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貪越反越貪，問題是政府官員沒有公開私人財產，沒有得到輿論監督，權力集中，架構重叠，造成種種貪腐腐敗，大有大貪小有小貪，上層下層官員皆貪，上層受賄，下層偷公司原材料變賣，問題嚴重，貪污必然枉法，嚴重破壞.腐蝕國家利益，大則賣國求榮，中則侵吞國家財產，損害法治公平，官員貪污，足可以亡黨亡國，怵目驚心，我在2009年寫的反貪文章尤在，十四年過去了，貪污腐敗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令人失望和令人擔心國家安危。

中國的貪污腐敗嚴重,官民沖突日益頻繁, 2009/08/08 10:04:50 網誌分類: 政治 編輯 刪除 中國的貪污腐敗嚴重,官民沖突日益頻繁,中國政府不能以駝鳥政策避而不談。 大陸貪污普遍,大官小官無所不貪,有道是;老子當官;兒子大款,老子掌權;兒子抓錢。 當官的由中央至省市地縣鄉,各級官員無所不貪,大有大貪,小有小貪。 表面上官員沒有貪污受賄,但是;他們的家人;兒女,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財源滾滾利路滔滔不絕;在民主社會;是不能容忍的,在透明及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官員必須立即辞職,并遭廉政部門审查,以前財政司梁錦松為例;只是氣車加稅公布前;提早輸歩買車,只便宜了區區十幾萬元,(在大陸只是小兒科),然而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他暗然下台。 在第三.四季即將招開中共第四屆中全會;將討論官員財產公開化,這里牽涉大多數人的利益,能實現嗎? 一單公開;民眾能接受嗎? 他們的財產多得驚人,收入與財產比例不符,一單公布,等如暴露自己是貪官;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此路不通;又謂用高薪養廉,能行得通嗎,然而此是其中杜絕貪污之一種;但不是關鍵性的,關鍵在於制度.法治,透明,民主,輿論監督,才能做到。 中國政府正在處於二難局面,做又死,吳做又死。 若做了;因牽渉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必遭強大的反對,阻礙重重,難有成果。 不做;更嚴重,當問題激化到官民矛循,引至沖突時,其殺傷力更大,民衆一單憤努爆發時,其力量是巨大的,可能一夜之間,將政府推翻,印尼蘓哈圖的貪污政府,被印尼人民推翻是最顯著的例子。 中國政府今天的進退維谷;可像香港七十年前一模一樣,此時香港是個貪污成風的大染缸。 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歴了急劇的轉變。 人口彭漲,社會發展步伐迅速,制造業逢活,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人口急增,使社會資源不能應付實際需要,因而助長了貪汅歪風。 為了維持生計,市民被迫走後門,“送茶錢.”“黑錢”“派鬼”等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層出不穷,市民不僅耳熟能詳,甚至接受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那時,救護人員在接送病人往醫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錢;消防員在開喉救火要收“開喉費”;病人要打賞醫院亚嬸,才能取開水或便盆。 就是輪候公屋,申請入學或各種公共服務,也要賄賂有關官員。 貪污在警隊更為嚴重,高層警官與黑社會勾結,貪贜枉法,中飽私囊現象比比皆是,多如牛毛。 大貪韓德警司因貪污入獄時承認,在他19年警察生涯之中,累積了500萬元港幣財產;(相當於今天的五億港元),他說;貪污在香港警隊中是一種生活方式,就象晚上睡覺,早上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當時貪污已成為香港的嚴重社會問題,但是政府對此似乎了無對策。 普羅大眾對貪污猖厥已達到忍無可忍之地歩,愈來愈多巿民就政府漠視此問題的態度公開發表他們的激憤。 七十年代初期,社會上匯聚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 公眾人士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采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污。 最後,一名外藉總警司的貪污案,令民怨升至沸點,政府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動。 