為英法雙語兼擅之人士，多年實驗已經證明沉浸雙語教育不會削弱孩子學習術科的果效。很明顯，普教中是一種沉浸式教育，其最大功效不是我手寫我口，而是讓孩子在其語言學習黃金期自動多習得一種語言。可惜，香港教育學者顧左右而言他，把普教中這麼明確的一個目的避而不談，由得外行人混淆視聽，使公眾誤解普教中教學的價值。

當今國際形勢，最強兩種語言，一是英語，一是華語（或普通話／Mandarin），香港人不知道嗎？大人快要退休，不想學普通話，是大人的事。孩子呢？不是孩子是否喜歡普通話的問題，問題是缺了這個語言訓練，他們的將來怎麼過活？

不但職業上需要英語和華語能力，社會也要求多一些市民通過英語與華語吸收香港沒有的技術和知識，從而重新發展已經落後於他人的產業。這是實力弱的問題，不是我們喜歡哪個語言的問題。人畢業了就要進入職場，如果有誰畢業前沒靠免費教育學好所需語言，自有語言學校開班讓你付錢補學，屆時人已錯過了語言習得黃金期，又要自掏腰包，待語言學好了，已經人老珠黃，人家生意已不找你，因為大把人華語講得比香港人好。香港人這是仿效周瑜，自以為妙計安天下，實質上賠了夫人又折兵。

再講，就算只講感情，香港人仇中不仇台，也不仇視星馬，為了跟台灣朋友和星馬朋友維持友誼，那個Mandarin要不要學好？

最後，社會還有一種聲音，認為正規教育忽視了粵語，建議孩子該在校學習粵語。如果此說只講莊重場合致辭用的高階粵語，還說得通，但這說法也誤導了很多孩子，讓孩子們以為上學才能學會粵語。粵語在香港，一直是九成市民的家常語，毋須學習，孩子上學前已把粵語包括粗口操至化境。而粵語之鬼馬，在於它規範少，市民愛怎麼講都行。上課教粵語的後果，只是讓上世紀已經壽終正寢的粵語正音風波借屍還魂。當學校老師捉住每個字鬧同學講錯粵語，同學就知咩叫「捉蟲」了！

據2015年統計處所做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9號報告書），香港86.5%人口認為自己廣州話良好，僅23.1%和24.7%人口分別認為自己英語口語及普通話良好。在明擺着的數據跟前，香港好些人還大吹粵語瀕危說，以心理攻勢妨礙英語和普通話教育，其論調講得香港小朋友特別腦殘一樣，仿佛每個兒童腦容量只夠安裝一種語言包，人人相信學了普通話就會失去粵語能力。悲哀的是，播揚這種港人是腦殘的論調者，有人自稱語言學家。

兩文三語政策紅顏命薄，香港人把大粵語變成宗教來崇拜，必有代價。那個代價，找數的不是成年人，卻是小朋友。

[1] So, Daniel (2000). Achieving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without MOI-based bifurcation of the schools: A plea for third-alternatives. In: D.C.S. Li, A. Lin & W.K. Tsang (Ed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pp. 9-34). Hong Ko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2018.7.6刊於橙新聞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8/07/06/010093754.shtml，筆名夏仁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