後來政府設立廉政公薯部門;廉政公署是直接向總督負責,24小時辦公,接收舉報投訴,由經驗豐的調查員負責,所有投訴均保密,泄密者將法律追究,以確保舉報者無後顧之憂。廉政公薯非常重視巿民舉報,無論投訴的性質如何輕微,都會列入早晨報告,由執行處首長及處長級人員進行审議,决定是否展開調查。 廉政公薯在實行工作後,檢舉越來越多,揭發貪污被拉的越來越多,官員警隊最嚴重,每天都有人被审查被拉,被判刑,財產充公。 警隊人人自危,風聲鶴戾草木皆兵,今天拉長官,明天拉下屬,在迫狗跳墻之下,警隊終於由某些人糾眾反繫,組織大批警員沖激廉政公薯,將辦公室打至希巴爛。 最後由總督出面調平,事情暫告平息。 但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因警察部門貪污是全面的,由最大的長官至最小的警員都貪污,如果徹底查辦;就是要將所有警員要查辦,如此一來,警察部門就要癱痪,將會產生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此時政府研究出一個二全其美方案;重案大案一律繼續查辦,并限定時間給犯人投案自首,退贜款者從寬處理,小案小貪一律過往不究,此後貪污的無論大小一樣要查辦,以安撫大多數打擊少數;經過立法公布後才將事件平息。 此後那些大貪官員外逃的被拉的,在政府部門已不復存在貪污問題,社會貪污風氣已被肅清,香港才有今天的廉潔政府。 中國的貪污問題;有如下的論點。 腐敗猶如一個社會的腫瘤，它對社會機體的侵蝕、破壞足以導致整個社會的瓦解和道德的崩潰。反腐倡廉，作為新世紀中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吸引著關心中國發展的海內外人士的注意。 那麼，2004年的中國在反腐領域有何進展？肆意蔓延的腐敗的根源何在？廣為爭議的“退贓帳號”等提議是否又是社會期待已久的反腐良策呢？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就此為您製作了五集特別報導《退贓帳號及中國的反腐敗》。 第二集：反腐工程三條配套措施之爭議 作為當今中國的一大課題，反腐敗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爭論，完全是情理之中。而中國學界、民間對湖南省委幹部王明高為組長的反腐敗研究課題組提出的“一二三工程”爭論也並不局限於“退贓帳號”本身，這一反腐工程所提議的三條配套措施也在接受著各界的審視。三條配套措施之一是實行存款實名制，完善國家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登記制。而實際上，中國政府在多年前就作出過這一規定，但卻無疾而終。而對於另一條配套措施，也就是“健全舉報制度，獎勵舉報者最高50%的追繳款項”的提議，許多專家認為，它仍存在著嚴重缺陷，尤其是這種獎勵制度隨意性太強，不符合依法治國的觀念。 四川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陽教授說-- 向朝陽：這不太妥當，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因為那些舉報的人都是為了錢去舉報，那些為了錢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不是更多嗎？不是找麻煩嗎？ 以俸養廉之爭 另外，反腐工程提議的配套措施還包括：提高國家公職人員待遇，以俸養廉。主持“一二三反腐工程”課題組的組長、湖南省委組織部處級幹部王明高以研究反腐敗學者的身份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以新加坡為例對以俸養廉做了說明。 王明高：我們研究新加坡以及比較發達的國家，對公務員來說，在比較發達的國家他們是實施“以俸養廉”，用俸祿使新加坡的官員能夠過比較體面的生活，假使在他退休以後，沒有任何腐敗或者失職等重大的過錯的話，在退休以後國家給他的俸祿能夠給他在生老病死都不會遇到障礙，就是能過一種比較體面的生活。 不過，對於外界許多人士來說，“以俸養廉”實際上就是“高薪養廉”，而高薪是否能夠養廉似乎一直都受到人們的質疑、甚至否定。向朝陽教授談到自己的看法時說-- 向朝陽：高薪養廉首先要制度化才是基本的，貪官污吏貪那麼多錢他都還不夠，所以不是高薪就能夠養廉的問題。工資高一點，給合理的報酬，保持一個人的心理平衡是有必要的，但不一定高薪就能養廉。首先幹部遴選制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那個人根本沒資格當幹部，又沒那個能力又沒那個德性，你說給他高薪就能養廉嗎？養不了廉的，還是個完整的配套制度問題。它必須要有完整的配套制度，光靠某一項不行，每一項制度與制度之間都是相互銜接的。 但是，王明高解釋說，新加坡所做的實際上並不是高薪養廉，而是以俸養廉，只是在翻譯過程中出現偏差而被說成是高薪養廉。他同時表示，兩者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本質上是不一樣的。 王明高：關於高薪養廉，或是以俸養廉，我們對外是第一次談論這個話題，但是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前後研究了七、八年，到底是以俸養廉還是高薪養廉？這不僅僅是一字之差，在根本上它是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安排。 對於高薪養廉，王明高還進一步表示，他本人也認為，在中國不但行不通，而且也不現實。 王明高：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這個高薪養廉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都是不可能實行的。現在通過很多次改革，有人說幹部太多了，如果還要再以高薪的話，確確實實以國家的財力來說，也不可能接受，不可能高薪它就不腐敗。薪比較高它可能腐敗的情形比較降低一些，但不是高薪就一定不腐敗，這絶對不是劃等號的，而且以國內查處的貪官來說，薪水比較高的，他不必為他生活的生老病死來發愁，也還在那行賄收賄，所以並不是高薪能夠達到的。 不過，王明高同時認為，以俸養廉則可以行得通，而且有必要。 王明高：以俸養廉就是像新加坡那些公務員過一份非常好的生活，退休以後不必為他生病、養老等等各個方面感到困難，覺得做公務員是一件值得羨慕的工作。要是做一個公務員不能過一種比較體面的生活的話，那麼優秀的人不會往公務員去，他就會一部份流向國外，一部份留在國外商人辦的私人公司，或者國內的一些私人企業。當然那些各種的企業也是國家的人才，但是更重要的，國家要吸收無數這樣的最優秀的人才，到國家的管理等高層次的地位來，讓國家走向富強的方面，我說的意思就是公務員的俸祿，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要和他相應。 課題組與反對者就以俸養廉或高薪養廉的爭論，同時也在是否能借鑒香港、新加坡經驗的問題上表現出來。多年來，在國際反腐敗機構“透明國際”對全球各地的腐敗、清廉指數統計中，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屬於亞洲地區清廉指數較高者。由於香港和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可以說有著同宗、同文的共同點，因此有學者和民間人士認為，其借鑒意義應當很大。 專門從事中國腐敗問題研究的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孫雁表示-- 孫雁：我們很喜歡談西方控制腐敗的方法，但是我們應該看近一點，因為和我們文化上最近的就是香港、新加坡，他們在反腐敗方面，我想在非西方國家當中，只有這兩個地方可以跟西方國家比，而且他們都是中國文化，都是講人情的文化，我們向他們學我想可以學到更多一些東西吧！西方的話，因為在制度、文化方面也都不太一樣，在西方，人與人之間關係很封的，不像中國人那樣，像西方人他可以板下臉來說：不給你幫忙，他不會侵犯自己的利益來給你幫忙，但中國人際關係就不太一樣，所以這兩個地區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對於香港數十年來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方面的成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在去年十一月份表示：是各界“有目共睹”的。董建華特別提及七十年代成立的廉政公署在使香港取得“廉潔之都”稱號方面所起的作用。孫雁教授也以香港的廉政公署為例進一步評析說-- 孫雁：廉政公署有一點至高的權力，在經費上是高於國家、高於社會，所謂國家就是政府部門，所謂社會就是各大財團，都和他沒有什麼關係，你拉關係也拉不上，金錢也影響不了，一個是在權力經費上，它幾乎是至高的，一個是不受什麼政治社會的壓力，因為他是一幫菁英，是精選出來的，而且執法很認真。我想香港前財政部長梁錦松，他在知道要漲稅之前，購了一部豪華車，就因為這一點事情就辭職了。中國的話是不可能的，我想中國要能達到這一點的話，也就差不多了，能執法這麼認真。像香港的話，信封用了的話，都要受調查要罰款的，在我們中國的話，像公車、公家手機、公費旅遊、公費吃喝，那根本就不算是腐敗的事情。 但是，四川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陽教授則認為，香港新加坡的經驗固然對當地起到極大作用，但它對中國大陸來說，仍有其局限性，並不完全適用。 向朝陽：中國的情況很複雜，香港是個小地方，以中國的國家公務員來說，湖南的公務員和北京的公務員就不一樣了，它有個國家宏觀大政策的平衡問題，而不是一個地方一下就能解決得了的。在這個地方它和香港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如果有一種情況，說那些貪污的人太多了，實在也查不過來，也不可能把人都抓起來，做為一個臨時性的措施，說這些人在什麼時間之內把錢交來我們就可以減輕處罰，輕的甚至可以免除處罰，可以做為臨時性措施考慮，應該在特定情形下，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做為一種制度的話，那是不行的，那是開玩笑。 向朝陽教授進一步指出，香港在七十年代發起廉政風暴，成立廉政公署，並實施退贓免責，的確為香港的反腐廉潔立下汗馬功勞；但它畢竟是臨時性的行政措施，而非政策法律，而且其成果的穩定延續更多是伴隨著其後進行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調整與跟進。 向朝陽：香港的反腐以前警察貪的厲害也有臨時性的特定措施，以前香港的警察人人都貪，香港腐敗的很厲害，後來搞廉政風暴，把警察全抓起來了。當時就有一個臨時性的政策，凡是在什麼時間之內，自己去投案自首的，自己去退贓的，那就既往不究，但是既往不究不是以後也不究，以後再犯那就究了。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加強公務員的薪資，該提的就提，一切合理化，各種監督制度跟進，但這還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 “捕魚理論”回應質疑 反腐暗藏權力鬥爭？ 目前，面對外界對“一二三工程”的退贓帳號及其特別決定、配套措施等提議的種種反對，以王明高為組長的課題組又提出了一條“捕魚理論”作為回應。王明高在接受中國國內媒體採訪時解釋說，反腐敗就好比是撒網捕魚，關鍵是魚網必須沒有漏洞，才能夠捕得到魚；而課題組設計的退贓帳號比以前一些地方實行的廉政帳戶科學，再加上兩項特別政策以及三條配套措施一起，能夠共同編織出一張反腐敗的大網。 不過，這種解釋並沒有打消外界對這項反腐工程有效性的質疑。不僅如此，鑒於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曾提出，“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絕不能姑息，絕不手軟！”，而課題組隨後提出的退贓帳號則建議要“主動退贓、一律免責”，因此，海外有媒體和中國問題觀察家認為，這有可能是中國上層有人與當時尚未最後掌握軍權的胡錦濤展開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不排除有人要和胡錦濤的“絕不姑息，絕不能手軟”路線對著幹，並藉此削弱胡的施政權威，而《中國青年報》之後發表的質疑退贓帳戶的署名評論，則是團派出身的胡錦濤一方發出的回擊聲音。 對這種分析，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法學專家袁紅冰教授不以為然。 袁紅冰：我覺得外界有點過份的關注中國內部所謂的派系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當然做為政治運作是一定要嚴密關注的，但是不可以過分。 不過，袁紅冰教授也認為，腐敗已成為中國官場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 袁紅冰：由於腐敗已經成為官僚之間的普遍現象，因此現在的反腐敗已經成為各個派系之間進行鬥爭的一種攻擊對方的借口。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時期，如果你想整倒對方的話，那你就要找他有沒有什麼男女關係問題，找他有沒有什麼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現在派系鬥爭已經演化為互相以是否追究揭發對方的貪污，抓住對方貪污腐敗的把柄，來作為鬥爭對方的手段，因此越來越成為一種權力鬥爭的砝碼。外界對退贓帳號動機的猜測雖然難以得到證實，但這一反腐措施的提議一經提出就倍受關注、爭論的事實，則顯示出腐敗問題在當今中國的嚴重性以及各界民眾希望政府強力反腐的迫切性。那麼，中國腐敗問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政府是否有能力、又該如何進行反腐呢？這個問題已成為當今考驗中國政府政治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